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镕基（教授），姚 帅，吴思斌（博士生导师）
一、引言安全是金融的立身之本，也是经济的生命线，金融安全系统的稳健性关系到国家安全屏障的牢固程度，因而受到大多数政府的高度关注。美国是世界上金融安全系统最成熟的国家，无论是以FED（美联储）为主体的最后贷款人系统、以FDI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主体的存款保险系统，还是以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FINRA（美国金融业监管局）为主体的行为监管系统，都已运营多年并历经多次系统性金融危机，积累了大量的安全防控经验。美国至今仍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设计金融安全系统的标准模板，美国金融安全的相关决策甚至能影响到欧洲国家乃至世界的金融系统，但美国金融安全系统也并不是完美无瑕的。
2023年3月11日，作为曾经福布斯榜单中“美国最佳银行”的硅谷银行正式宣布破产，成为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倒闭的第一家商业银行。从呼救到倒闭，硅谷银行仅在48 个小时内就完成教科书式的处置流程，由FDIC 入场担任破产管理人，并由美国第一国民银行以两折的对价收购全部存款和贷款。硅谷银行的破产暴露出美国金融系统根深蒂固的深层次问题，相关经验教训值得思考。
鉴于此，本研究结合从财讯新闻、官方公告、数据报告和历史文献等途径获取的资料，利用资料排序和资料编码等技术进行分析。基于法学及管理学中的单案例和纵向案例研究法，研究硅谷银行破产背后隐藏的美国金融安全问题。基于硅谷银行经营的历史渊源与破产证据，从监管维度、金融机构维度和美国金融政策制定维度三个维度进行阐释。
现有研究缺少对银行破产视域下美国金融安全问题的相关研究，而银行破产是金融危机最为危险的导火索之一，容易暴露金融安全领域的问题。本研究立足点并不是简单评析美国金融政策，而是梳理硅谷银行破产诱因和教训，并为我国金融安全系统改革提供参考。
本研究的创新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首先，研究热点与案例主题新颖。硅谷银行是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最大的破产银行，相关研究具有时效性强、新颖度高和吸引力强三个典型特征，鉴于硅谷银行在美国银行业的特殊地位，研究其破产问题有利于为解决银行破产渠道的金融安全问题贡献新的思路。
其次，研究方法与技术路径新颖。本研究引入法学及管理学领域中的单案例和纵向案例研究法，结合从财讯新闻、官方公告、数据报告和历史文献等途径获取的资料，并利用资料排序和资料编码等技术进行分析，从而实现案例研究法在金融安全研究领域的创新运用。
最后，研究视域与分析维度新颖。国内现有研究缺少对银行破产视域下美国金融安全问题的理性探讨，本研究立足点并非批判美国金融政策，而是从监管维度、金融机构维度和美国金融政策制定三个维度进行公平探讨，总结硅谷银行破产的经验教训并为中国金融安全系统改革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在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显著提升的背景下，金融系统的国际化和复杂性加剧了金融安全威胁，美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在过去几十年中受到了挑战。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金融安全成为金融学界和政策制定者的热门话题（郁芸君等，2021）。考虑到本文主要基于硅谷银行的风险来剖析美国金融安全问题，文献综述应聚焦于美国金融安全体系中与硅谷银行相关的风险，更多地从金融机构风险的生成与演变、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等方面展开。
从金融机构风险的生成与演变角度出发，已有研究对金融机构风险生成和演变进行了深入剖析，强调了金融创新、家庭部门负债和信贷在风险生成与演变中的关键作用。Rajan（2006）的预警性工作证实：金融发展尤其是金融创新和复杂性的增加，可能会放大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特别是当不充分监管与不适当激励相结合时，审慎监管金融机构的风险演变是必要的（高蓓等，2023）。Mian 和Sufi（2009）的研究则侧重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他们利用独特的借款人数据，深入探讨了过度负债家庭如何驱动了次贷危机，研究发现家庭过度负债和房地产市场不稳定是系统性风险的核心诱因（吴锟等，2020）。
Schularick 和Taylor（2012）对14 个 先 进 经 济 体1870 ～2008 年的金融危机进行了历史性回顾，他们使用了一个独特的长期宏观经济数据库，发现信贷增长在危机前显著加快，可以作为银行危机的主要预测因子。这为监管机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工具，帮助其在危机爆发前识别出系统性风险（王道平等，2022）。
从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角度出发，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使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日益重要。Brunnermeier 和Pedersen（2009）探讨了市场流动性与金融机构融资流动性之间的作用机制，以及这种机制如何影响金融机构的风险敞口管理，并提出通过适当管理来降低流动性风险。此后，Adrian 和Shin（2010）进一步深入研究了风险管理与杠杆管理之间的关系，指出金融机构在增加杠杆时会面临流动性风险，强调在资产负债管理中维持适当杠杆率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也给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会，硅谷银行即为典型案例。Philippon（2016）分析了金融科技对传统风险管理模式的影响，强调虽然技术使金融机构风险评估更精确，但也带来了模型风险等新挑战。Frost 等（2019）对此进行了延续探讨，并提醒金融机构在采用新技术的同时，需保持对传统风险管理策略的重视。方意和袁琰（2023）、韩洪灵等（2023）对硅谷银行的案例研究也证实了金融科技银行进行全面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角度出发，后危机时代美国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着新挑战。考虑到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传统的金融机构和新技术驱动机构之间的互动日益加强，特别是像硅谷银行这样的技术金融机构，应及时调整监管策略以应对新的挑战，这需要政府持续推进改革以建立一个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框架（Bernanke，2011）。
Gorton 和Metrick（2012）详细探讨了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如何导致危机，强调新金融产品和服务需要更严格的监管，传统金融监管体制的“规则型”监管正在逐步向现代金融监管体制的“原则型”监管转变，会更重视监管政策的灵活性。同时，金融中介机构和监管制度也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Philippon，2016），特别是在信贷市场，金融科技公司通过技术和数据创新不仅为客户提供了更多选择，也带来新的风险（Buchak等，2018）。因此，监管机构需充分认识到这些变化并及时调整监管体制以应对可能的风险（安起光等，2023）。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1.研究方法。从案例情景视角分析，单案例与多案例是案例研究中可供参考的选项。单案例指的是具有不同分析单元的单独案例，每个分析单元即为一个基本的实验步骤，通过链式结构梳理反映案例历史过程的程序与步骤。多案例是基于样本抽样原理，将两个及以上独立但相关的单案例进行综合研究，深入理解关联案例的特征、因素和相互关系。从案例结构视角分析，案例研究以横向案例和纵向案例研究为途径。横向案例研究指在统一时间节点上对多个案例进行分析，探究不同案例间的共性和差异。纵向案例研究指在不同时间节点上对同一案例进行分析，探究动态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规律（王平和唐开康，2019）。
本研究采用单案例与纵向案例研究法，设置纵向维度的时间轴，基于硅谷银行经营过程的重要节点，深入剖析硅谷银行破产的渊源与原因，并分析美国金融安全系统存在的问题。综合利用包括文献、数据和采访等内容在内的多种信息源，研究硅谷银行破产与美国金融系统漏洞间的逻辑关系。单案例与纵向案例研究法信息量大且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适合本研究的设计思路。
2.案例选择。研究案例应具有代表性与完备性。代表性指的是筛选案例应该能够代表研究对象的局部参照样本，可以反映研究案例的规律、特征与问题等；完备性指的是筛选案例所提供的信息、数据与资料应详尽和准确，纵向案例应具有完整的时间链条，以便进行时间线及逻辑线的梳理。本研究主要关注美国重要银行破产背后隐藏的金融安全系统的漏洞与问题，通过剖析美国大型银行的破产案例验证美国金融安全系统的非完备性，案例研究对象为硅谷银行。
选择硅谷银行的原因包括四点：首先，硅谷银行是美国综合排名靠前的技术型银行，其运用先进技术和安全措施保护客户资产与数据，并为科技和创新型企业提供灵活的金融支持，这在美国金融体系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其次，鉴于服务对象的特殊性，硅谷银行的风险结构与传统模式差异明显，其所服务的科技型企业具有高风险、高回报、高波动等特点，市场前景和商业模式尚未完全明确，这导致硅谷银行的风险控制方式与传统银行不同，“非标风险”易形成对金融安全系统的威胁。再次，硅谷银行是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破产银行，持有大量企业现金存款与托管资产，涉及欧洲、德国、韩国、中国等多家海外实体企业及储户。最后，硅谷银行在美国金融监管系统中具有特殊地位，科技金融的业务性质使监管当局面临较大挑战，需要对其予以更多的监管关注，以确保其业务不会对金融安全形成威胁。综上所述，硅谷银行符合案例筛选标准。
3.资料搜集。硅谷银行破产事件始于2023 年3月，鉴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破产时点近、破产速度快、研究文献少），本案例研究使用的资料主要从财讯新闻、官方公告和历史文献等途径获取，并利用统计方式搜集WIND 金融数据库及Bloomberg（彭博）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银行破产的背景、渊源、影响、监管政策及市场表现等方面的资料。
资料主要来源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财讯新闻来自谷歌财经、MSN财经、彭博、华尔街见闻等主流财经媒体平台，涵盖短讯、时评、专家观点与访谈资料。第二，官方公告来自FDIC、FED、USDT（泰达币）等监管机构官网，涵盖独立声明、联合声明与公告。第三，数据报告来自纳斯达克、老虎证券、东方财富等证券交易服务商，涵盖企业年报、历史股价与调研报告等内容。第四，文献资料来源于CNKI、EBSCOhost 和WOS 文献库，涵盖国内外关于科技银行模式发展、硅谷银行历史等研究文献。
资料收集情况如表1 所示。在搜集阶段以点击量为标准排除影响力较小的媒体，并剔除同一家媒体重复的新闻资讯。同时，选取文献以影响力较大的期刊论文为主，中文文献集中剔除非核心期刊文献与学位论文，以尽量保证使用多方验证的高水平资料。
表1 案例数据收集情况
4.资料分析。进一步将基于多渠道检索的信息转化为文字资料，结合历史资料与研究文献，界定硅谷银行破产前至破产时美国金融安全系统的状况。数据分析主要包括三个步骤。首先，根据已有研究的检验维度设置美国金融安全状况的评价指标，分为监管维度、金融机构维度和美国金融政策制定维度三个维度，针对金融安全状况设置5 类编码标准，分为：1 安全监督缺位、2 安全反应过度、3 安全标准放纵、4 安全措施合理、5安全政策冲突（见表2）。
表2 相关资料中的金融安全状况编码
其次，剔除重复、陈旧和存在冲突的资料，筛选资料以生成一个信息库，并基于此信息库对硅谷银行案例的经营历程进行描述，以提供一个可供资料编码的案例描述样本，如表3所示。
最后，对案例描述样本进行编码，结合5 类编码标准对资料进行验证，以财经媒体和信息网站的高频信息为基本来源，在信息库中进行重复多次验证。当资料编码过程中出现与现有文献、数据、视频相冲突的内容时，以研究逻辑和近似准则为遵循重新返回信息库进行整理、补充和完善，寻找最贴合的信息，直至符合研究设计逻辑。
四、硅谷银行破产的案例分析1.案例描述。硅谷银行是一家世界知名的科技服务型银行，主要服务于新兴科技、生命科学、清洁技术等高科技企业，1983 年成立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初期业务主要是为初创公司和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在成长过程中，硅谷银行逐渐形成独特的经营模式和客户群体，并于1988 年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一家专注于服务科技行业和初创企业的银行，致力于提供融资、资产管理及战略咨询服务，受到多国投资者与机构客户青睐。据不完全统计，硅谷银行在中国、英国、印度和加拿大等国家服务超过6000 家科技公司和初创企业，经营业务涉及信贷管理、风险投资、股票托管和财富管理等，在国际科技金融行业享有盛誉。
从发展状况角度分析，硅谷银行成立初期的服务范围仅限于硅谷地区的科技公司，当时的硅谷正处于高科技产业的起步阶段，需要一家专门的银行来支持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因此，硅谷银行成立初期便吸引了一些著名的科技企业和风险投资公司作为目标客户，例如Facebook、Twitter 等知名互联网企业。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及相关行业的迅速发展，硅谷银行逐渐将服务范围拓展至全球，并由母公司SIVB 进行金融实控，由其为硅谷银行提供更广泛的资金和业务机会，并为上市创造条件。截至2023 年破产前，SIVB 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德国等国家均设有分支机构，业务范围覆盖生命科学、互联网技术、清洁技术等领域。为有效支持科技实体的发展，SIVB 提供的金融服务包括银行服务、风险投资、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等。在银行服务方面，硅谷银行专注于服务机构型客户群体与高净值B 端客户，客户人均存款额度远高于美国联邦存款保险赔付额度，个人小额灵活储蓄存款占比较小。在风险投资领域，SIVB 通过设立执行子机构SVB Capital 对种子期企业进行投资，业务涵盖提供种子资金、天使融资和A 轮融资等。在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领域，硅谷银行通过财富组合管理计划、私人信托计划、纳税筹划和保险等服务为高净值客户提供全面财务规划。
从财务数据角度分析，在2019 年以前，SIVB 的资产规模、贷款质量和存款总额等指标均保持稳健增长，且净利润也保持较高水平。2019 年SIVB 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5.73%，达到33.18 亿美元，净利润同比增长16.75%，达到11.37亿美元。在FED 利率政策放松背景下，硅谷银行存款在750 亿美元上下浮动，这表明早期硅谷银行在科技行业服务和风险管理方面均取得不错的成绩。然而，自疫情暴发以来，世界各国的实体公司与科技行业均受到冲击，由于硅谷银行的客户主要是存在较高违约风险的科技公司和初创企业，这也意味着其贷款和投资组合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从存款数据角度分析，FED为刺激经济频繁放松银根，导致硅谷银行的存款超出承载边界达到1860 亿美元，但疫情期间实体经济衰退使得贷款投资增长无法追赶存款规模增长，2021 年底硅谷银行的贷款总量仅为740 亿美元，存在超1120亿美元的贷款缺口。
如何处理如此规模巨大的贷款缺口成为硅谷银行管理层的难题，在经营理念与投资策略的驱动下，硅谷银行将1120亿美元押注于长期美国国债和住房贷款抵押支持证券，以谋求长期利率走低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并放弃利率风险保险。遗憾的是，FED 的货币政策并未按照硅谷银行的思路制定，仅2022 年FED 就七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FFR），FFR 的上升导致金融资产价格下跌。截至2022 年底，硅谷银行长期债券投资组合的账面浮亏达到180 亿美元以上，而其核心一级资本仅为160 亿美元。硅谷银行资本指标的“美化修饰”掩盖了其资不抵债的现实：一方面，由于监管误判与会计处理漏洞导致相关损失未计入核心资本的扣减项；另一方面，美国国债和房地产抵押贷款在现行监管标准中风险权重系数为0，导致资本充足率虚增，监管漏洞与冒险使银行倒闭成为必然，
2.案例分析。围绕针对金融安全状况设置的5 类编码标准展开案例分析，分析思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与以往银行破产案例的研究文献不同，引入监管维度中的“事前防控水平”“事中干预态度”与“事后处置方式”三个指标，分析安全监督缺位、安全反应过度与安全标准放纵所导致的金融安全问题。第二个层面，与以往强调宏观因素导致银行危机的研究文献不同，引入金融机构维度中的“企业经营特征”“企业文化环境”和“企业风险管理”三个指标，分析金融机构微观维度中的安全监督缺位和安全标准放纵问题。第三个层面，改善现有金融安全文献对错误金融政策的关注不足问题，引入美国金融政策制定维度中的“货币政策”“监管政策”与“安全政策”三个指标。分析美国金融当局为追求程序正义与金融民主，推行的“非平衡流动性”与“量化宽松”政策框架所导致的安全政策冲突与安全标准放纵问题。
（1）监管维度的案例分析。首先，监管维度存在安全监督缺位问题。美国金融安全监管对创新型银行的事前防控力度不足，过于信赖本国的传统金融监管体制而忽视新兴业务带来的风险，多头制衡导致监管空白出现。硅谷银行是互联网浪潮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产物，硅谷银行的创新对美国传统金融监管体制构成了挑战，并迫使FED 采取无底线的救助行动。在此之前的典型案例，例如：1998 年“华尔街梦之队”LTCM投资公司利用高杠杆和复杂策略创新金融产品并忽视风险控制，迫使FED 承担救市责任；2008 年华盛顿互惠银行放松资产负债匹配管理，持有大量次级抵押贷款产品，而抵押贷款回收失败诱发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银行破产案。上述案例与硅谷银行的相似之处在于，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均未正确识别金融创新所带来的潜在威胁，多头监管模式导致创新型产品的专业监管缺位。“自由放纵”与“监管者之困”叠加，导致新业态变成新危机。不过，硅谷银行案例的特殊性在于，硅谷银行的破产与复杂金融产品和房地产市场无关，其破产的根本原因是资产负债期限错配与监管失察形成的流动性危机。
其次，监管维度存在安全反应过度问题。此次针对硅谷银行的监管干预超乎寻常，救市力度之大、救市速度之快在美国金融史上实属罕见。自硅谷银行股价遭沽空出现断崖式下跌，DFPI 立即对其采取关闭措施并由FDIC担任破产管理人，协同机构通过新设工具定期融资计划BTFP、贴现渠道、资金注入等方式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并动员第一国民银行、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黑石集团等知名投资机构进行收购谈判。力度如此之大的干预措施是否符合自由金融市场“守夜人”原则仍有待商榷，监管权限未在法理上获得充分授权。
最后，监管维度存在安全标准放纵问题。参考欧美商定的银行关闭处理规制，美方援引《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案》中的“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放弃成本最低处置原则，破坏了美方曾经与欧盟承诺的监管标准。硅谷银行破产本质上是局部性的银行倒闭，“SVB时刻”并不存在与“雷曼时刻”相同的属性，不属于系统性风险范畴。美国金融监管当局违背了FDIC 提供保险的官方规则并为无底线担保开创了“危险”的先例，无底线的放纵救助会激发投保银行的道德风险，提高了金融稳定被货币政策“劫持”的风险（周镕基等，2022）。
（2）金融机构维度的案例分析。首先，金融机构维度存在安全监督缺位问题。硅谷银行独特的经营模式使其风险偏好区别于传统银行，对市场风险及信贷风险的敏感度较高，易形成金融安全威胁。同时，硅谷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与流动性管理也存在问题。一方面，未能有效对冲利率风险导致资产和负债的再定价时点不同步，未能有效管理流动性导致资产的低流动性与负债的高流动性不匹配。另一方面，资本充足率标准和流动性标准的会计核算指标高估且核查缺位。上述因素均是由监督缺位诱发的安全隐患。
其次，金融机构的企业文化环境也是金融安全议题的考量因素之一。良好的企业文化环境能够建立起公司内部优良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提高员工的道德水平和责任意识，而激进的企业文化则会导致公司价值观偏离金融运行规律，对金融机构的发展产生威胁。同时，企业文化环境会对金融机构的合规水平产生影响，如果金融机构存在冒险的企业文化，很可能导致金融机构为自身利益牺牲储户权益，出现有悖于金融法规的不道德行为，威胁国家金融安全。
最后，金融机构维度存在安全标准放纵问题。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是确保其业务安全、稳定和可持续的关键因素之一，严格的安全标准有利于维护金融机构的重要资产——声誉，避免个别风险导致的负面效应外溢。硅谷银行破产案表明，如果银行的风险隔离与安全措施存在“标准放纵”情况，道德风险将促使管理层穿透风险准则与隔离墙制度，牺牲股东和储户权益并损害声誉资产，银行渠道的传染也会影响国家金融安全。
（3）美国金融政策制定维度的案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美国金融政策制定维度存在安全隐患。
一是政策制定维度存在安全标准放纵问题。硅谷银行破产事件暴露出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两方面的问题。从货币政策出发，2022 年以来FED 为抑制美国日益严重的通胀问题，频繁通过非平衡流动性与非理性量化宽松政策框架上调联邦基金利率，并搭配缩表、减购等手段回收流动性，这导致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以硅谷银行为典型的高市场依赖型机构的投资“穿透”成本价格。从监管政策出发，FED 的银行监管政策缺乏匹配性，在区域性银行监督中存在监管盲区。硅谷银行作为典型的区域型机构，其业务结构和风险特征与系统型机构不同，因此FED 的监管政策应关注其特殊性。但事实上，FED 并没有对类似高市场依赖型机构给予足够的政策关注，这对硅谷银行的破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是政策制定维度存在安全政策冲突问题。硅谷银行破产事件暴露出美国长期依赖的财政金融运行模式已出现明显裂痕，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巨大亏空，美国政府不得不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途径大规模发放长期国债，FED 美元与USTD 美债搭配的“金融双簧”诱发通胀，国债收益率曲线与企业融资成本线快速上扬，多重力量共同作用导致硅谷银行破产。
五、结论与启示1.研究结论。本研究基于单案例纵向研究法的设计原理，引入硅谷银行破产的经验证据评估美国金融安全问题，并提出可参考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美国金融安全系统并非“完美无瑕”的国际范例，硅谷银行的破产暴露出系统存在的问题。在面临国家切身金融利益受损时，“双重标准”会使其以国际商定机制的“松绑”来追求自身的安全性，甚至不惜使用国家金融信用为个别银行的破产提供高额担保。
第二，美国金融监管制度存在缺陷。一方面，多头式分权监管易形成监管空白，FED、SEC 和FINRA的职能混乱且业务监管问题频发，中央监管机构受到过多干预导致其在决策时无法保持政策独立性。另一方面，由于美国金融机构过于复杂，创新型业务的分布链条较长且对专业型银行监管乏力，导致风险传染链条问题频发，单一银行破产的连锁反应对监管形成挑战。
第三，金融科技对美国传统金融监管形成冲击。美国个别创新型银行采取多层嵌套、业务渗透的多元架构，在科技手段的支持下“押注”于金融资本运作与风险投资，而脱离银行业的经营本质。FINRA 却对上述金融科技带来的监管挑战问题关注不足，纵容科技银行进行违背金融市场规律的“自由创新”，且相关银行的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问题频发，未能得到妥善处置。
第四，美国激进货币政策和现代货币理论（MMT）下的财政金融理论导致问题堆积，紧缩政策导致美国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资产市场价格出现剧烈波动，非理性逐利与投机行为未能得到有效抑制。在没有“需求推动”型“钉子”的情况下抡起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的“锤子”，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治理日趋严重的通胀问题，而且会导致以硅谷银行为代表的高资产依赖型银行的风险传染。同时，MMT理论指导下的财政金融运行模式会对美国金融安全产生影响，不仅会通过债务途径诱发债务膨胀风险、通过货币途径诱发资产价值缩水，还会通过流动性途径诱发通货膨胀。
2.研究启示。由于本文选取的研究案例为美国的银行，主要探讨的是个别银行破产背后的美国金融安全问题，虽然其实际情况与我国金融系统、金融市场情况存在差异，但其金融安全系统之“殇”所反映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金融安全系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鉴于此，提出五条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第一，我国金融安全系统的改革要坚持走国际标准、中国特色的金融开放道路，不仅要做国际金融标准的维护者，更要积极为制定国际金融标准贡献“中国方案”，坚定维护国际金融安全机构共同商定的准则。
第二，我国金融监管机构最新版的改革方案符合现实国情与历史经验，应继续推动机构整合与职能分类。2023 年全国两会提出的由中央金融委和工作委员会领导，由人民银行及外汇管理局、金融监管总局共同组成的全面监管框架，有利于缓解多头监管带来的监管冲突与监管空白问题，为中国特色金融安全发展道路提供了监管框架保证。
第三，为应对新兴金融模式和创新技术对我国金融安全系统的挑战，我国金融安全系统应汲取美国金融安全系统的经验教训，通过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推进金融科技应用落地、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素质、加强信息安全管理和提高公众金融安全意识五个途径来保障国家金融安全。
第四，对照美国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局限性，高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跨部门合作将成为稳定金融体制的关键，我国金融机构应强化审慎管理和安全监督，提高信息透明度与安全执行标准，并配合创新的奖惩机制，深化国际合作及对新型敏感风险持续监测。
第五，我国应继续采取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易纲，2023）。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仍维持在理想区间，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充裕，国债收益率曲线保持健康状态，有条件继续实行自主的金融政策。我国延长正常货币政策实施时间并放弃大规模购买计划的决策，与国家金融安全利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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