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企业韧性反映了企业有效抵御危机并恢复生机的能力，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保证，如何增强企业韧性日益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以2017～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理论与实证层面探讨董事会多元化对企业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多元化能显著增强企业韧性。中介机制检验发现，董事会多元化主要是通过提高董事会监督职能和咨询职能的有效性增强企业韧性。进一步分析发现：董事会认知特征层面（如学术背景、海外背景和职业背景）的多元化直接增强企业韧性，而人口特征层面（如年龄、性别）的多元化通过影响董事会内部决策过程间接增强企业韧性；董事会多元化对企业韧性的强化作用在高内部控制质量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显著。
【关键词】企业韧性；董事会多元化；董事会监督；董事会咨询
【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994（2025）01-0048-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家治理视角下全面预算绩效管理的审计评价与问责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BGL080）；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企业ESG表现同群效应的触发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编号：242400412067）
【作者单位】1.河南大学商学院，河南开封475004；2.河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河南开封475004
一、引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疫情影响深远，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使得企业“韧性”问题成为世界各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樊建锋和田志龙，2019）。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国的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时期，强韧性逐渐成为企业在动荡的环境中追寻的目标（李平和竺家哲，2021），并成为企业应对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保障（张吉昌等，2022），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企业韧性是实现经济韧性的重要基础，新时代中国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强劲的企业韧性（王永贵和高佳，2020）。因此，在复杂多变的VUCA（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情境下，研究企业韧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Meyer（1982）将韧性理论引入管理学领域，开启了企业韧性研究。企业韧性产生于生存逆境，被视为应对意外威胁和响应未知变化的重要因素（单宇等，2021）。由于企业韧性研究具有情境化和复杂性的特点，关于企业韧性的定义目前尚未形成权威论断。冯文娜和陈晗（2022）以过程为导向将企业韧性划分为预期能力、应对能力与适应能力三个维度。胡海峰等（2020）从结果视角将企业韧性划分为抵御力和恢复力，认为企业韧性反映了企业应对危机和维持长期持续发展的能力。李干文和曹佳颖（2021）在研究企业韧性概念时对其超越性提出了要求，即有效利用当前冲击，在逆境中成长和创新的能力。虽然对于企业韧性的定义众说纷纭，但其核心均包含抵御力和恢复力两个维度，并体现出企业在逆境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在“黑天鹅”危机的影响下，企业展现出的抵御危机和恢复生机的能力越强，企业韧性越强，企业在动荡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
近年来，学者们就影响企业韧性的因素进行了广泛探索，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影响因素，包括数字化转型与新兴技术利用（单宇等，2021）、社会信任度（Lins等，2017）、投资者保护制度（胡海峰等，2020）、政府补助（李涛和常晓艺，2024）等；二是内部影响因素，包括管理者特质（李兰等，2022）、创新活动（冯文娜和陈晗，2022）、组织学习能力（Orth和Schuldis，2021）、ESG表现（赖妍等，2024）等。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高层管理团队的背景特征会影响企业的发展（Hambrick和Mason，1984），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在企业运营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高明华和谭玥宁，2014）。因此，董事会结构的合理性必然会对公司经营及行为产生影响。近年来，在董事会结构方面，多元化这一话题受到了广泛关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于2021年正式批准了纳斯达克交易所（Nasdaq）的“董事会多元化提案（BoardDiversityProposal）”，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应至少任命两位多元化董事，并在每年披露有关董事会多元化的信息。2021年普华永道发布的《企业董事年度调查》显示，93%的受访者认为董事会成员的多样性为董事会决策带来了独特视角。董事会多元化是指董事会成员由于个人生理特征、心理特征以及背景特征不同导致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呈现出多元化或异质性（叶德珠等，2021）。多元化的董事拥有不同的经验、技能和专业知识，有利于改进董事会决策过程，可以更好地确保董事会决策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从而增强董事会在不同环境中面对各种挑战和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董事会多元化能够发挥信息优势、资源优势和治理优势，对企业绩效、公司并购和投资效率均有积极的影响（黄思宇和栾中玮，2022）。但董事会多元化能否增强企业韧性，鲜有学者研究。
此外，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董事会发挥着监督高层管理人员和提供战略咨询两个主要功能（龚辉锋和茅宁，2014）。发挥董事会监督职能是缓解企业所有者与管理层之间代理问题的有效途径（Fama和Jensen，1983），有助于企业在逆境中减少内部冲突、提升危机应对能力。发挥董事会咨询职能不仅能提高管理团队在危机中对于企业共同决策的参与度（陈灿和黄灿，2006），而且能够优化危机应对方案、缓解信息不对称，有利于增强企业韧性。那么，董事会多元化是否有利于董事会监督和咨询两大职能的发挥，进而增强企业韧性呢？鲜有学者展开研究。少量探讨多元化影响董事会职能发挥的文献主要以多元化的一个维度为切入点，如反映董事认知特征的海外背景（谢获宝等，2019）。此类研究切口较小，没有从整体维度衡量董事会背景特征。董事会的背景特征包括生物学层面的人口特征（如性别、年龄等）和社会学层面的认知特征（如学术背景、海外背景、职业背景等）（George和Kabir，2012）。因此，本文基于董事会多元化视角，从性别、年龄、学术背景、海外背景和职业背景五个维度综合衡量董事会多元化水平，探讨其对企业韧性的影响以及董事会监督职能和咨询职能的中介作用。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从公司治理视角考察企业韧性的驱动因素，丰富了企业韧性的前因研究。现有文献针对企业内外部环境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开展了较多研究，但极少从公司治理视角探讨其对企业韧性的影响，而董事会结构是影响公司治理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在企业运营与决策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本文从董事会多元化视角验证了其对企业韧性的强化作用，为企业韧性的前因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二，揭示了董事会多元化对企业韧性的影响机理，即主要通过提高董事会监督职能和咨询职能的有效性增强企业韧性。本文尝试打开董事会多元化与企业韧性之间的“黑箱”，为企业董事会多元化增强企业韧性提供了一条理论路径，丰富了董事会多元化治理的研究成果。第三，拓展了董事会多元化的有效性研究。已有研究探讨了董事会多元化对企业价值（李小青，2012）、股价信息含量（田高良等，2013）和公司风险承担（叶德珠等，2021）等方面的影响，目前尚未有学者关注董事会多元化对企业韧性的影响。本文验证了董事会多元化能够增强企业韧性，为企业完善公司治理、应对风险提供了更为可靠的证据支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董事会多元化与企业韧性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组织的结果即战略选择和绩效水平，能部分地被高层管理团队的显性背景特征（如性别、年龄、国籍、教育经历、任期、行业经验等）所影响（Hambrick和Mason，1984）。企业韧性是企业在危机事件中决策结果的体现，同样可能受到董事会成员背景特征的影响。企业韧性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应对危机时的抵御力；另一方面是危机发生后的恢复力（史丹和李少林，2022）。
从抵御力维度分析：首先，董事会多元化水平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发挥信息优势提高危机应对能力。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加剧。信息决策理论认为，多元化程度更高的团队拥有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和看待问题的角度（Amason和Sapienza，1997），能够实现信息互补，有助于企业在动荡复杂的外部环境中从多种视角分析自身应对危机时的优势与不足，从而做出有助于企业发展的决策，提升企业抗压能力。其次，董事会多元化水平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发挥创新优势来提高危机应对能力。董事会多元化能够提升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的意愿与能力（李玲等，2018），而开展创新活动会给企业管理带来变通性、灵活性和创造性，使企业更加善于捕捉动态的商业环境与复杂的市场变化，在逆境中主动拥抱不确定性（冯文娜和陈晗，2022），从而更加符合韧性塑造的要求。
从恢复力维度分析：首先，董事会多元化水平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发挥知识资源优势加速企业复苏。在企业遭受外部冲击后的恢复阶段，企业的决策目标从“谋生存”过渡到“求发展”。董事会成员背景差异意味着知识的高度异质性，从而能够提升专家技能（邓新明等，2020），帮助企业识别发展机会、实现转型和升级。其次，董事会多元化水平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建立社会关系网络加速企业复苏。企业在市场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多元化的董事会有助于加强企业与顾客、供应商、政府机构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叶德珠等，2021），并从中获得重要的外部信息，从而对企业的投融资活动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增强企业在面对危机时的恢复力。
具体而言，董事会背景特征各维度多元化均有可能有助于企业在逆境中生存和发展。首先，从年龄多元化的角度分析。我国存在着特有的“圈子文化”和“关系本位”现象，年纪相仿的董事在表决时可能会基于人际关系的考虑而不愿或不敢提出不同观点（田高良等，2013）。而不同年龄段的董事由于经验和风险偏好不同，可以为公司提供不同的战略视野，能够积极应对挑战，有助于增强企业韧性。其次，从性别多元化的角度分析。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容易与他人共情，也更有能力确保董事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有效沟通（刘绪光和李维安，2010），从而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有助于增强企业韧性。再次，从学术背景多元化的角度分析。拥有不同学术背景的董事会导致董事会内部知识结构的差异。在进行决策时，异质性董事自身的专业知识差异和对于信息的差异化处理，有助于企业在抵御和恢复阶段对所处的内外部环境进行较为全面客观的分析（李玲等，2018）。再次，从海外背景多元化的角度分析。有过海外经历的董事能够为董事会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方法，有助于完善公司治理（辛甜等，2022）。最后，从职业背景多元化的角度分析。Hambrick和Mason（1984）将高管成员的职业背景分为输出、转换和支持三种类型，其中营销、销售和研发属于输出类，生产、运营和财务属于转换类，会计、法律、人事及其他属于支持类。通常认为，具有输出类背景的董事对于企业的创新性决策持有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李小青和胡朝霞，2016），因此更能够接纳多样化增强企业韧性的方案。综上，多元化的董事会成员由于拥有不同的背景、经验、专业知识和能力，能够更好地帮助企业应对各种挑战和抓住机遇，从而增强企业韧性。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董事会多元化能够增强企业韧性。
（二）董事会监督职能和咨询职能的中介作用
监督高层管理人员和提供战略咨询是董事会的两个主要功能（龚辉锋和茅宁，2014）。董事的能力和经历直接关系到董事会监督职能和咨询职能的发挥，产生良好的治理协同效应，从而提升企业的适应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企业韧性。
1.董事会监督职能的中介作用。董事会多元化能够提高董事会监督职能的有效性，从而增强企业韧性。首先，基于代理理论，董事会的重要功能在于监督和控制管理层（Fama和Jensen，1983）。要保证董事会监督职能的有效性，首先要确保董事会的独立性，并以此来确保股东的利益。多元化的成员特征使得董事会内部不同特质的群体之间互相牵制和督促，避免董事会与外部串通而损害股东利益。董事会成员人口特征上的不同能激发组织内部的调查性互动，从而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其次，若董事会内部趋于同质，则会在决策时导致群体思维和自满现象（Howe，1974），而群体思维会降低监督职能的有效性。再次，从企业韧性的抵御力维度来看，当内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管理层出于自利倾向可能会选择隐藏坏消息和掩盖欺诈行为，从而加剧信息不对称。多元化使得董事会能够更加“独立”地履行监督职能、优化公司信息环境、提高信息透明度（谢获宝等，2019）、降低代理风险，从而提升企业抵御危机的能力。最后，从企业韧性的恢复力维度来看，在受到外部冲击后企业迫切需要恢复发展，而两权分离的存在使得管理者为了追求名声和利益最大化而出现“构建帝国”倾向（Jensen，1986），从而大肆扩张企业规模，导致过度投资，提高经营风险。董事会监督职能是影响企业发展决策制定和财务信息质量的重要因素（谢获宝等，2019），董事会多元化水平较高的企业能够通过董事会监督职能的发挥减少过度投资行为，提升企业恢复发展的能力。因此，董事会多元化能够提高董事会独立性、改善企业信息环境、降低代理风险，从而提升董事会监督职能的有效性，并从抵御力和恢复力两个维度增强企业韧性。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董事会多元化通过提高董事会监督职能有效性增强企业韧性。
2.董事会咨询职能的中介作用。董事会的咨询职能是指为公司规划部署、战略制定等重大事项提供指导，如公司战略愿景、使命和发展方向的确定与决策（杨青等，2011），这一职能同样影响着企业韧性的塑造。首先，信息不对称是影响董事会咨询职能有效性的关键（龚辉锋和茅宁，2014）。基于信息决策理论，异质性能够实现信息、知识和能力等多个方面的互补，异质性董事对于企业所处内外部环境的分析更为全面，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影响（龚辉锋和茅宁，2014）。其次，行为经济学和组织行为学认为，决策个体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刘绪光和李维安，2010）。而董事会背景特征多元化对认知多元化有促进作用（Kang等，2022），认知多元化又能够丰富咨询建议，有利于董事会咨询职能的发挥。再次，从企业韧性的抵御力维度来看，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们倾向于根据背景特征将自己和他人进行归类，并出于高自尊的需求对自己所属类别表现出高度认同（Parcel，1978）。这种认同在外部冲击的影响下会提高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而发挥董事会咨询职能本身会促使董事会成员参与共同决策，能够减小群体之间的认知差异、缓解内部冲突，有利于共同抵御危机。再次，从企业韧性的恢复力维度来看，资源基础理论认为，特定的、不可复制的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Peteraf，1993）。一方面，董事会多元化形成差异化的内部知识结构，通过建议和劝告的方式帮助企业寻求发展机会；另一方面，董事会成员特征异质性能够使企业有效连接外部社会网络。在内外部资源的共同作用下，董事会形成独有的资源优势，为企业发展提供咨询服务并给出合理建议。最后，董事会咨询职能的发挥还包括辅助管理层制定战略举措（龚辉锋和茅宁，2014）、推动企业创新。多元化的董事会能从更开放的视野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激发企业的创造力，从而做出创新性决策。而创新性决策能够使现有工作流程和产品设计拓展性发展，帮助企业摆脱“黑天鹅”危机（冯文娜和陈晗，2022；蒋峦等，2022）。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董事会多元化通过提高董事会咨询职能有效性增强企业韧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选取2017～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并进行如下筛选与处理：剔除ST类、金融类上市公司；剔除观测期间经历过年中换届的公司；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经过以上处理，最终获得2624个企业层面样本、21991个董事层面样本。董事个人特征数据、公司层面数据以及股价数据均主要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部分财务数据缺失的用锐思（RESSET）数据库进行补充，并对董事个人特征方面的少量数据缺失进行了手工补充，补充数据主要来自新浪财经。
（二）变量定义与度量
1.解释变量：董事会多元化（board_diversity）。董事会的背景特征包括生物学层面的人口特征（如性别、年龄等）和社会学层面的认知特征（如学术背景、海外背景、职业背景等）（George和Kabir，2012）。因此，本文选取了董事的性别、年龄、学术背景、海外背景和职业背景五个维度综合测度董事会多元化水平。
（1）性别多元化（bd_gender）。参照田高良等（2013）的做法，选择女性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衡量董事会性别多元化水平。
（2）年龄多元化（bd_age）。参照田高良等（2013）的做法，选取董事会全体成员年龄的标准差衡量董事会年龄多元化水平。考虑到五个维度数据之间的可比性，在求标准差之前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3）学术背景多元化（bd_acad）。教育背景不同的董事会对企业的决策产生不同影响，通常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董事在决策时更依赖于理性分析，而较早进入社会的董事在决策时更依赖于管理经验。中国证监会仅要求独立董事披露教育水平信息，若该部分数据存在缺失，参照相关研究，用学术背景多元化替代教育水平的多元化进行衡量，能够比较完整地保留样本。参照国泰安上市公司人物特征研究数据库的分类方法以及李玲等（2018）的分类方法，将董事会成员的学术背景分为五类：1=高校任教，2=科研机构任职，3=协会从事研究，4=无学术研究背景，5=有两种及以上的学术研究背景。
（4）海外背景多元化（bd_ovsea）。参照国泰安上市公司人物特征研究数据库的分类方法以及李玲等（2018）的分类方法，将董事会成员的海外背景分为四类：1=海外任职，2=海外求学，3=无海外背景，4=海外求学且任职。
（5）职业背景多元化（bd_func）。常见的关于职业背景的分类方法是按照董事的职业背景直接进行分类，然后计算不同职业背景的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的百分比（李玲等，2018；李小青和周建，2012）。但本文在数据搜集过程中发现一半以上的董事会成员具有复合背景，难以直接简单地归入某一类别，因此参照邓新明等（2020）的方法，计算每一种职业经历出现的频数占董事会职业经历总频数的百分比，再结合Blau指数进行计算。参照国泰安上市公司人物特征研究数据库的分类方法，将董事会成员的职业背景分为十类：1=生产，2=研发，3=设计，4=人力资源，5=管理，6=市场，7=金融，8=财务，9=法律，0=其他或不明确方向。
学术背景、海外背景和职业背景的多元化均采用Blau指数来度量。
Blau=1-[i=1np2i]""""""""""""""""""（1）
其中，pi表示具有第i类特征的成员在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n表示类型数。Blau指数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其数值越大，代表多元化水平越高。
采用上述五个指标的均值计算董事会多元化水平。本文全部董事和董事会层面数据均取2019年的相关指标，用以衡量疫情开始之前董事会的多元化程度，并在稳健性检验中延长自变量时间范围，选取2017～2019年平均值衡量疫情之前的多元化程度。
2.被解释变量：企业韧性（res）。目前常见的关于企业韧性的测度方法大致可分为动态和静态两种类型。动态角度的测算采用被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股票收益率，在模型设定上选择能衡量疫情发展的动态指标，如确诊人数增长率和判定疫情是否发生的时间虚拟变量，使之与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交乘。这种度量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动态测算解释变量对于企业韧性的影响，劣势在于股票收益率常用作“风险”的代理变量，将企业韧性这个概念直接等同于风险未免有失偏颇。静态角度的测算又分为采用单一指标测算与采用复合指标测算两种类型。采用单一指标测算企业韧性常见于利用事件研究法的思想测算（冯挺和祝志勇，2023）。采用复合指标测算企业韧性常见于将企业韧性划分为抵御冲击和恢复生机两个维度（胡海峰等，2020；史丹和李少林，2022）。
本文采用复合指标测算企业韧性，将企业韧性分为抵御力和恢复力两个维度。
（1）抵御力（decline）。本文采用2019年全部交易日股价的年平均值衡量疫情之前的股价水平，再参照胡海峰等（2020）的方法，用企业在疫情发生后的12个月内股价的最大下跌幅度度量企业的受冲击程度，下跌幅度越小表明企业的抵御力越强，企业韧性就越强。
（2）恢复力（recover_time）。参照Desjardine等（2019）的方法，使用企业受疫情影响后其月度股价恢复至2019年平均水平所用的时间度量。本文将月度股价恢复至2019年水平定义为：在连续一个月的交易日中，每日收盘价均不低于2019年平均水平。恢复时间越短，代表企业的恢复力越强，企业韧性就越强。
3.中介变量（function）。
（1）监督职能有效性（supvise）。董事会的监督职能以代理问题最小化为目标，一般通过审计专业委员会履行。参考龚辉锋和茅宁（2014）的思路，本文采用衡量财务报告质量的指标即修正Jones模型残差的绝对值估计操纵性应计，并以此来衡量董事会监督职能的有效性，操纵性应计越小，则董事会监督职能的有效性越强。
（2）咨询职能有效性（consult）。咨询活动是董事会辅助CEO进行价值创造而开展的活动，而创新活动是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前因（徐凤菊和麻丽娜，2019），履行咨询职能的董事通过衡量企业自身的发展计划与外部环境因素提出建议，在适宜的情况下会激发出企业更强的创新动机，并由此创造出更高的营运绩效。因此，本文参照龚辉锋和茅宁（2014）的思路，用创新活动（innov）和营运绩效（roe）衡量咨询职能有效性。其中，roe采用经行业均值调整过的净资产报酬率衡量。
4.控制变量。参照现有文献，本文选取董事会和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如下：董事会规模（bsize），即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企业规模（fsize），即年末公司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董事会独立性（inde），即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总人数之比；两职合一（dual），即董事长和总经理为同一人则取值为1，反之为0；产权性质（soe），即国有企业取值为1，非国有企业取值为0；企业年龄（age），即企业成立年限的自然对数；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即本年营业收入与上年营业收入之差除以上年营业收入；固定资产率（asset），即固定资产净值与资产总额之比；组织冗余（liq），即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比。此外，还控制了行业（IND）和省份（PROV）固定效应。
（三）模型设定
为检验假设1，即验证董事会多元化是否能够增强企业韧性，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resi=α+βboard_diversityi+controlsi，2019+μi"""（2）
其中，被解释变量resi代表不同企业遭遇危机后的韧性，本文选择疫情作为危机事件，参照冯挺和祝志勇（2023）的做法，将2020年1月20日作为疫情的起始日期，并将企业韧性（res）划分为两个维度：抵御力（decline）与恢复力（recover_time）。抵御力用企业在疫情影响下股价的下跌幅度度量，股价下跌幅度越小，表明企业的抵御力越强，企业韧性就越强。恢复力用企业受疫情影响后其月度股价恢复至2019年平均水平所用的时间度量，恢复时间越短，代表企业的恢复力越强，企业韧性就越强。解释变量board_diversity代表董事会多元化水平。
controlsi，2019表示2019年董事会层面和企业层面的相关控制变量观测值。
为验证假设2和假设3中提出的中介效应，本文分别采用逐步回归法和Bootstrap法（n=500）进行检验，若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中介效应成立。
逐步回归法的检验模型如下：
functioni=α+γboard_diversityi+controlsi，2019+μi（3）
resi=α+δboard_diversityi+δfunctioni+controlsi，2019+
μi""""""""（4）
其中，functioni代表中介变量，包括监督职能有效性和咨询职能有效性。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思路，首先对式（2）进行回归，检验董事会多元化对于企业韧性是否存在显著影响；然后对式（3）进行回归，检验董事会多元化是否对监督职能和咨询职能有效性有显著影响；最后对式（4）进行回归，检验董事会职能的中介效应是否成立。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董事会多元化（board_diversity）的均值为0.373，表明我国A股上市公司董事会多元化的平均水平偏低。性别多元化（bd_
gender）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714，均值为0.159，表明样本中部分企业的董事会存在着无女性董事的情况，但也有部分企业的董事会中女性董事比例过半。年龄多元化（bd_age）的均值为0.339，标准差为0.042，波动性不强。职业背景多元化（bd_func）均值为较高，海外背景多元化（bd_ovsea）均值较低，学术背景多元化（bd_acad）均值比较适中。样本企业的抵御力（decline）较2019年平均水平下降了16.7%，企业月度股价恢复至2019年平均水平所花时间最短为1个月（0.083年），最长为32个月（2.67年），平均花费7.285个月，总体而言恢复速度较快。此外，样本中有30.1%的企业实行两职合一，有32.2%的企业属于国有企业。
（二）基准回归
董事会多元化对企业韧性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模型1～2所示。董事会多元化（board_diversity）的系数均为负且显著，表明每提高一个单位的董事会多元化水平，企业的抵御力（decline）下降23.6%，且企业恢复疫情之前股价平均水平所花费的时间减少8.852个月，即董事会的多元化水平越高，企业的股价下跌幅度越小，月度股价恢复至疫情冲击前水平所花的时间越短，企业韧性就越强，H1得以验证。此外，考虑到企业股价的下跌幅度以及恢复到疫情冲击之前水平所需的时间可能还与其所处的地区和行业相关，对企业韧性分别按照地区和行业进行标准化处理，回归结果如表2模型3～6所示，模型3、模型4表示按地区进行标准化处理的结果，模型5、模型6表示按行业进行标准化处理的结果，结果仍与预测保持一致，再次验证了H1。
（三）中介机制检验
为了验证H2和H3，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和Bootstrap法（n=500）分别进行中介机制检验。表3报告了Bootstrap法经500次随机抽样检测的结果，以董事会多元化为解释变量、监督职能有效性和咨询职能有效性为中介变量、抵御力和恢复力为被解释变量的6条路径在95%置信区间的取值均不包含0，表明董事会监督和咨询职能有效性的中介效应成立。
为增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表4模型1～3报告了以监督职能有效性为中介变量的检验结果。模型1报告了董事会多元化对监督职能有效性的影响作用，每提高一单位的董事会多元化水平，监督职能有效性（supvise）在5%的水平上降低0.076；模型2、模型3报告了控制中介变量后的直接效应，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的系数均为负且显著，表明董事会多元化通过降低操纵性应计提升监督职能有效性，从而对企业在危机期间的抵御力和恢复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对企业韧性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模型2～3中董事会多元化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监督职能有效性在主效应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至此，本文H2得以验证。
表4模型4～9报告了以咨询职能有效性为中介变量的检验结果。模型4和模型7报告了董事会多元化对咨询职能有效性的影响作用，每提高一单位的董事会多元化水平，会导致创新活动在1%的水平上显著增加0.050，营运绩效在5%的水平上增加0.457。模型5和模型6的结果与表3基本一致，咨询职能有效性中的创新活动（innov）投入在主效应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模型8和模型9中董事会多元化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表明以咨询职能有效性中的营运绩效（roe）为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成立，但营运绩效的系数不显著，参照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研究，应采用Bootstrap法进行检验并比较δ×γ与δ是否同号。检验结果如表3末2行所示，δ×γ的95%置信区间不包含0且δ×γ与δ同号，由此验证了咨询有效性中的营运绩效在主效应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至此，本文H3得以验证。
五、稳健性检验
（一）倾向得分匹配法
为了缓解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将所有控制变量纳入筛选范围进行协变量筛选，然后将解释变量以中位数为界划分为高多元化水平和低多元化水平两组，再按照筛选得到的协变量进行1∶1半径匹配，对由此得到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
（二）替换解释变量
在本文基准回归中采用2019年董事会多元化水平用以衡量疫情之前企业的董事会多元化水平，为了提升结果的稳健性，减小测量误差，将解释变量的度量时间延长，以2017～2019年企业董事会多元化水平的均值替代原有解释变量，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
（三）替换被解释变量
基准回归中采用疫情冲击12个月内（2020年1月20日至2021年1月20日）的股价下跌幅度度量企业在危机中的抵御力。为提升结果的稳健性，减小测量误差，将抵御力的度量时间延长，以疫情冲击后18个月和24个月内的股价下跌幅度（decline_a和decline_b）替代原有的抵御力，再次进行回归。此外，基准回归中采用2019年全部交易日股价的平均值度量疫情冲击之前的股价水平，以此来计算月度股价恢复到冲击之前平均水平所需的时间。参照胡海峰等（2020）的度量方法，本文采用2019年的最高股价水平替代疫情之前的股价水平，并分别以月度股价和日度股价恢复至2019年最高股价水平所需的时间作为恢复力的替代变量（recover_a和recover_b），再次进行回归。以上稳健性结果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
（四）控制行业和地区的交乘效应
为缓解由于不同行业和地区的因素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基准回归部分分别控制了行业效应和地区效应，参照冯挺和祝志勇（2023）的做法，再次控制行业和地区的交乘效应，以进一步缓解由于行业和地区差异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
限于篇幅，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列出，留存备索。
六、进一步分析
（一）基于多元化的不同层面分析
为了进一步明确不同类别的董事会多元化如何影响企业在危机期间的韧性，按照式（2）所列示的模型，将董事会多元化的五个层面分别纳入回归模型中，进一步分析董事会不同层面的多元化对企业韧性的影响。结果（限于篇幅，略）发现，当将五个层面的董事会多元化分别纳入回归模型时：学术背景多元化（bd_acad）和海外背景多元化（bd_ovsea）与企业在危机中的抵御力（decline）和恢复力（recover_time）都显著负相关，即学术背景多元化和海外背景多元化对企业韧性的抵御力和恢复力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职业背景多元化（bd_acad）与企业的恢复力显著负相关（β=-6.116；plt;0.05），而与企业的抵御力关系微弱（β=-0.044；pgt;0.1），这意味着职业背景多元化在企业恢复力上发挥的作用远大于其在抵御力上发挥的作用，即不同职业背景的董事在企业遭遇冲击后的恢复过程中更能体现自身价值。这一现象可能的解释是：职业背景相异的董事更加关注企业与创新相关的投入（李小青和周建，2012），因而更有益于企业在危机后竞争优势的重塑。性别多元化（bd_gender）在企业恢复力上的作用比较微弱，基于这种现象，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女性董事所占比例较低，因此性别多元化作用的发挥效果不显著；二是本文认为女性董事并不直接且显著地作用于企业韧性，而是通过董事会内部的相互作用产生间接影响。这一结果与Kang等（2022）的观点一致，即性别多元化对于董事会的影响并不直接体现在对董事会表决结果提出异议上，而是通过影响男性董事的表决意见间接作用于企业决策。年龄多元化（bd_age）对企业韧性的影响不明显。基于这种现象，本文认为冲击事件对于企业的影响往往是迅速且严重的，而我国企业受儒家文化影响，存在着一定论资排辈现象，从而影响董事发表异议（杜兴强等，2017），进而导致在冲击事件影响下需要果断决策时，资历不足的董事不能完全发挥作用。基于以上结果，本文认为，董事会认知特征层面的多元化（如学术背景、海外背景和职业背景多元化）可以直接作用于企业在危机期间的韧性，而人口特征层面的多元化（如性别、年龄多元化）并不直接作用于企业韧性。
（二）异质性分析
1.内部控制质量的异质性。董事会多元化对企业韧性的作用可能因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而异。首先，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弥补契约的不完备性，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减少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朱渝梅等，2020），从而提升企业应对危机的能力。其次，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提高企业内部信息沟通效率，便于董事会咨询职能的发挥以及相关决策的高效传达。因此，本文认为董事会多元化在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中增强企业韧性的能力更强。为此，以迪博公司官网发布的内部控制质量数据衡量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并以中位数为界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在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中董事会多元化能够显著降低冲击给企业带来的损失，而这一作用在内部控制质量低的企业中并不明显，并且这一统计结果在组间存在显著差异。而董事会多元化对于企业遭遇危机后恢复力的影响在内部控制质量不同的企业中不存在显著差异。综上可知，董事会多元化对于企业韧性的强化作用在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中更加显著。
2.融资约束的异质性。董事会多元化对于企业韧性的作用同样可能因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首先，充足的资金是企业在危机中塑造韧性的重要保障（罗栋梁和翟悦如，2023），而高融资约束往往表现为企业融资困难和资金紧张，会降低企业在抵御危机中的资源整合能力，即弱化企业韧性。其次，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高的情况下，企业更易任命具有不同背景特征的董事（孙烨和许艳，2016），多元化董事凭借其丰富的背景资源缓解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债务融资成本，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孙烨和许艳，2016）。由此，本文认为，董事会多元化对于企业韧性的强化作用在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加显著。为此，本文采用KZ指数来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KZ指数越大，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以样本KZ指数中位数为界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在高融资约束企业中董事会多元化能够显著缩短危机后的恢复时间，而这一现象在低融资约束企业中并不显著，并且以上统计结果在组间存在显著差异。董事会多元化对于企业遭遇危机时的抵御力在融资约束不同的企业中不存在显著差异。综上可知，董事会多元化对于企业韧性的强化作用在融资约束高的企业中更加显著。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企业韧性是实现经济韧性的重要基础，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在复杂多变的VUCA情境下，强韧性逐渐成为企业在动荡环境下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探究企业韧性的塑造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以2017～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根据董事会成员的性别、年龄、学术背景、海外背景和职业背景，构建了董事会多元化变量，研究董事会多元化与企业韧性之间的关系及董事会监督职能和咨询职能有效性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第一，董事会多元化能显著增强企业韧性，这一作用体现在降低股价下跌幅度和缩短月度股价恢复至冲击之前平均水平所需的时间上；第二，董事会多元化通过提高董事会监督职能和咨询职能的有效性增强企业韧性，董事会监督职能有效性和咨询职能有效性均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第三，董事会认知特征层面（如学术背景、海外背景和职业背景）的多元化能够直接增强企业韧性，而董事会人口特征层面（如性别、年龄）的多元化通过影响董事会内部决策过程间接作用于企业韧性；第四，董事会多元化对企业韧性的强化作用在高内部控制质量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加显著。
（二）研究启示
本文对于企业选聘董事、完善董事会治理结构及提升危机应对能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第一，为了抵御突发事件冲击并减轻其带来的不利影响，企业要持续不断地提升董事会多元化水平。通过本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可知，在董事会的构建过程中，股东应充分考虑各维度多样性之间的平衡，根据所属行业特点优化董事会成员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和职业背景等，以有效发挥董事会的监督和咨询功能，从而增强企业韧性。第二，在推选董事会成员时，适当地增加董事会成员学术背景、海外背景和职业背景的多元化比重，以直接增强企业韧性。在此过程中应当注意，虽然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不直接增强企业韧性，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董事在董事会内部存在着潜在的相互影响，仍需在完善董事会结构时考虑女性董事以及存在年龄差异的董事。第三，内部控制是企业抵御危机冲突、恢复良性发展的重要基础，企业应当重视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加强治理层、管理层及员工对于企业内部控制的认识，优化企业内部控制活动的流程设计，营造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同时，通过合理的人力资源政策塑造企业文化，以增强董事会在不同环境中面对各种挑战和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这有利于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增强企业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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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罗萍"李小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