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发，谢清华（副教授），韩 冰（副教授）
一、引言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完善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战略。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之一，决定了第三次分配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属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等进程中，第三次分配发挥了重要作用，倾注了丰富的内容，特别是在每次灾难应对和灾后重建中，我国第三次分配的内涵、内容、形式、中国特色和独特作用均得到了丰富和完善。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我国社会主义信任机制的不健全，导致第三次分配的各参与主体之间产生认识偏差，社会上有一部分人把社会主义的第三次分配行为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公益捐赠行为或供给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把第三次分配的供给方误认为政府的“劫富济贫”等行为。这些认识偏差严重阻碍了第三次分配的健康运行，不利于客观发挥和评价第三次分配对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效能。因此，正确认识第三次分配的内容、完善第三次分配的体系、壮大第三次分配的能力，是实务界和理论界需要探讨的重要议题。
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在增进社会信任、促进社会多元共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学术界也基于“制度信任”“合作信任”等视角论证了国家审计信任治理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要有效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因此，稳预期也是国家审计的重要使命，是国家审计发挥社会信任治理作用的重要途径。第三次分配各参与主体对第三次分配的认识偏差，从浅层次上看是源于国家信任机制的不健全，从深层次上看则是源于各主体对第三次分配动因和结果预期的不稳定。
基于此，本文将以稳预期为视角，基于国家治理论，构建“理念—体系—能力”分析框架，探讨国家审计对第三次分配供给的治理机理并提出相应的治理路径，这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一是基于“稳预期”视角，提出了国家审计在第三次分配供给中的治理作用，丰富了国家审计的应用研究。第三次分配作为国家分配体系的高级发展阶段，处于道德等上层建筑层面，是自愿对社会资源和财富进行再分配的行为，尽管理论界和实务界也探讨了第三次分配的内涵、生成逻辑和优化路径，但是现有文献较少关注第三次分配供给是基于心理规律和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大前提，更少从国家审计稳预期作用视角研究第三次分配供给的治理机理。本文不仅探讨了第三次分配各参与方的交易性动机、预防性动机和投机性动机的心理作用，而且从国家治理的高度，分析了国家审计在动机预期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能更全面地刻画国家审计对第三次分配供给的治理机理。二是本文从第三次分配可持续发展角度，构建了“理念—体系—能力”分析框架，动态分析了国家审计对第三次分配的治理作用，提炼了第三次分配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文化传承能力，打破了静态研究第三次分配的局限，为国家审计功能发挥提供了新视角。
二、文献综述国家审计对社会分配的治理作用可以分为对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治理作用。第一次分配注重效率，第二次分配注重公平，因此本文从国家审计对社会效率的治理研究、国家审计对社会公平的治理研究和国家审计对第三次分配的治理研究三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
（一）国家审计对社会效率的治理研究现有文献聚焦于从国有企业创新与政府治理维度探索国家审计对社会效率的治理作用。从国有企业创新维度来看，一方面，国家审计能够提升国有企业高管的风险承受能力，抑制高管短期行为，促进高管投资长期创新（郑国洪等，2022）；另一方面，国家审计通过监督效应抑制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王兵等，2017；郑国洪等，2022）、策略性创新投资（吴秋生和王婉婷，2020）及金融化行为（陈文川等，2021），优化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李甜甜等，2022），促进国有企业增加实体投资和创新研发投入，提高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唐嘉尉和蔡利，2021），进而提升国有企业创新质量。郭檬楠等（2021）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国家审计主要作用于国有企业的实质性创新，对其策略性创新并没有显著影响。从政府治理维度来看，国家审计监督是降低财政预算偏差、实现国家善治的重要路径（谢柳芳等，2019）；政策执行效果审计能够提升政府资源分配与使用效率（郑伟宏和涂国前，2019），经济责任审计能够缓解地方政府干预（程军和刘玉玉，2018），进而提高国有企业创新质量；而审计全覆盖不仅可以强化权力监控，抑制政府不当干预，还可以缓解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提高国有企业治理水平（刘玉玉等，2021）。少数文献研究发现：充分发挥国家审计移送线索的功能是提高司法效率的重要渠道（王光远和郑晓宇，2019）；国家审计与社会审计的协同有助于提升审计效率，助力实现审计全覆盖（许汉友等，2018）。
（二）国家审计对社会公平的治理研究现有文献主要从税收公平、打造公平营商环境和环境治理三个方面研究国家审计对社会公平的治理作用。税收优惠可促进企业创新，但也可能成为企业避税的工具（李维安等，2016）；区块链可从技术层面缓解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谢清华和周志勇，2021）；国家审计则可从外部监督层面抑制企业税收流失（陈高和崔晨雪，2020），实现征纳双方税收公平，提升企业创新质量（潘孝珍和燕洪国，2018）。也有学者认为，国家审计可通过提升行政效率、改善法制环境和优化市场环境等途径促进区域营商环境优化（王彦东等，2021）。还有学者提出，环境审计通过促进企业改善环境绩效（曾昌礼和李江涛，2018；蔡春等，2021）、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通过降低资源型和重污染型企业避税强度（蒋秋菊和孙芳城，2019），促进企业重视环境治理，助力实现代际环境公平。谢清华等（2022）构建了“科技支农—产业聚农—农市兴旺—藏富于农”的国家审计服务三农框架，为缩小城乡差距以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国家审计对第三次分配的治理研究厉以宁（1994）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应有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以捐赠为主要形式，对社会效率与公平形成有益补充，但现有文献没有系统研究国家审计对第三次分配的治理作用。企业是我国慈善捐赠的责任担当，闲置资金是企业捐赠的基础（Waddock 和Graves，1997）。企业数字化转型等提高了企业绩效（薛铃琦等，2022），进而赋予企业更多闲置资金（Adams 和Hardwick，1998）以进行慈善捐赠。为确保慈善资金有效使用，国家审计有义务对第三次分配进行监管（朱智鸿，2020）。合理界定国家审计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监督作用，已成为现阶段国家审计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王建平等，2022）。王巍和郑石桥（2020）提出了突发公共事件审计主体理论框架，认为各类审计机构内部都应设置突发公共事件审计部门，而政府审计机关的职责在于协调指挥以提高审计效率。朱智鸿（2020）则认为，应将审计有机地内嵌于国家应急管理部门。
（四）研究评述通过以上文献回顾可以发现，现有文献中把国家审计与第三次分配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的研究较少。尽管有学者从企业捐赠的视角研究了第三次分配的影响因素，但是第三次分配各参与主体由于受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的影响，容易把第三次分配作为交易、预防和投机活动，现有文献没有从第三次分配前因后果的整体维度构建分析框架研究第三次分配供给。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对国家善治具有稳预期作用，本文基于稳预期的视角，构建“理论—体系—能力”分析框架，研究国家审计对第三次分配供给的治理机理和治理路径，这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第三次分配的实践困境在党和国家的正确引领下，我国第三次分配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不能忽视第三次分配政策执行和实践中的困境。囿于社会主义信任机制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不同参与主体对第三次分配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偏差，交易性动机、投机性动机和预防性动机等心理预期不稳定因素充斥其中，严重威胁我国第三次分配的高质量发展，不利于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在交易性动机方面，社会上有一部分人把社会主义的第三次分配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公益捐赠行为，个人、企业、社会团体或组织从事慈善公益事业不乏存在以公益捐赠获取政策优惠的情况。究其原因，可能在于政府利用政策倾斜鼓励和引导社会不同主体参与慈善公益事业，《慈善法》第八十条、《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三条等均对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和组织从事慈善公益做出了相关规定，指出这些主体可在不同程度上依法享受税收优惠。以政策进行鼓励和引导，在短期内固然可以促进我国第三次分配快速发展，但容易激发社会上各参与主体的交易性动机，即为获取政策优惠而参与第三次分配，长期而言，存在交易性动机的慈善公益阻碍了中国特色慈善文化的培育，不利于我国第三次分配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在投机性动机方面，第三次分配的实践困境主要体现为部分企业的投机性捐赠。根据企业经典理论，企业的根本目的在于盈利，企业进行款物捐赠，意味着其要将一部分资源投向不具有营利性质的社会活动，从而导致成本增加，这无疑违背了利润最大化的管理目标，即理论上企业不应该进行款物捐赠。但有学者研究发现，无论企业的业绩是否良好，甚至是处于亏损状态，大量企业都会在灾难应对及灾后重建的第一时间进行款物捐赠（李诗田和宋献中，2014；李四海等，2016；李四海等，2012）。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积极参与慈善公益不乏存在投机心理，企业热衷慈善公益符合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预期，慈善捐赠逐渐成为企业提升绩效的重要手段（钱丽华等，2018）。更甚者，个别企业将慈善捐赠视为隐瞒负面信息的工具，最终增加股价崩盘风险（曹海敏和孟元，2019）。企业与社会共赢的投机性慈善捐赠无可厚非，但出于自利动机不正当地滥用慈善捐赠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则不利于第三次分配的高质量发展，进而阻碍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在预防性动机方面，部分企业从事慈善捐赠的目的在于获取资源保护。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任何企业的发展都与周边环境和利益相关者息息相关，企业从中获取生存与发展所需资源，进而实现盈利目的，各利益相关者也期盼企业能承担一定程度的社会责任。企业从事慈善捐赠是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表现，能够为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和声誉。当企业面临负面事件时，慈善捐赠所带来的声誉资本很可能为企业提供声誉保险，降低企业资源丧失等风险（钱丽华等，2018）。出于预防性动机的慈善捐赠固然能激励更多企业从事慈善公益事业，但也不能助长企业为寻求资源保护才从事慈善捐赠的行为，而应鼓励企业通过创新等渠道获取更多资源以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助力我国第三次分配高质量发展，为我国在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四、国家审计在第三次分配供给中的治理优势第三次分配是国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高度发展的产物，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突出表现。一方面，第三次分配表现为厚实的经济基础，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集中表现，也是剩余产品更有意义地发挥作用的重要导向；另一方面，第三次分配是国家文明高度化的表现，是超越慈善等公益活动的价值活动，其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发挥着文化治理的作用，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的实际，第三次分配供给方存在着心理预期，集中表现为：交易性动机、预防性动机和投机性动机。这些预期不稳定不仅阻碍第三次分配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积极作用，还会影响国家形象，不利于高质量发展。交易性动机、预防性动机和投机性动机的形成原因包括：对我国第三次分配的认识和价值理念存在偏差、第三次分配的领导和监督体系不健全、第三次分配的组织和风控能力还没有完全形成。而国家审计的稳预期作用可以纠正对第三次分配认识和价值理念存在的偏差，在推进国家善治的过程中，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体现了国家审计对第三次分配的治理优势。
（一）价值治理优势社会自治是国家治理进步和发展的产物，在国家治理影响下实现的社会自治是国家善治的一种表现，国家治理的价值也体现为国家善治的实现。第三次分配的形成和发展变化是社会自治的一种体现，是国家善治在分配领域积极作用的结果。国家审计在推动国家善治的过程中，最直接的作用中介就是国家战略方针，而国家战略方针的贯彻执行是执政党执政初衷的实现过程。第三次分配各参与方存在认识偏差，诞生了第三次分配的交易性动机、投机性动机和预防性动机，使国家战略价值在形成阶段、执行阶段、完成阶段等过程中产生了非预期价值，甚至产生了负的价值效应。在中国特色的审计体系下，我国开展了政策跟踪审计，从战略推广、贯彻执行和惠及效果方面给予社会稳定的预期，实现战略的初衷，有效地揭示、预防和抵御战略贯彻执行中的交易性动机、预防性动机和投机性动机，对战略价值在社会形成稳定的预期。
第三次分配是贯彻落实共同富裕战略的一个子战略，国家审计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价值体系在社会形成稳定的预期，明确第三次分配的初衷，规避对第三次分配价值的错误认识，从文化和道义等上层建筑层面进行阐述，纠正第三次分配的交易行为观，从价值源头上阐明第三次分配不是交易活动、不需预防风险、不能投机取巧，在国家审计的监督、评价和鉴定中，确保共同富裕战略可信，使第三次分配的价值形成稳定的预期。
（二）目标治理优势国家审计能促进战略目标形成稳定的预期，不忘初衷是我国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也是国家责任感在目标治理中的展示。在国家善治的要求下，需要形成国家责任感，促进国家目标的实现。国家审计是推动国家目标实现的工具，在目标治理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通过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抑制权力寻租和政府的腐败行为，在自我革命的理论武器指导下形成稳定预期的国家责任感。一方面，国家审计接受政府的委托，按照法律和国家审计制度等的要求，依照审计标准对各项审计项目进行鉴证和评价，在稳定审计项目目标预期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另一方面，国家审计凡审必严、严肃问责的制度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审计项目的交易性动机、投机性动机和预防性动机，即使存在上述动机，国家审计也能通过整改机制保障审计项目目标的实现。
第三次分配是在国家责任感的道德感召下形成的社会责任感，是国家治理目标在分配领域的工具运用成果。第三次分配目标是国家目标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在国家的引导、指导、辅导和倡导下，与国家目标体系形成和谐统一的目标统一体。第三次分配在作为分配制度体系的构件之一被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前，我国政府就对其发展开始了长期的探索，明确了我国不同时期第三次分配的目标。因此，国家审计与第三次分配形成了必然联系，展示了独特的目标治理优势，具体表现为：第一，第三次分配是国家战略贯彻执行的制度创新，既需要国家审计的推动、监督、鉴证和评价，也需要国家审计发挥免疫系统功能，对第三次分配供给的各种动机进行预防和引导，促进第三次分配形成稳定的目标预期；第二，第三次分配是对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的重要补充，是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重要机制，需要国家审计的信息系统功能，使其在第三次分配领域发挥提高信息透明度的作用，促进第三次分配目标形成前的原因和目标形成后的作用有稳定的预期，以及在高度透明的信息机制下，实现第三次分配目标透明，从目标上抑制参与主体形成不合理的目标预期；第三，国家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是一种心理感受，在国家审计的作用下，第三次分配的社会责任感有了物质载体、形式展示、过程结果，在透明运行和有形鉴证中，保障第三次分配的目标预期合理且稳定。
（三）过程治理优势国家审计通过“政治—政策—项目—资金”审计模式，将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构成相互联系和相互监督的网络体系，以促进国家治理动态化、网格化和过程化。研究型审计范式有助于正确评估和理解国家战略计划和战略思路；多项目审计范式有助于促进国家有序组织和推动经济社会建设；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领导体系保障了国家治理指导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可信性；三个区分的审计艺术增进了国家控制体系坚定性、灵活性、韧性和弹性的统一；审计全覆盖和大数据审计等技术推动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国家审计通过在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管理过程中发挥免疫系统作用，促进管理各流程预期合理和正向预期。
第三次分配供给是基于心理的自愿和自发行为形成的分配模式，变行为主体参与的自发性为自觉性，需要国家治理对第三次分配供给的全程管理。参与第三次分配的三大动机，是参与主体与政府博弈的结果。受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思想的影响，第三次分配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还不健全，需要国家审计发挥风险防范和制度增信作用，提高参与主体自觉参与国家善治的信心和自豪感，形成自觉治理社会的文化。国家审计通过审计技术、审计项目、审计内容、审计体系、审计整改、审计问责等，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有效化解治理过程中各种治理行为和治理活动的机会主义思想、行为和结果，促进国家善治。国家善治，必然要求形成一个责任政府、透明政府和高效政府，促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累，引导社会对国家战略和行动形成稳定的预期，规避交易性动机、投机性动机和预防性动机，促进第三次分配的交易、投机和预防倾向向奉献、文化和国家层面转变。
（四）结果治理优势审计结果运用是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显著表现。审计结果是对审计项目和审计内容的鉴定和评价，发挥审计结果治理的优势是保障国家战略、政策和制度能够持续推进以及得到广泛接受与大众支持的关键。审计整改和纪委巡视巡察又从权威性方面保障了审计结果的有效性，促进审计结果发挥治理效能。因此，国家审计不仅通过合法合规审计对结果进行合法合规判定，还通过跟踪审计和绩效审计对结果取得的途径与结果的有效性进行判定，更通过经济责任审计和整改审计等对结果的运用情况及不足进行鞭策。
第三次分配的结果预期会直接影响第三次分配供给三大心理动机的作用发挥，影响着怎么参与第三次分配、为什么参与第三次分配以及参不参与第三次分配的问题。因此，第三次分配的结果既是效果激励也是文化传承。从第三次分配供给的动机来看，需要对第三次分配的结果进行客观批判和权威保障；从第三次分配供给的过程来看，需要符合结果预期；从第三次分配供给的持续性来看，需要结果合法合规和促进国家善治，需要对善治结果进行传承和推进。
五、国家审计在第三次分配供给中的治理机理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国家审计对第三次分配供给具有价值、目标、过程和结果治理优势，能有效治理第三次分配供给主体产生的交易性动机、预防性动机和投机性动机，但是国家审计对第三次分配供给的治理机理需要进一步探析。国家治理论认为国家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国家善治，直接体现为人民价值观。国家审计通过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消除第三次分配供给的三种心理动机，实现第三次分配服务国家善治的目标。结合上述论述可以发现，稳预期是破解第三次分配供给三大动机的中心环节，因此本文以国家治理论为基础，以稳预期为视角，构建“理念—体系—能力”分析框架，把稳预期分为稳价值、稳目标、稳过程和稳结果四个维度，分析国家审计在第三次分配供给中的治理机理。
（一）国家审计在第三次分配供给中的治理机理概述国家审计通过规划不同的审计项目和审计内容，促进国家战略、方针和政策在确定的预期中得到落实、生效和取得成就，一方面促进国家的高效运转和透明运行，另一方面促进国家坚持党的初衷和人民的利益，在责任政府的实践中实现国家善治。国家治理论要求坚持人民民主和国家主观能动性的统一，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革新和治理能力提高的过程中，促进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在国家审计的推动下，国家善治必然要求国家治理标准、过程、投入与产出符合预期。稳定的国家治理预期必然要求第三次分配的初衷、过程和结果符合预期，遏制第三次分配的投机性、交易性和预防性，使第三次分配不仅是资源优化配置的手段，更是一种道德文化和国家文化，最终促进第三次分配服务国家善治的高级化。因此，国家审计在第三次分配供给中的治理机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国家审计促进国家善治，致使国家治理符合稳定的预期；二是国家善治稳预期，要求第三次分配在分配价值、分配目标、分配过程和分配结果的四个维度符合稳定的预期；三是第三次分配的四个稳预期维度有利于第三次分配文化的形成，促进国家治理的高级化。
（二）国家审计在第三次分配供给中的治理机理分析基于国家审计在第三次分配供给中的治理机理概述，本文构建了“理念—体系—能力”分析框架：国家审计促进国家善治，形成稳定的治理效能预期，即为第三次分配供给的治理理念；国家善治形成的第三次分配的稳价值预期、稳目标预期、稳过程预期和稳结果预期，即为第三次分配供给的治理体系；四个稳预期维度的治理体系促进国家治理的高级化，形成第三次分配供给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文化传承能力，即为第三次分配供给的治理能力。
1.培育治理理念。第三次分配属于社会思政的范畴，它是基于发自内心的道德等感召行使的资源配置行为。如何产生道德等感召、如何使道德等感召持续地发挥感召作用，以及如何兼顾资源配置和文化传承等问题，都属于社会思政探索的范畴，即第三次分配供给的治理理念问题。第三次分配活动多属于社会活动，大多不在国家审计的范畴之内，但是国家审计的信任治理机制可以通过理念治理间接作用于第三次分配供给，从而发挥治理作用。
（1）国家审计让社会认同“国家是善治的”这一理念。国家的战略方针政策和国家实践活动体现了我国是以人民利益为使命的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执政初衷就是为人民谋幸福；国家审计在推动国家战略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的过程中，对待问题不留面子，对待困难不留底子，对待腐败“不藏棒子”，推动国家持续自我革命；国家审计全覆盖和有审必审、凡审必严、严肃问责的审计实践，证明了国家是善治的。
（2）国家审计让社会认同“善治是可稳定预期的”这一理念。国家审计必须依法审计，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以人民利益为使命的审计，决定了目标是稳预期的；国家审计持续自我革命，推动审计体制改革、审计制度完善、审计技术革新、审计方法务实、审计理念与时俱进等，让人民相信审计是可以促进国家善治的；更进一步，国家审计创造性地通过政策跟踪审计和审计整改等中国特色的审计实践，促进审计与人民、项目、资金、政策等实现网格化管理，打通审计、政策与服务人民的“最后一公里”，推动国家善治的持续性。此外，国家审计公告制度、联审制度、审计与其他监督证据共用等制度，从权威性、效益性和能动性等维度论证了国家是可以善治和必须善治的。国家善治的理念被社会认同，成为国家文化和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一个责任国家、透明国家和高效国家的形成，影响服务国家治理的第三次分配在国家行为和结果稳预期的前提下，实现第三次分配行为、过程、结果等稳定预期。
2.建构治理体系。基于PDCA（Plan-Do-Check-Act）理论，事物的发展和推进需要经历计划、执行、检测和处理四个过程。按照PDCA 理论，第三次分配行为、过程和结果的稳定预期，可以表现为价值稳预期、目标稳预期、过程稳预期和结果稳预期四个维度，这四个维度构成了国家审计对第三次分配供给的治理体系。治理是微观落实的预期符合宏观规划的实践活动，在以上四个稳定期维度的治理体系下，可以形成国家对第三次分配供给的风险治理体系和领导指挥体系等。
（1）第三次分配价值稳预期是前提，价值认同和价值同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经历。治理体系是通过治理实践活动使治理理念向预期目标向好或者减少向坏的风险方向移动。第三次分配的价值是围绕国家善治价值服务的，是国家善治价值在分配领域的一个表现。因此，第三次分配的价值来源于国家善治的价值，第三次分配的价值回报也与国家善治价值回报相一致。第三次分配供给的投机性动机、预防性动机和交易性动机三大心理预期是逆国家善治的，在实践中通过稳价值预期，使其变成传承、国家和奉献心理。只有在持续的稳价值预期下，第三次分配行为才可能变成习惯、传统和标准，成为国家分配正式制度的非正式制度补充，推动国家善治。
（2）稳目标预期是稳价值预期的阶段性规划，价值是通过阶段性目标得以实现和发展的。国家善治是价值，属于愿景范畴，规定了国家的前途和发展方向。目标是对愿景的分段，现阶段我国把共同富裕作为奋斗目标，决定了中国特色的第三次分配的现阶段目标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因此，国家审计对第三次分配供给的目标治理作用在于对第三次分配精神的科学解释、对第三次分配行为的客观鉴证、对第三次分配结果的精准评价，第三次分配稳目标预期是对第三次分配精神的肯定、行动的透明和结果的对应价值的还原。
（3）过程稳预期是目标稳预期的跟踪与审查。目标是过程的目标，即目标是过程的函数，因此过程与目标是稳定的关系。如果第三次分配供给中产生了交易性动机、投机性动机和预防性动机，那么过程和目标的关系将变得不稳定，从而影响社会对第三次分配的看法，阻碍第三次分配向国家善治目标前进。稳过程预期的第三次分配是促进我国第三次分配高质量发展和有序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4）结果稳预期是第三次分配过程的结果评价，反映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只有结果稳预期，才可以调动社会主体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第三次分配的良性循环。国家审计作为风险化解的重要机制，需要及时发现第三次分配领域中的苗头性风险和潜在风险，通过审计实践活动，树立正念、正行和正果导向，发挥国家审计的结果治理优势，完善结果治理能力。
3.形成治理能力。国家审计对第三次分配供给的治理，需要形成第三次分配的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和文化传承能力。从资源配置角度来看，第三次分配是对第一次分配过程中不能通过第二次分配进行调节的市场失灵领域产生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的手段；从文化传承角度来看，第三次分配不是一次性的、偶然心动的慈善活动，而是一种高品质的、文化的持续活动，这种品质和文化能够潜移默化地形成我国治理体系中的一个非正式制度，该制度能够有效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因此，国家审计对第三次分配供给的能力治理不同于国家审计的免疫系统作用，更不是智慧审计的“警察抓小偷”的监督行为，而是审计智慧的传播行为，通过审计智慧的作用，促进第三次分配在审计智慧的引领和嵌入下，发挥资源配置和文化传承双重作用。
（1）国家审计的信息机制功能促进第三次分配的资源配置能力精准发力。资源配置没有实现帕累托最优，一方面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资源需求侧与资源供给侧没有精准配对，资源错配引致配置失灵；另一方面是因为第三次分配的市场体系和社会推动机制不健全，导致引领第三次分配的信息机制不能正常运转。国家审计在串联“政治—政策—资金—项目”的过程中，能够从宏观层面和顶层视野区分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的重点作用领域，同时识别第一次分配与第二次分配不能调节的真空地带，通过信号发送、信号传递和持续信号作用，引导第三次分配定好位、履行责。第三次分配是一项新的分配制度，需要从国家层面领导、推广和持续化。国家审计不仅可以从宏观调控角度为第三次分配运行形成信息运行机制、从国家信任角度为践行第三次分配行为提供信息增信机制、从规则治理角度规避第三次分配风险、促进第三次分配资源配置环境的形成，还可以畅通第三次分配的参与渠道、鉴证第三次分配的潜在效能和搭建第三次分配联合治理平台，促进第三次分配资源配置能力有效和持续发挥。
（2）国家审计的社会思政机制使得第三次分配的文化传承能力更具渗透力。参与和执行第三次分配不是行政权力和市场诱惑的产物，而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的自觉行为和精神境界，是社会思政积极作用的结果。国家审计贯彻国家意志，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通过不同的审计项目推动社会治理，丰富社会思政的物质基础。从审计效能来看，国家审计能够通过强化审计整改、联合审计和各种监督证据协同等机制，保障国家意志与社会运行一致，从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等维度践行社会思政优良行为，揭示、抵御、预防对社会思政不利的行为和风险。社会思政在国家审计的推动、推广和行动诠释下能有效地影响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的文化传承能力在社会思政中获得提质、扩容和创新。
六、国家审计在第三次分配供给中的治理路径国家审计致力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责任政府、透明政府和高效政府，以实现国家善治愿景。国家善治稳定社会预期，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更高层次的第三次分配服务和更高水平的国家治理。因此，第三次分配在国家稳预期的总基调下，需要化解第三次分配供给中的三种心理动机，即交易性动机、预防性动机和投机性动机，控制风险不发生或者在最低期望下发生，第三次分配需要坚持“稳价值—稳目标—稳过程—稳结果”的“四稳”体系，维护国家稳预期总格局。前文已经通过构建“理念—体系—能力”分析框架，把国家审计和第三次分配纳入同一框架，从理论上阐释国家审计可以而且能够实现对第三次分配供给的治理，基于此，需要进一步设计国家审计有效治理第三次分配供给的实现路径。本文在已有理论框架的指导下，按照“资源整合—滚动考评—平台搭建—人民导向”的总体思路，设计国家审计有效治理第三次分配供给的路径。
（一）传播审计智慧，普及国家善治理念，整合第三次分配供给的有效资源国家审计实现对第三次分配供给的治理，首先要解决的是第三次分配的资源问题，即谁参与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为谁服务和第三次分配的参与内容。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形成对第三次分配的正确认识，只有这样才能理解第三次分配、支持第三次分配和投入到第三次分配中去。国家审计以自我革命的勇气，推动国家治理完善，展示了其政治智慧、战略智慧、技能智慧和人际智慧。
第一，国家审计站在国家的高度，从国家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人民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角度贯彻国家意志，打造国家治理能力。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第三次分配的政治导向和国家导向。国家审计政治智慧的发挥，集中了研究型审计的科研精神、腐败治理的革新勇气、三个区分的严谨态度和审计全覆盖的挑战决心，以具体行动的方方面面告诫社会国家善治是不动摇的，从意识形态上决定了我国的第三次分配供给的资源是向善的、是服务人民大众的、是促进社会善治的，最终第三次分配是实践国家战略，推动国家战略贯彻、执行、升级等的高级资源武器。
第二，国家审计不是机械地推动国家战略的贯彻执行，而是在推动国家战略的过程中与参与者一起分析、研究、细化战略，把战略转化为目标、风险点和关键点，采用统筹能力推动战略优化。国家审计的这些战略智慧有助于将社会资源投入国家建设，使国家发展有了战略方向、战略保障并提升战略透明度。第三次分配供给的资源更多地属于个人多余资源的善治使用，资源所有者、资源分配者和资源监管者均有资源得到更高级的配置运用。国家审计的政治智慧解决了第三次分配资源可以被整合的问题，国家审计的战略智慧在国家善治的基础上解决了第三次分配资源愿意被整合的问题。
第三，国家审计的技能智慧推动第三次分配供给有效整合。国家审计在项目审计、项目整改、责任认定、联动审计、联合监督中使用技能智慧，保障审计全过程取得进展并获得人民的满意。第三次分配供给的资源最终会通过资金、项目等形式惠及接受方，第三次分配资源配置的速度、精准度和社会响应度是影响第三次分配效能的重要因素。
第四，国家审计的人际智慧推动第三次分配供给有温度地进行整合。第三次分配不是市场利润的诱惑推动，也不是行政手段的强制性推动，而是人的自我服务治理的灵魂互动。国家审计与证据对话、还原证据、证据有温度的运用等都需要审计人际智慧的运用。第三次分配供给三种心理因素的风险需要审计人际智慧的化解，保障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总体目标的一致性和具体目标的异质性。第三次分配资源的整合意愿、整合能力和整合价值需要国家审计在推动国家善治过程中的政治智慧、战略智慧、技能智慧和人际智慧发挥组合拳作用，影响和感化第三次分配的参与主体，实现对第三次分配资源的高质量整合。
（二）运用智慧审计，坚持“四稳”基调，滚动评价第三次分配供给效能整合第三次分配资源的目标在于发挥第三次分配的效能，形成第三次分配目标与国家善治目标相互促进和动态调节的良性循环。国家善治在愿景和战略上规定了国家治理是稳预期的，因此第三次分配供给也应该坚持稳预期目标，通过前文的分析，已明确国家善治的稳预期目标在第三次分配供给中可以表现为“稳价值—稳目标—稳过程—稳结果”的“四稳”基调。审计智慧可以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角度指引第三次分配的战略视野和长远视野，智慧审计过程则可以指引第三次分配在“四稳”基调上有样本可循。智慧审计一方面可以在审计前、审计过程中和审计后对审计项目进行监督、鉴证和评价，提高监督的有效性、鉴定的精准性和评价的客观权威性。第三次分配在分配前需要监督第三次分配的价值性和目的性，分配中需要鉴定第三次分配的过程合理性，分配后需要评价第三次分配的结果稳定性，即保障第三次分配全过程是符合预期和稳预期的。国家审计的优势在于政策指向与考核评价一致，要结合国家政策针对第三次分配规定的“四稳”基调设计第三次分配效能考评方案，在动态考评中实现国家审计对第三次分配供给的治理。
首先，国家审计通过提升政治高度推动第三次分配服务国家治理价值效能体系的建立健全，稳定国家善治的价值预期。第三次分配在价值上是国家战略的政治任务，需要从政治高度识别、接受和参与第三次分配活动。第三次分配是国家善治理念在分配领域的体现，实现社会不治而治，是社会整体文化、素养和道德高级发展的产物。我国的第三次分配实践处于探索阶段，具体内容还在不断完善。从国家层面来看，第三次分配在作为分配制度体系的构件之一被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前，我国政府就对第三次分配的发展开始了长期的探索。直至2016 年，我国首次通过《慈善法》，促进了企业和个人慈善捐赠的规范与可持续发展。随后，党的十八大提出支持发展慈善事业，激发了慈善活力和动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第三次分配，要求通过第三次分配推动慈善等事业的发展，把第三次分配作为我国分配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该论断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被沿袭使用。
其次，国家审计通过提升政策深度推动第三次分配服务国家治理目标效能体系的建立健全，稳定国家善治的目标预期。尽管我国经历了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的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还存在着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不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国家通过提升政策深度，如开展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和中国特色的兜底扶贫战略，最大限度地弥补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的不足，但是各种政治战略需要全体人民参与，才能使全体人民享受国家战略红利。
再次，国家审计通过提升项目透明度推动第三次分配服务国家治理过程透明体系的建立健全，稳定国家善治的过程预期。战略落实是由具体项目的实施构成的，第三次分配实践活动与国家项目共同促进国家善治和社会稳预期。在现阶段，第三次分配的项目还停留在慈善捐赠、义演等物质和精神表现上，虽然在缓解国家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存在腐败捐赠和捐赠被权力支配的行为，因此需要国家审计参与对第三次分配供给的治理，做到第三次分配全过程透明，提高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价值自豪感。
最后，国家审计通过提升资源活跃度推动第三次分配服务国家治理结果效能体系的建立健全，稳定国家善治的结果预期。资源通过不同的路径进入项目的各个组成部分，支配项目的实践。第三次分配需要使整合的资源实现其应有的价值，而不是尖端的转移支付活动，因此应提高第三次分配资源的活跃度，加速资源周转和循环，实现第三次分配结果的公开、透明、可预期。
（三）用好审计化风险功能，搭建信息平台，激活第三次分配的资源配置功能国家审计能够有效化解风险的原因主要在于其拥有特殊的地位，能够产生协同效应。战略计划上下协同、审计项目资源协同、审计监督组织协同、审计运用过程协同，共同构建了国家审计第三次分配的信息平台，同时能够促进第三次分配资源配置能力的激活，有战略高度、有人本温度和有信息化速度地实现第三次分配，弥补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的不足。
在整体和系统层面配置资源是激活资源优化配置能力的第一个要素。要结合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等全部分配体系认识第三次分配的地位、作用和实现领域，才可以对第三次分配进行价值指引、方向指导、方案设计、流程设计、对象评价和结果评价等。同理，第三次分配属于道德等上层建筑的心理范围，需要结合物质基础、文化理念、社会发展等全部战略体统，设计第三次分配的实现条件、物质基础和后勤保障等。国家审计的信息优势为第三次分配信息平台的构建提供了信息资源、信息评价、信息源和信息渠道，第三次分配信息一方面丰富了审计平台信息，另一方面在审计信息库中得到评价、鉴定和监督，共同服务国家善治，稳定社会信任预期。
提高信息透明度是激活资源优化配置能力的第二个要素。第三次分配信息平台的建立要做到共享信息和私密信息的有效分类，在信息查阅、信息公开、信息鉴证、信息补充等方面赋予信息参与方不同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这有利于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信息使用成本和监督成本，促进第三次分配在信息平台体系中透明运行和多维监督。第三次分配供给的投机性动机、交易性动机和预防性动机，是因第三次分配的信息机制不健全和信息监督不到位而诞生的对第三次分配价值理念、作用形式和预期结果不明确的心理障碍。因此，提高信息透明度有利于第三次分配理念认同、行为监督、过程透明和结果稳定，确保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角色明晰、分工明确和耦合运行。
降低信息交易成本是激活资源优化配置能力的第三个要素。第三次分配理念的形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的发挥和持续化，均受信息机制运行的影响。信息系统是否有效、是否支持社会运转，关键取决于能否降低信息交易成本。国家审计信息公开机制、大数据审计和审计机器人，是将制度、流程、策略和战略形成智能机器人，有助于减少对审计项目的主观价值判断，提升规则的可信度和权威性，降低信息交易成本，从成本、可信度和权威性等维度促进第三次分配有效利用审计信息平台，防范和化解第三次分配风险，提高第三次分配的资源配置能力。
（四）撬动审计稳预期杠杆，辐射社会思政，形成人民导向的第三次分配供给文化第三次分配供给能够持续化的关键在于形成人民导向的第三次分配文化，为第三次分配打上文化的烙印，增强参与第三次分配的自豪感。国家审计促进第三次分配文化形成的关键在于通过审计行为，在实践中贯彻国家理念和国家文化，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社会思政活动。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财富日益增加，且已经步入小康社会，但是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特征决定了社会资源分配差异大、个人幸福感差异大和社会主义成果难以全民均等化，需要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以减少差异、共享和谐，需要激发全民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热情，形成健康积极的参与观。
国家审计辐射社会思政具有天然的优势：审计全覆盖为全覆盖开展社会思政活动提供了平台和机会；政策跟踪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等多种中国特色的审计形式丰富了第三次分配的组织形式和参与方式；三个区分的审计思维和研究型审计的严谨思路可以从第三次分配供给的心理机制化解参与风险，稳定分配预期。这些优势强化了第三次分配的稳预期效果，科学运用国家审计稳预期的杠杆效应，不仅能够提高第三次分配的可持续能力，而且有利于强化第三次分配的文化传承功能，促使第三次分配成为人民导向的文化形态。
一是扩大参与主体。审计监督优势已经升华为审计治理优势，应充分发挥审计治理作用，从更高层次和更大目标上优化社会资源，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第三次分配参与主体，提高大众对第三次分配的参与度，形成对第三次分配的正确认识，树立正确的第三次分配观，深化“人人都是责任主体、个个都是奉献主体”的责任观。
二是扩广参与形式。第三次分配形式多样化，应在继续调动物质财富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同时，科学引导精神财富和生态财富参与第三次分配，增加弱势群体的参与机会和参与分量，提高弱势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是扩深参与程度。应在保护和培育社会主体参与热情的同时，加强参与主体的终身责任体系建设，让第三次分配能够持续、传承、创新和赋能。
四是积极构建参与保障体系。应保护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和切身利益，积极培育“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衣养万物而不为其主”的第三次分配文化，完善各主体的保障配套体系。
五是优化参与效果评估系统。应建立社会参与的回应机制和需求表达机制，确保主体责任履行到位，以主体责任的履行到位推动各方面责任落实到位，科学评估第三次分配供给，做到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创新升级第三次分配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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