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国华（博士生导师），蒋志远
一、引言2019 ～2022年，国务院及相关部门相继发布《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与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通知》，重点强调了提升中央企业及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体系有效性和企业整体发展质量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了现今企业内部控制问题，尤其是评价方法的不足。目前，企业内部控制评价在满足高质量发展需求方面存在缺陷，主要是因为缺乏以效率为核心的方法论。现有研究对内部控制效率关注不足，且经常将效率与有效性混淆。因此，要切实发挥内部控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基固本作用，探寻科学合理的内部控制效率评价思路，寻找与之匹配的内部控制效率评价方法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旨在论证内部控制效率评价的必要性，并分析其现有研究的不足。拟参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简称《基本规范》）和相关研究成果，构建基于系统观的内部控制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网络DEA 模型和Global Malmquist（GML）指数对2019 ～2021年我国制造业A股非*ST 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效率进行定量评价。通过比较基于网络DEA 模型的内部控制效率指数和迪博（DIB）内部控制指数，本文验证了网络DEA模型在内部控制效率评价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进一步通过构建全要素生产率与内部控制效率的回归模型，分析内部控制效率在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最后，从公司环境、制衡、监督和激励机制等方面探讨影响企业内部控制效率的因素，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1.内部控制评价内容选择。内部控制评价是确保内部控制系统持续优化和稳定发展的关键环节，其评价内容直接决定评价质量的优劣。当前国内研究集中于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孙光国和李冰慧，2014；陈艳等，2015），而轻视效率评价。然而，现有有效性评价研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评价重点是全面性和重要性，未能充分考虑成本效益性和适应性，不符合企业发展需求；其次，评价方法过于主观，缺少量化数据，影响评价结论的准确性；再者，评价思路可能存在片面性，未完全贴合内部控制的过程本质（李连华和唐国平，2012；陈汉文和黄轩昊，2019）。与此同时，部分学者强调了内部控制效率评价的重要性，指出效率评价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内部控制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作用，符合企业发展和内部控制价值创造的核心要求（宋建波等，2018；林钟高等，2011；李心合，2007）。尽管如此，现有效率评价研究同样存在不足，特别是在区分效率与有效性方面，仍有研究（佟岩和徐峰，2013）简单地使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作为效率的代理指标。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一个既科学合理又具可操作性的内部控制效率评价思路和方法。
2.内部控制效率评价思路。当前内部控制效率评价思路主要基于“投入—产出”视角。部分学者定义内部控制设计层面的指标为投入、执行层面的指标为中间过程、目标实现层面的指标为产出，构建了包含内部控制设计效率、执行过程效率及执行结果效率的综合评估体系（李连华和唐国平，2012）。也有学者排除执行层面指标，仅以设计层面指标作为投入、目标实现层面指标作为产出，旨在评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但这实际上测度的是内部控制效率（宣杰和刘园慧，2013）。可见，现行的效率评价思路在指标选取、分项效率计算以及分项与整体效率的整合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内部控制指标的选取覆盖设计、执行和目标实现三个层面。设计层面指标多为定性指标，依赖于专业判断，具有明显主观性；执行层面指标较难获得；目标实现层面指标在反映内部控制信息时存在“噪音”（陈汉文和黄轩昊，2019）。当前研究尚未有效避免这三类指标的固有缺陷。在分项效率计算方面，现有方法在关联投入与产出层面指标上存在缺陷。一些研究尽可能将内部控制措施与目标的直接对应，却忽略了潜在的一对一、一对多等复杂关系；而一些研究仅以内部控制目标与内部控制措施的权重之和相比，虽尝试反映复杂关系，但未能精确计算分项效率，影响企业弱点识别。关于分项效率与整体效率的统一，现有方法缺乏科学依据。一些学者通过为分项效率赋予权重并求和以求统一，但权重分配方法缺乏逻辑支撑。还有学者将各分项效率简单相加，忽视了效率间的复杂性，相加的结果未必等同于整体控制效率。李连华和黄轩昊（2012）提出以战略管理效率代表整体效率，但可能导致内部控制整体效率评估的信息不完整。
3.内部控制效率评价方法。目前内部控制效率评价的方法主要包括指数构建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彭韶兵和周婧（2013）基于ERM 框架，运用层次分析法（AHP）评价银行业反洗钱内部控制效率。但AHP存在固有缺陷，包括权重赋予的主观性和背离效率本质。宣杰和刘园慧（2013）采用DEA 评价企业内部控制效率，提高了指标权重确定的客观性，符合效率评价本质。然而，DEA 将内部控制系统视为“黑箱”，未能准确计算分项效率。还有研究采用IC-CMM模型、管理熵等方法评价企业内部控制效率（王海林，2009；敖世友，2009），这些方法尽管有其各自的优点，但与效率本质含义相悖。相比之下，网络DEA模型作为传统DEA的改进，不仅符合内部控制效率本质，还能反映出系统的复杂网络结构。网络DEA模型有效地将内部控制系统的分项效率与整体效率相统一，展现为一种科学的评价方法。
4.简要评述。内部控制效率评价相较于有效性评价更符合企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但存在两方面不足。首先，在评价思路上，现有研究未能避免指标在各层面的固有缺陷，未能科学计算分项效率，也缺乏将分项效率与整体效率相统一的方法。其次，在评价方法上，指数构建法权重的赋予较主观，与其他方法一样偏离效率本质。DEA虽然符合效率评价本质，却未能科学整合分项效率与整体效率。针对这些缺陷，本文提出系统观评价思路并使用相应的网络DEA模型。
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效率评价的系统观思路系统观评价思路源于《基本规范》对内部控制五要素内涵的界定及其在内部控制体系中作用的描述。这种思路认为，内部控制系统中每个要素都有自身的投入与产出，且各环节间的产出与投入相互关联。具体表现为：内部环境的产出影响其他环节的运行，信息与沟通的产出成为风险评估、控制活动和内部监督的投入，风险评估的产出进入控制活动，控制活动的产出又转入内部监督。整体来看，各环节的产出共同构成系统的最终产出，反映整体质量。基于此，本文绘制了内部控制系统要素关系图（见图1），并进一步探讨从“系统观”视角选择评价指标和构建效率计算逻辑的方法。
图1 《基本规范》中内部控制系统要素关系
1.内部控制效率评价指标选择。系统观评价思路下内部控制效率评价指标的选取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选取哪些内部控制层面的指标？二是选取什么类型的内部控制指标？
本文采用系统观构建的内部控制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以内部控制设计层面的指标作为投入指标、内部控制目标实现层面的指标作为产出指标。本文认为，内部控制评价的根本目的是帮助企业更好地实现内部控制目标，并且目标实现指标的固有缺陷能够通过系统观构建的指标体系结构得到消除。这一消除机理基于非内控因素（主要是外部环境因素）对内部控制各要素目标实现的影响，因为这些外部因素会同时影响各要素，从而在评价时通过要素间的联系得到削弱。例如，内部环境要素的产出指标（如净资产收益率）受外部因素影响，风险评估要素的产出指标（如财务杠杆）也受相同影响。在评估风险评估效率时，内部环境的产出指标作为投入减弱了非内部控制因素对效率评估结果的影响。
本研究选用能直接反映内部控制要素设计的指标，替代现有研究中的整体定性指标。例如：采用公司治理、社会责任等指标直接衡量企业内部环境的投入，以取代如覆盖率、一致性等定性指标；采用资产减值损失率、违法违规情况等指标作为内部控制目标实现的产出指标。这种指标选择清晰地展现了要素设计与目标实现间的关联。要素设计与控制目标间不存在一对一的线性关系，本文所选产出指标常对应多个控制目标。例如：资产减值损失率不仅反映资产安全，也关联经营效率；控制活动要素的产出指标包括资产减值损失率、违法违规情况等多个。这确保了计算上的线性关系和实质上的非线性关系，即单个要素的投入对多个内部控制目标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系统观评价思路采用能直接体现内部控制要素设计的指标作为投入指标、以反映目标实现程度的指标作为产出指标，明确了要素设计与目标实现间的关系，并利用内部控制系统结构削弱了在评估内部控制质量时目标实现指标的“噪音”。
2.内部控制效率计算逻辑构思。系统观评价思路下内部控制效率计算逻辑的构思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科学地计算内部控制分项效率？二是如何科学地将内部控制分项效率与整体效率统一起来？
计算内部控制分项效率的难点在于确立合理的分项。本文以内部控制要素作为分项基础，确保每个要素的投入与产出对应，使分项效率的计算成为可能。内部控制系统要素间的关联意味着单个要素的投入不仅会促进自身产出，也会影响其他要素的产出。例如，风险评估要素的投入不仅影响自身目标，也正向影响控制活动目标。因此，在计算控制活动效率时，需剔除风险评估对其目标实现的影响，并将其纳入控制活动效率计算中。本文采用的计算逻辑是，将环节（要素2）的产出权重与该环节的投入权重之和及上一环节（要素1）的产出权重之和的总和相比，详见图2。
图3 2019 ～2021年制造业内部控制整体效率与要素效率核密度
内部控制分项效率与整体效率的统一基于内部控制系统要素间的关联，而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独特结构体现为五大要素间的特殊联系。这说明整体效率并非分项效率简单相加的结果，且分项效率与整体效率之间存在结构性特征。据此，本文运用网络DEA模型将分项效率与整体效率相统一。整体效率通过比较所有要素产出权重之和与投入权重之和来衡量，并确保各要素产出权重之和不超过投入权重之和。加入要素层面约束旨在将分项效率计算与整体效率计算相联系。因此，系统观评价思路在理论与方法上为内部控制分项效率与整体效率的统一提供了内部控制理论与网络DEA模型上的支持。
综上所述，系统观评价思路在测度内部控制要素效率（分项效率）时，去除了其余要素对该要素产出产生的影响，并且基于内部控制系统的结构特征，采用网络DEA模型，将内部控制系统分项效率与整体效率统一起来。
四、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效率评价的网络DEA模型1.内部控制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和模型建立。
（1）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本文在设计内部控制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时，以系统观为指导，以《基本规范》为依据，以数据可获得性与指标的科学性为原则。评价体系包括基于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系统投入指标和基于内部控制目标实现的系统产出指标。依据《基本规范》及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监管制度，本文参考相关研究（陈汉文和黄轩昊，2019；林斌等，2016），选取投入和产出指标。通过共线性和变异系数分析，本文在筛选评价指标时排除了共线性高和变异系数为零的指标，对含有负值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确保评价体系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依据《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南，企业在建构内部环境时应确立规范化的公司治理架构，并执行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此外，企业需培养积极的价值观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实行有效的内部审计和监督机制。在公司治理层面，关键在于实现权责清晰分离，特别是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可作为衡量企业内部环境优劣的关键指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之一是信息的透明披露，涵盖是否参照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是否披露股东权益保护等方面。本研究通过是否设置内部审计部门来评估企业内部审计监督的有效性。优化内部环境能显著提升企业的运营能力、盈利能力、生产能力和垄断能力，这些表现可以通过总资产周转率、净资产收益率、人均主营业务收入以及市场占有率等核心财务指标加以量化。
根据《基本规范》，企业风险评估需设定目标、识别风险、深入分析并制定应对策略。鉴于风险评估难以量化，本文采用替代指标衡量企业风险评估的投入。风险评估主要由专设的风险管理委员会执行，其组建完善程度会显著影响风险管理成效。本文通过情感语调分析来反映企业对风险的态度，情感语调的数值高表明企业态度积极乐观，可能导致管理层实施较少的风险应对策略。本研究旨在降低企业风险隐患，可从市场、财务、经营、战略风险四个维度进行评估。采用BETA 值、财务杠杆系数、经营杠杆系数、投资损失率作为各风险维度的替代性指标。这些指标的增高一般表示风险评估成效不佳。
根据《基本规范》，企业在控制活动阶段应实行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授权审批控制、财产保护控制、预算控制等八项控制措施，确保风险应对策略的有效实施。本研究依据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披露的控制缺陷，对企业控制活动进行评分。这些控制措施的目标是降低企业面临的风险概率。为评估控制效果，本文选取上市公司违法违规情况、资产减值损失率和资本保值增值率作为指标。其中，较高的资产减值损失率表示控制活动效果较差。
根据《基本规范》，企业在信息与沟通阶段需强化内外部沟通。内部沟通优化有助于提高信息传递效率，进而提升企业风险评估、控制活动和内部监督的质量。外部沟通的加强，特别是与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的互动，有利于企业注重财务报告和会计信息的质量。企业内部沟通主要通过会议进行，而内外部沟通均涉及管理成本。因此，本文以“三会”（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的会议次数和管理费用率作为信息与沟通阶段的替代性投入指标。为了评估信息与沟通的成效，本文采用财务报告质量和会计信息质量作为产出指标，分别用财务报告审计意见类型和会计信息质量考评结果作为衡量标准。
根据《基本规范》，企业在内部监督阶段应实施由内部审计部门执行的监督检查措施。这些措施旨在通过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揭示潜在风险和内部控制缺陷，进而提升内部控制体系的效能。《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1 号——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一般规定》提出，我国上市公司必须公布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因此，本研究采用内控评价结果及内控评价披露作为衡量内部监督投入的指标。另外，内部控制审计作为一种外部监督机制，由注册会计师执行，主要针对财务报告，但其审计结果同样能反映内部监督的质量。本研究据此以内控审计结果和内控审计披露来评价内部监督的效果。
本文通过对研究样本进行共线性分析以及变异系数分析，发现企业是否设置内部审计部门以及是否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等两个指标共线且变异系数为零，遂予以删除，最后得到如表1所示的评价指标体系。
表1 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2）网络DEA 模型构建。本文将基于CCR 模型构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多阶段网络DEA模型。假定θ1、θ2、θ3、θ4、θ5、θT分别为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各阶段和内部控制整体的效率值。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DMUj（j=1，…，n）在第k阶段包括mk项初始投入xij（i=1，…，mk）、tk项中间产出zrj（r=1，…，tk）和sk项最终产出ypj（p=1，…，sk）。将分式形式的网络DEA 模型通过Charnes-Cooper 转换为如模型（1）所示的线性表达式：
（3）GML指数计算。GML指数是一个用来反映被评价对象动态效率变化的指数，能反映被评价对象的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在分析企业不同时期的效率变化时，不能简单地将效率值进行直接对比。因此，本文用GML指数来分析企业在2019 ～2021年的效率变化。DMUj在t～t+1期的全局GML指数计算公式为：
GML指数可以分解为效率变化与技术变化，效率变化的计算公式为：
技术变化的计算公式为：
（4）阶段效率值Ek计算。本文借鉴了张静娴等（2016）基于串并联混合结构的多层次指标体系评价的关联网络DEA 模型，通过构造虚拟子系统，将内部控制评价网络系统分解为基于串联和并联的层次结构，以便对内部控制的不同层级进行评价。将企业内部控制的复杂网络结构划分为五个主要层次，Ek～E5分别对应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内部监督阶段，以此进行效率值的计算。各阶段效率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2.实证检验。
（1）样本数据来源。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制造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文选取2019～2021 年我国1653 家制造业A股非*ST 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为满足网络DEA 模型的基本测算要求，本文对含有负值数据的指标进行Min-Max规范化处理，对非期望产出指标进行逆向化处理，将所有的0值改为0.000001。所有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
（2）基于网络DEA 模型的DMU 得分。本文基于EXCEL2010 软件，计算出我国1653 家制造业A 股非*ST上市公司2019～2021年的内部控制效率值。进一步分析其空间分布，发现我国制造业企业内部控制的整体效率和要素效率基本呈现“东高—西低”分布，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3）制造业企业内部控制效率分析。在2019 ～2021年期间，制造业内部控制效率的分布情况显示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高效率企业数量逐年减少。这主要是由于非内控因素的直接影响，导致一些原本高效率的企业在财务和经营风险管理上受限，从而影响了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根据内部控制要素效率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内部环境、风险评估和信息与沟通方面的效率呈现单峰分布，而控制活动和内部监督方面的效率呈双峰分布。这表明在面对外部环境冲击时，企业的内部环境、风险评估和控制活动效率较易受到影响，而信息与沟通和内部监督方面的效率则相对提升。这一趋势反映了企业在应对外部挑战时的策略调整。具体来看，内部环境效率的峰值下降，表明其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较大。风险评估效率的分布变化，显示出高效率水平的企业数量减少，低效率水平的企业增多。而控制活动效率的双峰分布及其变化趋势表明，在外部冲击下行业内差异在短期内缩小，但长期可能恢复成初始分布状态。这些分析说明，非内控因素对内部控制效率产生了间接影响，强调了企业内部控制改进不能“闭门造车”，不能脱离外部环境搞建设。另外，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等要素表现出对外部环境的相对独立性，这为企业通过优化内部控制制度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提供了依据。
（4）GML 指数分析。本研究使用EXCEL2010 软件，计算出我国1653 家制造业A 股非*ST 上市公司2019 ～2021年的内部控制效率GML指数，并将其分解为效率变化（EC）和技术变化（TC）。GML 指数反映公司内部控制效率的总体改进情况，其中效率变化展示企业遵循《基本规范》和应用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能力，技术变化则体现内部控制制度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有些公司在技术变化方面表现出退步，表明它们未能迅速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而另一些公司在技术变化方面取得进步，显示出其内部控制制度对外部环境的适应程度有所提高。
对2019 ～2021 年制造业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效率的GML指数及其分解指数的分析显示，它们的分布状态相似。通过分析效率变化、技术变化与GML指数之间的灰色关联度，发现GML 指数的变化主要由效率变化驱动，其灰色关联度高达0.7583。这表明制造业在遵循《基本规范》和应用内部控制配套指引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内部控制制度对外部环境适应性方面的差异则相对较小。因此，制造业企业需要加强相关的内部控制培训，优化内部控制制度，强化对《基本规范》的遵循，并持续发展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应用能力。
（5）内部控制效率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为进一步分析内部控制效率与企业高质量发展间的关系，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TFPi，t代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EFFTi，t代表企业内部控制综合效率；Xi，t代表控制变量；β0为常数项；β1为内部控制效率影响因素的系数；μt和δi分别为年份和企业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本文关注核心解释变量EFFTi，t的系数，若β1显著且为正，则表示内部控制效率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选用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评价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这是因为TFP 综合反映了企业各要素的生产率和企业发展水平。本文采用OLS、固定效应OLS、OP、LP 和GMM 等五种方法来测量企业的TFP。考虑到变量EFFTi，t是受限变量，分析排除了内部控制效率已达有效状态的企业，仅使用内部控制效率未达有效状态的企业作为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参考已有文献（宋敏等，2021），研究控制了影响TFP 的多个变量，如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回报率、现金流、杠杆率和成长性等，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内部控制效率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回归结果表明，内部控制效率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然而，内部控制有效性亦能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陈茹等，2020），从而导致企业无法确定高质量发展应当是由内部控制有效性主导还是由内部控制效率主导。为此，本研究首先通过偏相关分析对这两个指标进行比较，发现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106，具有1%的显著性水平，如表3 所示。进一步，采用面板Tobit模型对两者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发现相关系数为0.0468，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本研究构建的内部控制效率指数与迪博内部控制指数之间存在可替代性。此外，一次回归与分数多项式回归预测拟合图也验证了这两种指数之间的强替代性。为了验证基于网络DEA模型的内部控制效率指数的优越性，本文比较了上述两种指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解释能力。通过比较分析两种指数与TFP 的灰色关联度，发现基于网络DEA模型的内部控制效率指数在解释企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更强的能力。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内部控制效率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且符合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应成为企业在内部控制发展方面的一个重要关注焦点。
表3 基于网络DEA模型的内控效率指数与迪博内控指数比较
五、制造企业内部控制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1.模型设定。本文基于网络DEA模型测度的内部控制效率处于［0，1］区间内，属于受限变量，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面板Tobit模型来探讨制造企业内部控制效率的影响因素，具体模型如下：
2.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本文选择2019 ～2021 年的制造业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效率为被解释变量，其均值为0.8854（限于篇幅，相关结果略），整体而言内部控制效率较高。本文基于企业内部控制的微观治理特征，参考已有研究（孙玥璠等，2022；曹越等，2022），兼顾变量数据的可获得性，从公司的基本环境、制衡机制、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等四个方面来探讨企业内部控制效率的影响因素。具体来说：选取公司规模（size）、公司成立年限（firmage）、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是否为国有企业（soe）来衡量公司的基本环境；选取迪博内控质量（DIB）、股权制衡度（balance）来衡量公司的制衡机制；选取独立董事比例（indep）、是否由四大审计（big4）来衡量公司的监督机制；选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t）、管理层持股比例（mshare）来衡量公司的激励机制。以此来考察制造企业内部控制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
3.实证分析结果。根据模型（7）的设定，本文使用STATA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实证结果如表4 所示。具体来说：一是公司基本环境对内部控制效率的影响。公司规模对内部控制效率的影响系数为-0.0065，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企业在扩大业务规模时，设置了冗余的控制措施和进行了过多的控制投入，或现有内部控制制度未能适应资产规模的增加。此外，公司成立年限与内部控制效率显著负相关，暗示着企业的成长可能伴随着内部控制效率的下降。而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效率更低，可能是因为其更重视合规性而非市场竞争力。二是公司制衡机制对内部控制效率的影响。迪博内部控制指数衡量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对内部控制效率的影响系数为0.0001，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公司管理层的制衡机制有利于提高内部控制效率。然而，股权制衡度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内部控制效率产生负向影响，表明公司治理层面的制衡机制可能不利于内部控制效率的提高。三是公司监督机制对内部控制效率的影响。独立董事比例的影响系数为0.135，在1%的水平上显著，意味着独立董事能够有效提高内部控制效率，这可能是由于其专业知识和独立性缓解了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但社会审计监督对内部控制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可能是因为社会审计更关注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而非从企业角度解决控制成本问题。四是公司激励机制对内部控制效率的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管理层持股比例分别在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内部控制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这表明机构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内部控制效率较高的企业，而管理层持股通过捆绑管理层与股东利益，激励管理层优化内部控制制度，减少冗余措施，合理控制内部控制成本。
表4 内部控制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六、结论与建议本研究利用网络DEA模型和GML指数，从系统观角度出发，对企业内部控制效率评价体系进行了构建和效率的计算，并进一步对我国1653 家制造业A 股非*ST 上市公司2019～2021 年的内部控制效率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相较于传统评价方法，本研究提出的系统观评价思路更符合效率本质，可以有效避免内部控制各层面指标的固有缺陷，实现了对内部控制整体效率与分项效率的精准测量，并在概念和方法上实现了二者的有效整合。第二，在地域分布上，企业内部控制效率整体呈现东部高于西部的格局，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显著影响，尤其是企业的内部环境、风险评估和控制活动对外部环境的影响更为敏感。第三，内部控制效率的提升与企业对《基本规范》及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等相关文件的应用密切相关，这一点通过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变化指数与GML指数的关联度分析得到证实。第四，内部控制效率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正相关性强调了效率评价对于推动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性。第五，在影响因素分析中，内部控制效率与公司规模、公司成立年限和股权制衡度负相关，与独立董事比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管理层持股比例正相关，非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效率比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效率更高。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监管机构应强化策略。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国资委等监管机构应加强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监管，包括严格督促上市公司整改内部控制缺陷、加大对财务造假和审计舞弊的惩处力度，以优化行业环境。同时，应实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推进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提升员工积极性，并着重提升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效率，通过强化出资人监督和企业自评机制来确保内部控制的效率。第二，企业应优化内部控制策略。在宏观环境变化下，企业应将重点放在维护内部环境、常态化风险评估和科学设计控制活动上。继续加强内部控制培训，严格遵循内部控制规范及相关指引，并提高独立董事比例以吸引机构投资者。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和内部控制目标实现来激励员工，同时从权力制衡和责任制衡的角度优化上市公司的制衡机制。第三，内部审计部门应重视企业内部控制效率评价，关注内部控制的适应性和成本效益性。基于内部控制效率视角提出改进建议，发挥内部审计的增值作用。改进评价方法，例如采用网络DEA 模型评价内部控制效率，指出改进方向，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第四，会计师事务所应调整审计策略。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企业内部控制情况时，应综合考虑内部控制的充分性和成本效益，帮助企业合理控制内部控制成本，重点审计企业治理结构、机构设置、人力资源政策等内部控制环境因素，以及风险评估程序、风险应对措施和授权审批制度等控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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