【摘要】在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框架下， 审计重要性水平对审计全过程具有重要作用， 且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但尚未有文献直接研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审计重要性水平之间的关系。本文利用2018 ～ 2022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 研究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 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与审计重要性水平负相关。调节效应检验表明， 财务风险、客户依赖程度能够调节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 在两职分离的企业中， 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更显著； 当审计报告激进程度较高时， 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更显著。
【关键词】关键审计事项；审计重要性水平；信息含量；财务风险；客户依赖程度
【中图分类号】F832.51" " " 【文献标识码】A" " " 【文章编号】1004-0994（2025）07-0073-7
一、 引言
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 提升资本市场信息效率， 进一步健全我国资本市场体系。而通过降低资本市场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提升投资者决策效率， 可有效提升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为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一方面要促进企业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外部监管机构提供的信息。除去官方监管机构， 审计机构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监管力量和外部信息来源， 审计报告则是审计监督全过程的最终产品以及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沟通的纽带， 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为了应对变化复杂的资本市场、 降低重大金融风险， 近年来各国的审计准则制定机构都对审计报告提出了新要求， 其中之一是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段， 以与治理层沟通过的事项为起点， 选取审计师认为需要重点关注的事项， 并具体说明选择的原因以及审计师的应对方式， 以提升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 增强其决策有用性。我国财政部要求A股上市公司自2017 年1月1日起在审计报告中增设关键审计事项段， 其初衷是提升审计报告信息价值、 提高审计工作透明度。但已有研究表明， 关键审计事项段存在内容趋同、 模板化严重的问题。由于审计准则未对关键审计事项的质量提出明确要求， 关键审计事项的选择和披露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计师的职业判断， 其信息含量难以得到保证。而能否提供增量信息是关键审计事项发挥作用的基础。若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含量高， 则从内容上看， 意味着可能个性化问题较多， 潜在风险较高； 从审计师职业行为上看， 可能说明审计师采取了风险规避行为。
在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 确定审计重要性水平贯穿于“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的全过程， 对审计效率和效果都有重要影响。不同信息含量的关键审计事项一方面反映不同程度的审计风险， 另一方面也揭示上一年度审计师的风险应对模式， 是审计师风险评估的重要信息来源。在评估审计重要性水平的过程中， 不同信息含量的关键审计事项传达出的风险信号也不同， 通过影响审计师感知的审计风险影响审计师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判断。因此， 研究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是否会影响审计师确定的审计重要性水平， 能够反映关键审计事项提供的信息价值是如何影响审计师职业判断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关键审计事项对审计师责任感知以及审计质量的影响上， 尚未有文献直接研究关键审计事项如何影响审计师职业判断。本文基于风险导向审计理论， 利用2018 ～ 2022年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与审计重要性水平的相关数据， 实证检验上年度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本文的可能贡献如下： 首先， 丰富了审计重要性水平影响因素和关键审计事项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 其次， 将关键审计事项对审计师的影响细化到职业判断层面， 反映审计师职业判断之间的相关性； 最后，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关键审计事项可以通过信号传递功能发挥治理作用， 为审计准则的实施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 文献综述
1. 关于关键审计事项的经济后果。现有对关键审计事项相关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披露效率、 关键审计事项对审计师的影响以及对管理层的影响。
（1） 信息披露效率方面。从关键审计事项的积极影响来看， 其可以提供增量信息（王木之和李丹，2019）， 通过发挥信号传递功能提高审计报告质量和信息透明度， 从而提升审计报告的沟通价值（王艳艳等，2018）。对财务报表使用者而言， 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能降低股价同步性（Goh 等，2020）， 增强投资者对管理层盈余管理的感知（陈丽红等，2019）， 提高投资者的盈余反应系数（Reid 等，2019）、 决策效率（姜丽莎等，2020）以及财务报表使用者对审计报告的信任度（张睿等，2022）。但是， 也有学者认为： 关键审计事项所反映的风险信息存在重复性高、 模板化严重的问题， 无法提供增量信息（Lennox和Wu，2019）； 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并未引起股票分析师的关注（薛刚等，2020）， 因此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无法起到提高盈余管理预测准确性的作用。
（2） 关键审计事项对审计师的影响方面。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审计师感知到的责任和审计质量展开。就审计师感知到的责任而言， 基于罪责控制理论， 有学者认为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会增加审计失败给审计师带来的法律责任（Gimbar，2016）， 使得审计师付出更多努力以提高审计质量（鄢翔等，2018）。也有学者认为， 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是审计师对信息使用者事前风险预警的方式， 可以降低审计师的法律风险（Brasel和Doxey，2016）。就审计质量而言， 部分学者认为关键审计事项能够提升审计报告的有用性和审计质量（梁刚和曾旭，2019）， 但也有学者认为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有掩饰风险的可能性， 会降低财务报表的可信度， 导致审计质量下降（Sirois等，2018）。
（3） 关键审计事项对管理层的影响方面。财政部要求在审计报告中增设关键审计事项段后， 审计师会对可能的风险事项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导致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增加， 从而提升外部监督效率（宋建波和冯晓晴，2022），" 这能有效约束管理层的自利行为。比如， 减少管理层对坏消息的隐瞒和粉饰（史永和李思昊，2020）、 遏制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Xiaoyan等，2023）， 同时在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说明中更加注重对风险的描述（Hosseinniakani等，2021）。
2. 关于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因素。现有关于审计重要性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分为审计师自身因素、 被审计单位内部因素、 行业因素以及财务信息使用者需求因素。从审计师自身因素来看， 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审计重要性水平正相关（郑石桥和许玲玲，2020）， 审计师与客户关系的长期性与审计重要性水平负相关（Popa等，2013）。从被审计单位内部因素来看， 关联方交易水平、 薪酬水平与审计重要性水平负相关， 异常审计收费会导致审计重要性水平提升， 政府审计会导致较高的审计重要性水平， 客户集中度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判断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徐玲俐和郑石桥，2022；郑石桥等，2022；邹艳红和郑石桥，2022；周灵欣和郑石桥，2021；郑越方和郑石桥，2021）。从行业因素来看， 审计师倾向于对金融业使用更低的审计重要性水平， 对工业和制造业使用较高的审计重要性水平（Iskandar，1996）。从财务信息使用者需求因素来看， 管理层的诚信和胜任能力、 客户的财务状况、 财务信息主要使用者的需求会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确定产生影响（Popa等，2013）。
综上， 已有文献在关键审计事项对审计师感知责任和审计质量的影响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国内外尚未有直接研究关键审计事项与审计重要性水平关系的文献。研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 对于揭示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能否起到应有的风险预警作用， 反映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能否影响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和审计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通过理论分析和经验数据检验， 研究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机制， 以期丰富相关理论研究， 推动审计师更加全面、 客观地设定审计重要性水平， 进而提高审计质量。
三、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关键审计事项所包含的增量信息是提高审计报告信息价值的关键， 但审计师选择披露更丰富的关键审计事项的动机会影响关键审计事项信号传递作用的有效发挥（吕先锫和付一迪，2023）， 本文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第一种情况， 基于审计准则设立的初衷， 审计师在执行审计程序后发现被审计单位存在的风险较高， 为了提醒财务报告使用者关注， 同时证明自己按要求充分履行了审计程序， 选择披露信息含量更高的关键审计事项。这种情况下， 下年度审计师感知到被审计单位存在的风险事项较多， 审计风险较高， 就会选择设定更低的审计重要性水平以控制风险。第二种情况， 审计师察觉到被审计单位可能存在高风险， 但出于降低审计成本、 维系客户关系的考虑， 选择在关键审计事项段中披露更多信息以降低自身的法律风险。这种情况下， 下一年度审计师感知到的法律风险降低， 进而感知到的审计风险也较低， 就会选择更高的审计重要性水平。
审计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动机不同， 也会影响关键审计事项作用的发挥（陈丽红等，2024）。相应地， 本文将审计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动机也分为两类， 分别讨论其对审计重要性水平产生的影响。第一类， 审计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动机符合审计准则设置的初衷， 即反映可能存在风险的事项， 提醒财务报表预期使用者注意， 提高审计报告的透明度， 同时为自己充分履行审计职责提供证明。第二类， 审计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动机是逃避法律风险， 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作为“免责声明”。
1. 上年度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 风险事项和审计重要性水平。我国财政部要求自2017年起在A股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中增加关键审计事项段， 这是进一步缓解资本市场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 提高审计报告质量和审计师责任的重要举措。传统审计报告所提供的标准化内容已无法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 关键审计事项是审计师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全面分析后得出的需要特别关注的事项， 其作用在于提供与被审计单位相关的增量信息。然而， 并非所有的关键审计事项都能提供增量信息， 有学者研究发现当前关键审计事项段的披露存在锚定效应（姚宏等，2023）， 同行业中关键审计事项在文本相似度、 披露数量上存在显著相似性（路军和张金丹，2018）。显然， 高度重复的信息不具有提供增量信息价值的功能。因此， 有必要将关键审计事项段中的信息进行分类， 与同行业其他企业高度相似的信息为标准信息， 区别于同行业的个性化信息才是真正具有价值的信息（Hanley和Hoberg，2010；Brown和Tucker，2011）。上一年度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段的个性化信息越多， 其信息含量就越高。从内容上看， 由于关键审计事项具有风险预警特质， 意味着其所传递的风险预警信息更多（楚有为，2022）； 从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上看， 审计师倾向于通过披露更多的关键审计事项降低审计风险， 表现为更为谨慎的风险应对行为（刘晨，2024）。
当上年度关键审计事项段中信息含量较高时， 表明当年需要引起投资者注意的风险事项较多， 提示着被审计单位存在的潜在风险较大， 在风险评估阶段会成为重大错报风险水平较高的佐证， 导致审计师感知到的审计风险增加。上年度审计师披露较为复杂的关键审计事项， 可以促使当年度审计师采取更为谨慎的风险应对行为， 在关键审计事项段中未被提及的事项如果在日后产生重大错报， 财务报表使用者会认为审计师未充分履行审计职责， 将错报未被发现的部分原因归咎于审计师， 从而增加审计师的法律风险（Gimbar等，2016）， 对审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产生不良影响。
在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框架下， 审计师应当在全面识别和评估审计风险的基础上实施审计程序， 将审计风险降低至可接受的低水平。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对审计风险的定义为“审计风险=重大错报风险×检查风险”。对于审计师而言， 重大错报风险无法通过实施审计程序加以控制， 当审计师可接受的审计风险一定时， 审计师只能在全面评估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基础上确定可接受的检查风险（陈浩鸿和李强，2019）。现代风险导向审计要求审计师全面、 系统地评估被审计单位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的风险， 最终目的是降低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但未被发现的可能性。审计重要性水平则是判断错报是否“重要”的标准， 在审计计划阶段， 审计师根据对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确定一个或多个重要性水平阈值， 如果某一错报超过这个阈值， 就认为该错报对财务报表而言是重大的， 会影响审计师的审计结论。随着审计工作的不断深入， 审计师对企业财务报表中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会发生变化， 相应的审计重要性水平也会发生变化。若审计师在审计工作中发现被审计单位的重大错报风险较高， 为了降低检查风险， 审计师就会选择较低的审计重要性水平， 通过扩大审计范围来提高审计结论的可靠程度。高信息含量的关键审计事项给审计师带来了更强的风险感知， 因此为了减轻法律责任， 维护自己的良好声誉， 审计师在确定重要性水平时更可能选择较低的临界值， 扩大审计范围以提升审计效果， 将审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基于此， 本文提出H1： 上年度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越高， 审计重要性水平越低。
2. 上年度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 法律责任和审计重要性水平。在关键审计事项段中披露某些存在风险的事项， 一方面不会影响审计结论， 另一方面也能成为审计师已经充分执行审计程序的佐证。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相当于产品的“安全标签”， 产品警示已经告知消费者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并提醒财务报告使用者需要注意的方面。 因此， 安全警示可以起到已经向财务报告使用者告知潜在风险的免责声明（Mercer和Palmiter，2010 ） 。审计报告相当于审计师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的产品， 关键审计事项则起到告知利益相关者可能存在风险事项的作用。 即使日后财务报告有关方面产生了重大错报， 财务报告使用者也会认为审计师已经充分执行了审计程序并识别出相应的风险， 从而降低审计师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风险（Brasel等，2016）。相比直接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在关键审计事项段中披露可能存在重大风险的事项是对审计师而言成本更低的选择。关于关键审计事项与审计师感知到的责任之间的关系， 学界尚未达成定论。有学者研究发现， 关键审计事项段的披露能够降低审计师感知到的风险， 审计师通过将审计后仍存在重大错报风险的事项披露在关键审计事项段中来降低事后的责任风险， 同时规避损失客户的业务风险， 起到了风险遮掩的作用（吕先锫和付一迪，2023）， 在这种情况下发布的标准审计意见质量更低。可见， 如果只是出于减轻法律责任的目的披露更为丰富的关键审计事项， 则无法起到提高投资者投资绩效的作用， 而仅仅是审计师模板化的责任规避行为。因此， 当上年度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较高时， 可能代表着审计师具有责任规避行为以及较低的审计质量。这种责任规避行为对于当年度审计师的审计工作质量可能存在传染效应， 导致审计师在风险评估阶段会选择较高的审计重要性水平， 并通过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来抵消高审计重要性水平产生的审计风险。
基于此， 本文提出H2： 上年度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越高， 审计重要性水平越高。
四、 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利用2018 ～ 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并将金融行业、 ST或∗ST类和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剔除。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 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 最终样本量为13992个。本文的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数据来自DIB数据库， 并经手工整理后得到审计重要性水平的数据， 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相关数据来自WinGo数据库， 其他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
2. 变量设置。
（1） 被解释变量： 审计重要性水平（MT）。由于我国审计准则并未要求披露审计重要性水平， 本文参考郑石桥和许玲玲（2020）提出的审计重要性水平衡量方法， 并参考财务报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评价标准， 将各家公司的内部控制缺陷评价基准与其对应的百分比相乘计算出重大缺陷评价指标临界值， 取其最小值作为审计重要性水平临界值， 并将这个临界值除以公司总资产以消除规模效应的影响。该方法之所以可行， 是因为： 首先， 现实中很多企业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评价标准是依据审计重要性水平提出的。例如， 东阿阿胶的内部控制报告中对于财务报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评价标准为“考虑补偿性控制措施和实际偏差率后， 该缺陷总体影响水平高于重要性水平”。其次， 实务工作中审计师确定审计重要性水平的方法是选定一个基准并乘以适当的百分比， 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标准的制定方法相同。而且， 多数公司的内部控制缺陷评价标准都是在审计师的指导下制定的， 因此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与审计重要性水平有较高的相似性。
（2） 解释变量： 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diff）。借鉴吴秋生等（2022）的研究， 用关键审计事项内容的差异性衡量其信息含量， 具体方法如下： 通过WinGo数据库中KAM段相似度（KAM_Simi）来计算KAM差异度（KAM_
DW）。对于KAM相似度（KAM_Simi）， 利用以WinGo方法计算KAM报告当期与同一行业其他所有公司报告当期的相似度的中位数（KAM_Simi1）或均值（KAM_Simi2）进行衡量。计算步骤如下： ①对KAM中的文本进行分词； ②对分词结果进行清洗； ③计算文本中词的TF-IDF值； ④训练词向量并将其进行TF-IDF加权得到文本向量； ⑤采用最广泛使用的余弦函数对文本相似性进行度量。KAM相似度指标介于0 ～ 1之间， 该值越大， 表示文本之间的相似度越高； 反之， 则相似度越低。计算1与KAM相似度的差， 即可得到KAM差异度， 即KAM_DW
=1-KAM_Simi。
（3） 控制变量。参照现有关于审计重要性水平的研究（徐玲俐和郑石桥，2022；郑石桥等，2022）， 选取是否更换会计师事务所（switch）、 应收账款比率（lnv）、 机构投资者持股（ins）、 企业信息披露质量（abs）、 企业规模（lnsize）、 总资产净利率（roa）、 成长性（growth）作为控制变量。此外， 设置年份（year）虚拟变量。具体定义见表1。
3. 模型构建。基于上述理论假设， 参考宋建波等（2022）的研究， 本文设计模型（1）来检验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由于公司当年度的关键审计事项在下一年度披露， 审计师在当年度进行风险评估时， 所利用的信息是上年度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因此， 本文主要关注上年度的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如何影响当年度审计师的重要性水平设定， 以检验关键审计事项能否发挥信号传递作用。
MTi，t=α0+α1diffi，t-1+α2controlsi，t+year+εi，t （1）
五、 实证结果与分析
1. 描述性统计。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所示。审计重要性水平（MT）的均值为0.006， 最大值为0.03， 最小值为0， 说明企业之间的审计重要性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diff）的均值为0.404， 说明当前我国上市公司关键审计事项段普遍存在较大相似性； 最小值为0.103， 最大值为1.005， 说明各上市公司关键审计事项段的信息含量存在异质性。
2. 基准回归。本文OLS固定效应模型多元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difft-1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上年度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与本年度审计重要性水平负相关， 证明上年度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越高， 当年设定的审计重要性水平就越低， 验证了本文的H1。这表明关键审计事项能够通过风险信号的传递影响审计师的职业判断， 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含量越高， 其中所包含的风险事项越多， 被审计单位存在重大错报风险的可能性越高， 就越会引起审计师的职业警觉。为了控制总体审计风险、 减轻可能面临的法律责任， 审计师倾向于选择较低的审计重要性水平， 扩大审计范围以提高审计效率。H2不成立， 可能的原因是即便上年度审计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动机是减轻法律责任， 这种动机并不会对当年度审计师的职业判断产生显著影响。基于职业谨慎态度， 审计师在风险应对过程中更倾向于控制风险而非接受风险。
3. 调节效应检验。
（1） 企业财务风险的调节效应。企业的财务风险主要用来衡量企业未来财务活动面临的不确定性， 财务风险越高， 意味着企业未来经营的不确定性越高， 对企业可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越大。因此， 财务风险会导致财务报表整体层面的重大错报风险， 是审计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一般而言， 财务风险越高， 审计师选择的重要性水平会越低， 以此来控制检查风险。本文引入财务风险（risk）作为调节变量， 用企业的财务杠杆衡量财务风险， 对财务风险数据取年份行业中位数， 从而生成企业财务风险虚拟变量（drisk）， 高于中位数的企业取1， 低于中位数的企业取0， 研究财务风险在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中是否会发挥调节作用。回归结果如表4第（1）列所示， 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与企业财务风险的交乘项（diff×drisk）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财务风险越高， 关键审计事项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越大。可能的解释是高财务风险和高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说明被审计单位重大错报风险较高， 从而促使审计师更为谨慎， 使其为了降低审计失败的风险选择更低的审计重要性水平。
（2） 客户依赖程度的调节效应。企业的客户依赖程度是指客户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重要性， 用客户审计收费占会计师事务所全年审计收费的比重衡量， 该比重越高， 客户依赖程度就越大。审计师客户的依赖程度可能会影响其职业判断， 更容易纵容对大客户的盈余管理行为（陈波，2013）。为了留住大客户， 审计师可能会在进行职业判断时对某些风险行为做出妥协。本文引入客户依赖程度（CI）作为调节变量， 对客户依赖程度数据取年份行业中位数， 从而生成客户依赖程度虚拟变量（dCI）， 高于中位数的企业取1， 低于中位数的企业取0， 研究客户依赖程度在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中是否会发挥调节作用。回归结果如表4第（2）列所示， 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与客户依赖程度的交乘项（diff×dCI）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客户依赖程度会削弱关键审计事项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 当会计师事务所对客户依赖程度较高时， 即便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较高， 也可能存在高风险， 但考虑到客户关系的维系， 审计师仍可能会选择相对较高的审计重要性水平， 容忍更高的审计风险。
4. 稳健性检验。为了验证结论的可靠性， 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 第一， 其余条件不变， 改变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采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评价标准临界值/所有者权益总额”衡量审计重要性水平（MT2）， 回归结果如表5第（1）列所示， 主要结论保持不变。第二， 保持被解释变量不变， 改变解释变量的衡量方法。用KAM报告当期与同一行业其他所有公司报告当期的相似度的均值（KAM_Simi2）衡量关键审计事项相似度即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difft-12）， 仍然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第（2）列所示， 结论不变。
5. 进一步分析。
（1） 董事会两职是否分离。该情况涉及两职分离和两职合一两种。委托代理理论认为， 两职分离可以提高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督绩效， 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 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在我国制度背景下， 董事长和总经理市场尚未成熟， 公司的治理监督机制尚不完善， 两职合一会弱化董事会的监管职能， 削弱内部控制的防线， 增强管理层自利行为的倾向。两职分离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企业的治理水平， 是审计师进行风险评估的重要考量因素。当企业内部控制风险较高时， 审计师确定的审计重要性水平会偏低， 此时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会被削弱。因此本文预期， 相较于两职合一的企业， 在两职分离的企业中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含量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更显著。按照两职分离和两职合一进行分组回归， 结果如表6所示。在两职合一的企业中， 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对审计重要性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而在两职分离的企业中， 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与审计重要性水平显著负相关。
（2） 审计报告激进程度。审计报告激进程度通常被用于衡量审计质量， 审计报告越激进， 审计质量就越低。参考Gul等（2013）的研究， 用实际审计意见与预计发表无保留意见概率之差衡量审计报告激进程度， 该值越大， 审计意见越激进， 审计师的风险接受程度越高， 同时审计失败带来的法律风险也越高。为了降低日后发生审计失败给审计师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法律风险， 并证明审计师已执行充分适当的审计程序， 审计师可能会更加重视关键审计事项所传递的风险信号， 在执行审计程序时选择更低的审计重要性水平。因此， 本文预期当审计报告更为激进时， 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更显著。将审计报告激进程度按照行业年度中位数分为高低两组进行分组回归， 结果如表7所示。当审计报告激进程度较低时， 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当审计报告激进程度较高时， 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与本文预期一致。该检验结果也表明， 审计师执行审计程序的动机会影响关键审计事项的治理效能， 当审计师预计审计风险较高时， 其对外部风险的感知会更为敏感， 从而更加谨慎。
六、 研究结论与启示
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关键审计事项段是近年来为提升审计报告信息价值提出的新要求， 自2017年财政部要求在A股上市公司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段以来， 关键审计事项段能否提升审计报告信息价值和投资者决策效果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不同于以往研究， 本文将关键审计事项段信号传递的对象聚焦到审计师行为上， 基于关键审计事项数据实证检验了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是否会影响审计重要性水平。研究结果表明： ①上年度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越高， 审计师越会倾向于设定较低的审计重要性水平。②在高财务风险、 低客户依赖程度和两职分离的企业中， 上年度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③当审计报告激进程度较低时， 上年度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当审计报告激进程度较高时， 上年度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显著。上述结论表明， 上年度关键审计事项会成为审计师当年风险评估的重要考量， 从而影响审计师的风险应对行为。同时，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和审计重要性水平设定共同作为审计风险应对的一部分， 其内部具有一定相关性， 当审计师感知到审计风险较高时， 会相应地披露更具信息价值的关键审计事项， 同时设定更低的审计重要性水平。
基于上述结论， 本文的启示如下： ①高信息含量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能够传递风险信息， 提升审计报告的沟通价值， 影响外部信息使用者和审计师的风险决策。因此， 除了需要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格式及内容进行规范， 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要求， 增加个性化信息的披露， 发挥信息预警的实质功能。②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 审计师的风险应对行为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相关性， 通过研究审计师风险应对各环节之间的关联性能进一步揭示审计风险， 提高审计报告的使用价值。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陈丽红，张呈，张龙平等．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盈余价值相关性［ J］．审计研究，2019（3）：65 ～ 74．
楚有为．政策性负担与审计师风险应对——基于关键审计事项的研究［ 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2（4）：32 ～ 40．
姜丽莎，李超凡，冯均科．新审计报告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吗？［ J］．审计研究，2020（3）：68 ～ 76．
梁刚， 曾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J］．会计之友，2019（6）：38 ～ 43．
路军，张金丹．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初步研究——来自A+H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J］．会计研究，2018（2）：83 ～ 89．
吕先锫，付一迪．审计报告信息多元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关键审计事项的风险遮掩效应［ J］．审计研究，2023（6）：84 ～ 96．
史永，李思昊．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 J］．中国软科学，2020（6）：136 ～ 144．
宋建波，冯晓晴．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与公司债券发行定价——基于文本相似度视角［ J］．会计研究，2022（3）：174 ～ 191．
王木之，李丹．新审计报告和股价同步性［ J］．会计研究，2019（1）：86 ～ 92．
王艳艳，许锐，王成龙等．关键审计事项段能够提高审计报告的沟通价值吗？［ J］．会计研究，2018（6）：86 ～ 93．
吴秋生，卫晓明，江雅婧．审计结果质量与关键审计事项差异度［ 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2（3）：19 ～ 29．
徐玲俐，郑石桥．关联交易是否会影响审计重要性水平？——以经营风险为中介变量［ J］．财会通讯，2022（13）：31 ～ 35+41．
薛刚，王储，赵西卜．谁更关心关键审计事项： 管理层还是分析师［ J］．审计研究，2020（2）：87 ～ 95．
鄢翔，张人方，黄俊．关键事项审计报告准则的溢出效应研究［ J］．审计研究，2018（6）：73 ～ 80．
姚宏，孙晓杰，王慧慧．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决策中的锚定效应会影响审计质量吗？［ 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64 ～ 76．
郑石桥，柯遵妍，张兴源．薪酬水平、股权性质与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 J］．会计之友，2022（8）：118 ～ 126．
郑石桥，许玲玲．审计师行业专长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基于股权性质的调节作用研究［ 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0（4）：19 ～ 27．
郑越方，郑石桥．被审计单位客户集中度对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 J］．财会月刊，2021（20）：96 ～ 103．
周灵欣，郑石桥．政府审计会影响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吗？［ J］．财会通讯，2021（19）：19 ～ 23+75．
邹艳红，郑石桥．异常审计收费会影响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吗？——以事务所类型为调节变量［ J］．财会通讯，2022（11）：26 ～ 31+43．
Brasel K.， Doxey M. M.， Grenier J. H.， et al.. Risk disclosure preceding negative outcomes： The effects of reporting critical audit matters on judgments of auditor liability［ J］．The Accounting Review，2016（5）：1345 ～ 1362．
Brown S. V. J.， Tucker W.. Large-sample evidence on firms year-over-year MD＆A modifications［ 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11（2）：309 ～ 346．
Popa E. I.， Span G.， Dumitru M.， et al..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mplications of qualitative factors in making decisions related to the materiality level： The case of Romania［ J］．Economic Research-Ekonomska Istraživanja，2013（4）：43 ～ 58．
Gimbar C.， Hansen B.， Ozlanski M. E.. The effects of critical audit matter paragraphs and accounting standard precision on auditor liability［ J］．The Accoun-
ting Review，2016（6）：1629 ～ 1646．
Hanley K．W.， Hoberg G..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IPO prospectuses［ J］．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0（7）：2821 ～ 2864．
Hosseinniakani M.， Overland C.， Samani N.. Managements and auditors disclosures of significant accounting estimates and the role of audit committees［Z］．SSRN Electronic Journal，2021．
Iskandar T. M.. Industry type： A factor in materiality judgements and risk assessments［ J］．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1996（3）：4 ～ 10．
Lennox C. S.， Wu X.. Mandatory internal control audits， audit adjustments，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J］．The Accounting Review，2022（1）：341 ～ 364．
Mercer M.， Palmiter A. R.， Taha A. E.. Worthless warnings？ Tes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disclaimers in mutual fund advertisements［ J］．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2010（3）：429 ～ 459．
Reid L. C.， J. V. Carcello， C. Li， et al.. Impact of auditor report changes on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and audit costs：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9（3）：1501 ～ 1539．
Sirois L. P.， Bédard J.， Bera P.. The informational value of key audit matters in the auditors report： Evidence from an eye-tracking study［ J］．Accounting Horizon，2018（2）：141 ～ 162．
Xiaoyan W.， Lifang Z.， Jing L.， et al..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key audit matters on the audit quality of commercial banks—Evidence from China［ J］．Applied Mathematics and Nonlinear Sciences，2023（2）：3241 ～ 3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