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春（副教授），祖晓燕
一、引言近年来，人们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不断增强。ESG（环境、社会和治理）信息披露成为企业和各利益相关者间信息沟通的重要方式之一。当前，香港联合交易所（简称“港交所”）已将企业ESG报告的披露提升至半强制水平，即“不披露就解释”。我国A 股市场的ESG 报告披露刚刚起步，企业发布ESG 报告尚处于自愿阶段，整体披露比例相对较低。全球范围内ESG 投资迅速发展，企业的ESG报告可能逐渐成为评估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标准。然而，企业发布的ESG 报告存在“漂绿”现象（黄世忠，2022），即发布虚假的ESG信息。因此，第三方独立鉴证作为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有效手段，正在形成鼓励企业进行ESG报告鉴证的趋势。
1.ESG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Plumlee等（2015）研究发现，披露环境信息能够通过影响现金流和权益资本成本来影响企业绩效。Ali Faremi等（2017）研究了企业ESG得分与财务绩效的关系，发现ESG 得分高的企业比得分低的企业具有更强的财务盈利能力。张琳和赵海涛（2019）发现，ESG表现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上市公司重视和提高ESG表现提供了经验证据。周方召等（2020）研究发现，ESG表现更好的公司，具有更高的超额回报。王琳璘等（2022）研究发现，企业的ESG 表现可以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财务风险，从而提升企业价值。柳学信等（2023）研究表明，企业ESG 表现水平的提升能够带动企业股票收益的上涨。
2.ESG 报告的披露质量。Kruger（2015）发现，企业ESG 报告披露的信息质量越高，投资者对此的反应越强烈。黄世忠（2021）剖析了企业ESG 报告“漂绿”的内因与外因，并从推动立法、统一标准、强制披露、独立鉴证、数字赋能和能力建设等六个方面提出治理和抑制“漂绿”的举措。杜永红（2022）认为，应加大上市公司的ESG 报告审计力度，推进ESG 大数据审计，促进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陈智等（2022）和徐光华等（2022）认为，企业应更充分地披露ESG 数据，并扩大第三方鉴证范围，同时号召第三方鉴证机构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综上，关于ESG报告制度的实施，美国、欧盟等国家处于世界的前沿。目前我国内地尚无统一、明确的ESG信息披露标准与原则，在标准建设和披露原则方面相对滞后，严重阻碍了我国ESG生态体系建设。
二、港交所ESG报告披露制度演变2012年，港交所首次发布了《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简称“ESG报告指引”），鼓励企业进行ESG报告披露，但没有强制要求，同时也鼓励企业参考国际上受到认可的ESG报告框架进行披露。该指引提出了ESG报告披露的四大主要范畴（工作环境、环境保护、营运管理和社区参与），明确了每个范畴下的不同层面和关键绩效指标，初步建立了ESG报告的框架。
2015 年，港交所发布了修订版的ESG 报告指引，将原来的ESG 报告披露四大范畴重新划分为“环境”和“社会”两个范畴，并增加了企业ESG报告的汇报原则，即重要性、量化、平衡和一致性。同时，该指引还提出了“不披露就解释”的要求，使得ESG 报告披露进入半强制阶段。所有一般披露部分都被要求遵循“不披露就解释”的原则，而关键绩效指标的披露仍然是自愿性的。2019年，港交所进一步修订了ESG 报告指引。此次修订进一步规范了强制披露要求、关键指标和披露日期，并将所有社会关键绩效指标的披露责任提升至“不披露就解释”阶段。同时增加了强制披露的内容，包括企业的管制架构、汇报原则和汇报范围。
为应对气候变化，2015 年12 月金融稳定理事会（FSB）设立了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其目标是通过制定气候变化相关财务信息披露的统一框架，来促使信息更加公开透明。TCFD 发布的应用建议为企业评估气候变化对可持续运营的影响、搭建气候风险治理框架提供了重要参考，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2021 年，港交所发布了《气候信息披露指引》，作为对新版ESG 指引中新增议题“A4 气候变化”的强化指南，并明确提出《气候信息披露指引》将于2025 年强制实施，届时相关行业需要强制披露TCFD 报告。此外，港交所还对《上市规则》进行了修订，要求企业明确披露企业管治与ESG 的关系，并规定企业的《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必须与企业年报同步发布，不再允许分别发布。这些规定于2022会计年度开始实施。
由此可见，港交所对ESG 报告的披露要求日益严格。未来，港交所还会将气候风险纳入ESG范畴，以促使企业重视气候风险并采取应对措施。可以预见，未来港交所会进一步加强对上市企业在ESG方面的监管。
三、案例分析1.案例选取。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简称“腾讯”）、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简称“阿里”）和京东集团（简称“京东”）分别于2004、2019和2020年在港交所上市，根据恒生行业分类，同属于资讯科技业下的软件服务行业。其中，腾讯自2016 年起发布ESG 信息，并于2021 年发布了独立的ESG报告；2021年，阿里首次发布ESG报告；京东自2020 年起连续两年发布ESG 报告，三家公司的ESG报告均被MSCI 评为BBB 级。三家公司市值高、在行业内代表性强、在海内外知名度高，因此在ESG 信息披露方面相对领先。本文选取这三家企业作为案例标杆进行研究，以期为行业内ESG报告披露的标准制定提供参考。
2.研究方法。在ESG 报告披露内容方面，港交所仅规定了一般披露内容和关键绩效指标，而没有对ESG 报告的具体内容和格式做出规定。因此，在披露ESG 报告时，企业有较大的自主权。扎根理论提供了一套相对明晰、可操作的技术、方法和步骤，近年来在质性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本文以腾讯、阿里和京东三家企业公开披露的ESG 报告为基础，并通过网络采集了企业高管与ESG负责人的访谈资料，应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对收集到的文本资料进行编码分析，以发现各企业ESG 报告的披露特点。
（1）开放式编码。对原始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在这一步骤中，主要是对收集到的访谈资料以及腾讯、阿里巴巴和京东的ESG 报告内容进行详细阅读，再用简洁的语句概括其核心要点（开放式编码生成示例，见表1）。在开放式编码过程中，不能忽略原始资料中的任何信息，以确保对所有原始数据进行编码，没有遗漏。
表1 开放式编码示例
本文根据十几篇访谈资料和三家企业的ESG报告逐渐提炼关键词，最终形成105 个开放式编码，见表2。通过开放式编码发现，三家公司的ESG报告中披露了“考虑气候风险”和“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等非政策要求的披露内容，显示出三家公司在ESG 信息披露中均认真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也表明公众对互联网企业的关注重点达成一定程度共识。
表2 腾讯、阿里和京东的开放式编码
（2）主轴式编码。开放式编码是对原始资料进行总结和整理，力求全面，各个开放式编码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而主轴式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再次概括和归纳。举例来说，通过将“企业ESG战略”“ESG管治架构与各级责任”和“ESG议题的重要性评估”这三个开放式编码进一步提炼，形成了“企业ESG 体系”这一主轴式编码。编码示例如表3所示。
表3 主轴式编码示例
根据这一规则，本文分别对腾讯、阿里和京东进行了主轴式编码。经过编码，腾讯共得到15个主轴式编码（见表4），阿里得到15个主轴式编码（见表5），京东则得到了12个主轴式编码（见表6）。
表4 腾讯主轴式编码结果
表5 阿里主轴式编码结果
表6 京东主轴式编码结果
从主轴式编码结果来看，腾讯ESG 关注度靠前的内容分别是“保障员工权益”“节能减排”“社会责任”“数字化”和“ESG与企业发展”；阿里ESG关注度靠前的内容分别是“社会责任”“保障员工权益”“节能减排”和“带动上下游减碳”；京东ESG 关注度靠前的内容是“节能减排”“社会责任”“保障员工权益”和“考虑气候风险”。
（3）选择式编码。选择式编码是扎根理论分析的最后一个步骤，在这一步骤中需要对主轴式编码进行进一步的总结归纳，得到最简洁的核心范畴。本文将腾讯“企业ESG 体系”“ESG 与企业发展”和“企业ESG 战略”归类为核心范畴“ESG策略”，依照这种归类方法，腾讯、阿里和京东都分别得到了7个选择式编码，体现了这三家企业的ESG情况，具体的编码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选择式编码结果
根据选择式编码的结果，腾讯、阿里和京东在ESG内容上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三个案例企业在整体披露方向上相似，选择式编码的结果显示它们都关注ESG 策略、产品责任、环境保护、企业管治、气候风险、社会责任以及数字化科技。在这七个披露角度上，腾讯更加注重ESG 策略、产品责任和数字化科技；相较于另外两家企业，京东则更加重视气候风险。
3.ESG报告分析。
（1）实质性议题分析。实质性议题是指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会对企业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造成影响的议题。根据港交所的ESG 报告指引要求，企业在编制ESG 报告时，应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各项议题的关注度，并参考对关注度较高、对企业影响较大的议题进行ESG报告编制。实质性议题可以反映市场对互联网企业ESG 信息的披露需求，腾讯、阿里和京东识别出的重要议题如表8所示。
表8 腾讯、阿里和京东识别出的重要议题
腾讯和京东的重要议题主要集中在产品责任方面，其中数据隐私与网络安全、未成年人保护及内容责任等都可归类为企业产品责任的范畴。阿里的重要议题主要集中在社会责任，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平台型企业，不仅自身履行社会责任，还利用自己的平台优势带动平台上的其他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社会责任。这也印证了阿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利用平台经济助力众多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理念。
（2）ESG报告中关键绩效指标对比分析。目前，港交所发布的ESG报告指引要求企业披露的关键绩效指标数据仅包含环境指标和社会指标，管治信息并不涉及。在环境指标上，互联网行业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及能源消耗相对较少，间接排放量和消耗量较大（主要由外购电力产生），数据中心的运作及降温都会产生大量的碳排放及能源消耗。三家企业均根据ESG报告指引要求披露了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有害和无害废弃物排放、直接能源消耗总量、资源消耗量方面腾讯披露较为完整，阿里和京东均存在部分披露指标欠缺问题。此外，鉴于ESG 报告指引没有要求对相对指标进行强制性披露，腾讯和阿里披露了每收入单位的碳排放量和能源使用量，而京东未披露相对指标。
社会信息方面的披露主要集中在员工信息披露上（见表9）。根据三家公司披露的员工性别比例，腾讯、阿里和京东男员工比例分别为70.95%、50.46%、75.39%；阿里的女性高管人员占比为50%，京东女性高管人员占比为25%；阿里50 岁及以上员工占比5.12%，高于京东1.02%和腾讯0.36%；腾讯的接受培训男、女员工比例均超过99%，京东的接受培训男、女员工比例超过70%。整体而言，三家企业各具优势。这些数据指标的披露有助于企业展示其对员工成长和发展的关注，并提供评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依据。
表9 腾讯、阿里和京东社会信息量化指标
4.ESG 报告鉴证分析。与财务报告审计不同，ESG报告的鉴证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腾讯选择了普华永道（PwC）作为鉴证机构，京东选择了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SGS），这两家企业均对ESG 报告进行了全面的鉴证。阿里选择了必维认证有限公司（Bureau Veritas Certification），其鉴证范围仅限于ESG 报告中的环境绩效指标，并不涉及社会和管治信息的鉴证。目前，ESG报告的鉴证仍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建立统一的鉴证体系。第三方鉴证机构在进行ESG报告鉴证时可以根据自身的鉴证准则进行选择。这种灵活性使得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特点选择适合的鉴证机构。
在鉴证程序方面，根据表10 数据所示，腾讯选择的鉴证机构PwC采用了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发布的《国际鉴证业务准则第3000 号——除历史财务信息审核或复核之外的鉴证业务（修订版）》执行ESG 报告的鉴证工作。PwC 在鉴证工作中采取了包括查询、观察流程的执行、检查文档、分析性程序、评估定量方法和报告政策的适当性，以及与原始记录的核对与调节等一系列程序。与此相比，阿里和京东选择的第三方鉴证机构披露的鉴证程序较少。不能排除它们在鉴证工作中可能采取了较简化的程序和方法。综合来看，作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PwC 长期从事上市公司对外报告的增信服务，鉴证程序更为全面，涵盖的内容更加丰富，能够达到更好的鉴证效果，在ESG 报告的鉴证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表10 腾讯、阿里和京东ESG报告鉴证实施的程序
5.互联网行业ESG报告披露重点。高质量的ESG报告应结合行业属性和公司特征，披露可能没有在指引中提及但对公司非常重要的指标。经过本文对港交所上市领先互联网企业ESG 报告的分析，得出互联网企业ESG报告的披露重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数据中心的节能减排。作为互联网企业环境绩效方面的指标重点，各个企业应当制定数据中心的节能降耗管理制度，如绿色运行维护制度；同时推动数据中心节能与绿色化改造的措施实施，对设备布局、制冷架构、供配电方式等各系统运行进行技术改造与优化。在企业ESG 报告中，不仅要披露企业的碳减排目标，而且要披露企业在碳减排实施过程中的计划及具体的减排措施，并在报告中披露当前碳减排的实施进度，以完善企业的环境绩效目标披露。
第二，用户隐私与数据安全。互联网企业的产品深入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使用互联网产品时，很难避免不透露个人信息，因此，客户隐私与数据安全在互联网企业的ESG报告中显得格外重要。企业要制定数据安全与隐私制度、管理体系与监督机制，识别并防范数据安全风险，强化员工对数据安全与隐私报告的意识（如定期开展培训，也可以定期邀请第三方机构对数据库安全进行检测与认证）。
第三，加强企业ESG 管治。当前港交所已经将披露企业ESG 管治方面的部分内容提升至“强制披露”层面，大部分头部互联网企业也已经按要求成立了企业ESG管治架构，并在报告中进行了披露。然而，大部分企业在此方面披露的内容较少，仅限于港交所要求披露的范围，我国互联网企业应加强此方面内容的披露，帮助企业提升MSCI评级，提升企业声誉。
四、案例启示1.尽快明确行业ESG信息披露标准。港交所上市企业编制ESG 报告标准的多样性，决定了ESG 报告的差异性，同时增加了ESG 报告的编制难度。本文进一步统计了港交所互联网上市公司ESG报告标准采纳情况。港交所发布的ESG报告指引的应用比例达到了100%，GRI（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标准采纳率为12.5%，SDGs（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SASB（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采纳率各为9%，TCFD（气候变化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框架采纳率为5.4%。应用这些国际准则编制ESG报告的主要是在多地上市的互联网头部企业，以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企业非财务信息的披露要求。不同的披露标准之间必然存在差异，这增加了企业ESG报告编制的难度。目前，我国针对上市公司的ESG 信息披露制度尚不完善，亟待监管部门发布ESG 信息披露相关指引，完善和统一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标准。企业ESG信息披露的制度和法规，涉及跨部门合作、多部门联合制定，应借鉴港交所经验逐步从自愿性ESG 信息披露转向半强制性披露，规定更加细化，标准逐步提高，并在实践中不断得以完善。
2.提高ESG“量化信息”披露要求。在ESG 的议题中涉及碳足迹、生物多样性、废弃物处理等环境信息，为提高指标数据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可以邀请相应学科的权威专家确定指标的计算与比较方法，编写对应关键议题的数据披露指南，尽量采用量化信息。基于腾讯、阿里和京东三家公司的ESG 报告，为加强行业内不同公司之间信息的可比性，可以适当增加相对指标披露，提升企业间信息的可比性和透明度，助力利益相关者更准确地评估企业ESG 表现。例如，虽然ESG 报告指引并没有对相对指标进行强制性披露规定，但是腾讯和阿里披露了每收入单位的碳排放量和能源使用量，便于行业间比较。
3.规范ESG 鉴证标准。在ESG 鉴证方面，港交所ESG 报告鉴证比例不高，9%的企业对发布的ESG 报告实施了鉴证。ESG 鉴证比例不高的原因之一在于鉴证标准的缺失。在法律法规体系层面，整个行业包括美国和欧盟目前都未公布一套完整且成熟的ESG 报告鉴证标准，这就使得在ESG 报告鉴证过程中缺少相应的依据，需要进一步完善ESG 报告鉴证准则。在鉴证机构的选择上，港交所互联网上市企业中的20%选择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80%选择了其他鉴证机构；在鉴证范围上，60%的鉴证机构是对整本报告进行鉴证，40%仅对环境信息进行了鉴证。
4.提升上市公司ESG 报告鉴证意愿。ESG 鉴证比例不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自愿性鉴证动机不强。当前港交所发布的ESG报告指引对ESG报告鉴证并未做强制要求。参考国际上ESG 发展进程较快的地区要求，美国已经要求上市公司于2024年对企业ESG报告中环境信息进行有限鉴证，2026年前进行合理鉴证。欧盟则于2021年发布了新的ESG 有关法案，对企业ESG 报告的有限鉴证和合理鉴证提出了要求。借鉴国际和港交所的经验，监管机构可以将企业进行ESG报告鉴证的要求由自愿向半强制、强制逐步过渡，以此来提高企业ESG 报告的鉴证比例。因此，我国A股市场也可以根据ESG发展进程，逐渐对ESG 报告鉴证提出要求，以提升企业ESG 报告鉴证的实施比例。
五、研究结论1.港交所互联网上市企业在ESG报告披露及鉴证方面仍存在提升空间。经过对港交所互联网企业ESG报告发布比例、报告篇幅、准则应用情况、汇报原则使用情况、ESG报告鉴证比例、鉴证机构的选择以及鉴证范围的统计，发现存在ESG报告披露标准不统一、ESG信息披露不全面、量化要求执行不到位、ESG报告鉴证比例低及鉴证工作实施难度大等问题。对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向企业传达完整的ESG 理念，通过提高ESG 数据真实性和完善披露指引来提高ESG 报告质量，建立统一的ESG 披露标准和加大监管力度，引入新的鉴证手段和提升鉴证人员能力以提高ESG报告鉴证质量。
2.企业ESG 披露内容有较大自由度，各企业侧重点不完全相同。本文运用扎根理论对腾讯、阿里和京东的ESG 信息进行了分析，经过归纳总结得到了各企业的ESG重点。整体上，案例企业披露情况较好，除披露了港交所要求披露的信息外，还依据各自的企业文化及战略发布了个性化的ESG信息，例如腾讯的ESG报告突出数字化、阿里的ESG 报告突出社会责任、京东的ESG 报告突出考虑气候变化。在编制标准上，案例企业均参考了多种披露标准，同时，经过对企业实质性议题的分析，发现利益相关者更关注腾讯和京东的产品责任履行情况，以及阿里的社会责任承担情况。在ESG 报告鉴证方面，腾讯的鉴证机构对整本报告进行了鉴证，而阿里和京东的鉴证机构仅仅对环境信息进行了鉴证，鉴证范围较小，因此，港交所互联网上市企业ESG 报告鉴证方面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3.良好的ESG报告披露可以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
（1）从观念和制度两方面入手，提高A股市场ESG报告披露比例。近年来，A 股市场ESG 报告披露比例虽有所增加，但仍处于较低水平，2021 年度的披露比例仅在30%左右。为了提高企业披露ESG报告的积极性，应积极引导企业转变观念，通过税收优惠、绿色信贷等配套激励措施，激发企业披露ESG 报告的内在动力，引导企业主动披露ESG 报告。在制度建设方面，A 股目前还处于自愿披露阶段，可参考港交所的成功经验，逐渐过渡到半强制披露阶段。
（2）完善ESG 报告披露指引，逐步扩大需要披露“量化”数据指标的范围。数据是企业与投资者沟通的重要方式，港交所于2015 年要求企业披露ESG 报告量化数据，此举措大大增加了ESG 报告质量的可衡量性，便于投资者了解企业ESG 在行业中所处水平，为利益相关者决策提供丰富、有价值的信息参考。除披露各个行业通用的数据指标外，还应考虑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的特点，鼓励企业发布具有其行业特征的数据指标；披露指引要在具有一定共性的基础上，适当考虑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的差异性。例如工业企业的排污及治理情况、互联网行业的产品责任情况等，不断丰富企业的ESG 量化指标体系。
（3）加快ESG 报告鉴证体系的建设，合理保证企业ESG 报告的信息质量。当前国内外企业的ESG 报告都开始出现“漂绿”现象，与财务报告造假异曲同工，不受鉴证信息的质量往往难以保障。因此，在制定ESG 报告披露指引时，就应同时着手制定ESG 报告鉴证指引，为实施第三方鉴证的机构提供依据。此外，还应加快相关鉴证人才的培养，形成一支属于我国的ESG 报告鉴证人才队伍，恰当评价企业的ESG绩效，促进社会资本的良性、高效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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