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美娇 张 兰 应 瑛
1（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武汉 430070） 2（南昌职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昌 330500）
引 言在新旧动能加快转变的当下，高技术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1］。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这为高技术企业创新发展指明方向。然而，在当前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 的复杂局面下［2］，“量大质低” 发展特征使得高技术企业创新成效不显［3］，难以稳步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事实上，高技术企业往往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推进内部技术创新。但研究成果转化支出大、周期长等滞碍［4］，一定程度扩大了高技术企业高额人财物投入对原有技术产生的挤出效应，不利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为有效扭转这一不利形势，高技术企业通常会采取跨境并购方式，增强自身创新研发能力，抵御创新风险。
跨境并购是指境内并购方为达成某种战略目标，借助相应支付方式购买境外目标方部分或全部资产、股份的行为［5］。在跨境并购模式下，高技术企业会在输出本国资本与技术的同时，获取被并购企业的先进知识与技术储备，进而制定出适合本土及海外综合发展的创新决策，有助于创新质量提升。仅论国内创新，跨境并购带来的创新质量提升更加注重高技术企业对市场适应性与国际前沿性的适配。在此过程中，国内外制度环境差异成为高技术企业开展跨境并购活动并影响创新质量提升的重要媒介［6］。就外部制度嵌入层面，本国与东道国法律法规、社会规范、文化认知等制度距离越远，对企业跨境并购的影响越大［7］；就内部制度嵌入层面，本国政企关联性越强，企业在跨境并购活动中遇到的阻力越大［8］。综合而言，尽管跨境并购能够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但在外部与内部双重制度嵌入下，其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影响如何，仍有待进一步考证。基于此，本文着重从跨境并购与双重制度嵌入视角探究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以期为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带来新思路。
梳理既有文献，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并购、双重制度嵌入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研究多集中于以下三方面： （1） 跨境并购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已有研究中，黄晓东等（2022）［9］发现，高技术企业技术并购不仅可以增强知识吸收、开发与重组能力，亦对并购发起国具有技术溢出效应。庞磊和张盼盼（2023）［10］指出，并购过程中的知识传递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具有“双门槛” 效应，当知识传递水平位于“低门槛－高门槛” 之间时，其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正向影响较强； （2） 双重制度嵌入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双重制度嵌入是在制度嵌入理论基础上，立足国家间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差距与国内政治联系层面，综合研判不同制度嵌入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影响的研究新视角。梳理已有研究发现，学者多探究制度嵌入与企业间的关系。如李宇和李佳霖（2021）［11］指出在新型政企关系中，政府会基于战略目标赋予企业嵌入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并最终通过“赋能－协调－利用” 的政企协同资源促进企业创新。周键和刘阳（2021）［12］立足政治、市场和行业三重嵌入视角指出，制度嵌入可以推动技术创新，进而助力创业企业实现碳减排。高辉和邹国庆等（2016）［13］认为，在制度嵌入框架下，制度环境的规制、规范与认知能够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水平； （3） 跨境并购与制度嵌入。学界有关跨境并购与制度嵌入的研究相对较少，仅吴先明与马子涵（2022）［8］就制度嵌入与跨境并购的研究展开深入分析，指出制度距离、政治关联以及政府创新补助力度在跨境并购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中起到显着正向作用。这为本文研究跨境并购、双重制度嵌入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供了理论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有关跨境并购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制度嵌入与企业创新的研究众多，但鲜有文献探究跨境并购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且已有文献并未将跨境并购、双重制度嵌入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三者纳入同一框架展开深入分析。事实上，母国、东道国制度嵌入差异会极大程度影响高技术企业跨境并购行为，进而对高技术企业创新产生制约或促进作用。因此，探析双重制度嵌入在跨境并购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间的关系极为必要。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在理论层面，研判双重制度嵌入与跨境并购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丰富了现有领域研究； 实证层面，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实证检验探析跨境并购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进一步厘清跨境并购和双重制度嵌入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交互作用机制，为相关部门制定创新决策提供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1.1 跨境并购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得益于“走出去” 与“引进来” 双重政策利好叠加，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为企业跨境并购的重要推动力。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企业跨境并购实现企业创新发展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于高技术企业而言，创新研发所具有的高风险、高投入且回报预期不明特征［14］，使得高技术企业在创新质量提升过程中遭遇阻滞。而跨境并购本身是一项“补弱固强” 的重大投资项目，可在降低技术研发风险的同时提高创新投入产出比［8］，进而赋能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发展。这一过程中，高技术企业在跨境并购过程中会主动加强同东道国的知识产权合作，进而规避研发风险、降低研发支出。与此同时，囿于创新知识流动所带来的“门户之见”，不同创新领域存在天然信息技术壁垒［15］，使得高技术企业在创新质量提升过程中缺乏主动打破门槛限制的能力。所以，跨境并购成为高技术企业打破门槛限制，实现创新质量提升的重要选择。此外，高技术企业若要通过跨境并购实现高质量创新研发，亦离不开具备高研发水平科研机构的协助。高技术企业跨境并购会借助科研机构研发实力提升对被并购企业知识、技术的吸收水平［16］，进而在提高自身技术储备的同时，赋能创新质量提升； 另外，在跨境并购后，高技术企业可凭借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加速知识转移与扩散［17］，助力创新质量提升。综合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 跨境并购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正向影响。
1.2 双重制度嵌入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制度嵌入理论认为，个体选择行为受其所嵌入的制度因素约束，且所有经济行为均可被涵括在嵌入制度结构中［18］。在这一过程中，国内外制度差异成为制约高技术企业跨境并购质量的重要因素。为综合研判不同制度嵌入引致的影响差异，本文立足前述分析，着重从涵括法律法规、社会规范、文化认知等制度距离的外部视角，以及体现本国政企关联性的内部视角两方面综合衡量双重制度嵌入。就制度距离嵌入而言，东道国法治水平、监管质量等方面与我国存在的较大差距，会挤占高技术企业技术并购后的技术研发资源，增强知识转移约束［19］。此过程中，高技术企业显然会因此类问题承担较大的跨境并购风险，不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就制度关联嵌入而言，高技术企业想要低成本获取资源，一定程度上会以加大支出成本的方式寻求政治联系，降低创新研发活动资金投入［20］，不利于企业创新质量提升。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 制度距离嵌入不利于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
H2b： 制度关联嵌入不利于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
1.3 跨境并购、双重制度嵌入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基于前文逻辑延伸，在非正式制度嵌入影响下，国内外具有不同影响特征。从国际视角看，跨境并购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的过程具有合法性劣势，且这种劣势多集中在制度距离较远的东道国。在此背景下，当我国高技术企业向东道国目标企业发起并购邀约时，东道国会凭借本土政治、经济、国家安全等制度距离差异，审慎评判高技术企业跨国并购的合法性［21］。尤其在制度距离较远时，跨境并购难度会进一步加大，并显着影响自身在东道国融资、合作等活动的开展［22］，从而影响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从国内视角看，当中国高技术企业“董监高” 具备或曾具备一定政治关系、身份时，东道国会放大其跨境并购活动带来的威胁与合法性劣势。此视角下，高技术企业跨境并购活动会受制度关联嵌入的影响，进而阻滞创新质量提升。也就是说，在制度关联嵌入引致的潜在合法性劣势下［23］，高技术企业只能通过执行小规模并购、非敏感行业并购降低东道国“敌意”，这一并购行为难以有效提升创新质量。与此同时，在制度关联嵌入下，高技术企业亦可通过感知国家战略部署、商业价值信息来助力跨境并购活动实施，这有助于加深创新动机，提高创新质量。但就事实而言，东道国往往会诟病于我国发展中国家优势、产业补贴政策对高技术企业的扶持，进而人为设置跨境并购“封锁线”，不利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综合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a： 跨境并购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正向作用会随着制度距离嵌入程度提高而不断降低。
H3b： 跨境并购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正向作用会随着制度关联嵌入程度提高而不断降低。
2 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2.1 变量与数据说明（1） 跨境并购（M＆A）。跨境并购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延伸的重要路径之一。基于前文分析及尹亚红和刘佳舟［24］、尹亚红［25］的研究，本文认为跨境并购可正向促进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考虑到海外并购数据无法直接获得，以企业当年跨境并购经历（企业某一年跨境并购次数）衡量跨境并购。
（2） 双重制度嵌入（DSE）。综合吴先明和马子涵［8］、杨沐纯等［6］的研究，选择制度距离嵌入（IDE）和制度关联嵌入（ICE）表征双重制度嵌入。其中，制度距离嵌入借助全球治理指标数据①表示。首先计算各国全球治理子指标分数差值，然后将子指标分数差值取算术平均值，最后得到两国制度距离。制度关联嵌入以企业“董监高” 是否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央及地方部门从政人员作为虚拟变量，如果是记作1； 反之为0。
（3） 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IQ）。综合Duan等［26］和闫俊周等［27］的研究，从以下两个方面构造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指标： 创新产出（IO）方面，采用高技术企业专利被引数量与专利授权率的乘积衡量，乘积越大说明创新质量越高； 创新风险（IR）方面，以企业研发支出增长率与后一期净利润增长率的差值衡量，差值越小说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越高。
（4） 控制变量。微观层面，企业规模（Es）以企业资产总量的对数衡量。固定资产水平（Fal）以固定资产与总资产的比重衡量。企业年龄（Ea）以企业成立年数衡量。产权性质（Pn）以是否为国有企业衡量，是为1，否为0。宏观层面，自然资源禀赋（Nre）以东道国自然资源租金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衡量。地理距离（Gd）以首都北京与东道国首都直线距离的对数衡量。市场规模（Ms）以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衡量。
2.2 计量方法选择与模型设定为避免因计量模型偏差而导致的回归结果偏误，选取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模型对跨境并购、双重制度嵌入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相关性展开分析，构建式（1） 模型：
在式（1） 中，被解释变量IQijt为处于j行业i企业在t时期的创新质量，核心解释变量为跨境并购（M＆Aijt）、双重制度嵌入（DSEijt）及二者的交互项（M＆Aijt*DSEijt）。Controlijt为可能影响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控制变量。α为常数项；β、θ、γ、λ为各变量回归系数；σijpt分别指代企业、行业、城市以及时间固定效应，以控制特定时间内事件冲击、不同行业以及区域差异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2.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基于数据可得性原则，选取2010～2021 年中国高技术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在研究期限确定过程中，考虑到2008 年金融危机可能对高技术企业产生重大影响，且此影响在两年后已趋于稳定［28，29］。因此，为保证统计口径相对一致，以2010 年为研究起始年份展开研究。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有以下几方面： （1） 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及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关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关联数据； （2） 从CSMAR、CNRDS、WDI 及CEPII 数据库中获取跨境并购、双重制度嵌入以及相关控制变量的关联数据。为确保研究结果可靠，对相关数据进行如下筛选： （1） 剔除没有技术创新需求的高技术企业； （2） 剔除数据严重缺失样本； （3） 剔除研究期内被归为ST、*ST 的企业样本，得到416 个高技术上市企业跨境并购数据。
3 实证检验3.1 跨境并购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分析（1） 基准回归。如列（1）～（3） 回归结果所示，跨境并购对高技术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至少在5%水平上显着为正。列（4）～（6） 回归结果所示，跨境并购对高技术企业创新风险的影响显着为负，且通过显着性检验。这说明，高技术企业跨境并购能够有效提高创新产出、降低创新风险，实现创新质量提升。在跨境并购活动实施后，高技术企业会吸引外商投资。此情况下，高技术企业外资的引入会为研发创新活动注入充沛资金，提高创新产出； 另外，跨境并购后，高技术企业会吸收被收购企业先进技术、知识以及管理经验，有效降低创新投入过程中存在的挤出效应，缓解高技术企业创新风险。综上，跨境并购可以显着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假设1 成立。
表1 跨境并购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影响的回归结果（N＝416）
（2） 双重制度嵌入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沿用上文分析思路，在模型中加入制度关联嵌入、制度距离嵌入及其与跨境并购的交互项，分析跨境并购与双重制度嵌入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见表2。列（1）～（3） 回归结果所示，制度距离嵌入对高技术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至少在5%水平上显着为正； 制度关联嵌入对高技术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至少在5%水平上显着为负。列（4）～（6） 回归结果所示，制度距离嵌入对高技术企业创新风险的影响至少在10%水平上显着为负； 制度关联嵌入对高技术企业创新风险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上述分析表明，制度距离嵌入有利于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而制度关联嵌入降低了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由此H2a 不得证，H2b 得证。进一步分析，制度距离嵌入与跨境并购交互项正向影响高技术企业创新产出，负向影响创新风险。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跨境并购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正向作用会随着制度距离嵌入程度提高而不断增加。制度关联嵌入与跨境并购交互项对高技术企业创新产出影响显着为负，对创新风险影响为正。这说明，随着制度关联嵌入程度提高，跨境并购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正向作用会逐渐降低。由此，H3a 不得证，H3b 得证。可能原因是，在制度关联嵌入下，高技术企业会因“董监高” 而付出更多的寻租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滞创新质量提升。特别是在大规模并购活动中，高技术企业受制度关联嵌入影响，会进一步抑制创新投入动机，加剧创新风险。因此，在跨境并购与高技术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中，制度关联嵌入呈负向调节作用。
表2 双重制度嵌入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影响的回归结果（N＝416）
3.2 异质性分析鉴于不同东道国市场准入门槛以及信息基础设施密度差异，跨境并购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首先使用ArcGIS 软件与交通基础设施电子地图计算我国首都与各东道国首都的最短运输时间，然后基于MATLAB 软件推导不同区域的市场准入门槛。当区域市场准入门槛较高时，说明高技术企业该区域贸易成本较大。据此，将东道国市场准入门槛平均值作为高低划分依据，展开进一步分析，具体如表3 所示。列（1）、（2） 为创新产出的回归结果，列（3）、（4）为创新风险的回归结果。整体看，对高市场准入门槛区域的高技术企业而言，跨境并购对其创新质量的影响显着大于低市场准入门槛区域。原因可能是，相比于低市场准入门槛区域高技术企业，高市场准入门槛区域多为发达国家，国内高技术企业对外资、知识、技能的利用水平相对较高，有利于提升跨境并购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正向作用。
表3 市场准入门槛异质性分析结果
以高技术企业跨境并购所在东道国信息基础设施密度②是否高于平均值来划分样本企业，进行下一步研究，见表4。列（1）、（2） 为创新产出的回归结果，列（3）、（4） 为创新风险的回归结果。整体看，在高密度区域，制度距离嵌入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要大于低密度区域；制度关联嵌入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要小于低密度区域。可能的原因是，在创新质量提升路径中，高技术企业可借助信息基础设施降低制度距离嵌入引致的制度成本效应，促进高技术企业发展。且相较而言，制度关联嵌入所引致的政治成本效应在低密度区域更小，其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阻滞作用也相对较弱。
表4 信息基础设施密度异质性分析结果
3.3 内生性检验内生性问题是跨境并购与企业创新质量提升关注的重点话题。为进一步证明核心解释变量的有效性，本文参考Joel［30］的研究，以东道国矿石和油气资源占比作为高技术企业跨境并购内生性检验的代理变量。选取原因在于，东道国矿石和油气资源占比与高技术企业无直接关联； 高技术企业跨境并购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可能会促进东道国资源利用水平提升。如表5 所示，列（1）、（2） 为被解释变量创新产出的内生性检验结果，列（3）、（4） 为被解释变量创新风险的内生性检验结果。从结果看，跨境并购、制度距离嵌入、制度关联嵌入及二者交互项均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存在显着影响，且符号未发生改变，说明前文结论依然成立。
表5 内生性检验结果（N＝416）
3.4 稳健性检验在高技术企业创新研发过程中，除专利产出与创新风险可以衡量创新质量外，还可通过企业创新投入进行衡量。研发投入越大，说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越高。因此，参考石青梅等［31］的研究，将企业披露后一期创新投入代入模型进行回归，如表6 所示。由列（1） 回归结果可知，跨境并购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证明回归结果稳健。当创新支出减少时，企业净利润增加的根源可能源自其他投入。因此，为减少样本选择不当而导致结果偏误，本文剔除创新支出下降而净利润增加的样本进行回归。由列（2）、（3） 回归结果可知，在剔除相关样本后，跨境并购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均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验证基准回归结论稳健。同样，将研究期限缩小至2014 ～2021 年，对跨境并购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间的关系再次进行经验分析。由列（4）、（5） 回归结果可知，在降低样本量后，跨境并购对创新质量的影响至少在5%水平上显着为正，仍证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4 结论及建议本文以2010～2021 年中国高技术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探析跨境并购、双重制度嵌入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三者间的关系，并立足于此探究市场准入门槛与信息基础设施密度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 （1） 跨境并购能够有效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 （2） 双重制度嵌入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制度距离嵌入有利于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制度关联嵌入会降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 （3） 跨境并购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正向作用会随着制度距离嵌入程度提高而不断增加，随着制度关联嵌入程度的提高而不断降低； （4） 跨境并购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在高市场准入门槛区域更显着； 制度距离嵌入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在高信息基础设施密度区域更显着，制度关联嵌入的影响则与之相反。
基于此，得出以下政策建议： （1） 健全国内营商投资环境，拓宽国外资本准入门槛。政府可通过实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外资准入后国民待遇、强化外商投资企业金融支持等多项外资开放政策，不断健全国内营商投资环境，持续性拓宽国外资本准入门槛，为高技术企业跨境并购做好国内保障； （2） 研判东道国并购环境，降低跨境并购活动阻力。高技术企业应在跨境并购活动过程中尽可能提高自身信息透明度，并通过投资、合作等方式，降低自身合法性劣势与东道国对跨境并购活动的抵触行为，进而充分提升高技术企业跨境并购成功率，为其创新质量提升赋能；（3） 构筑育人引人机制，提高并购成功率。中央及地方政府可从培养、使用、评价、激励以及保障等各环节加大对技工教育、职业培训等相关政策的扶持力度，充分构筑育人引人机制，夯实高技术企业跨境并购人才支撑； 另外，高技术企业可依托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和职工培训基地，加强内部员工跨境并购、海外管理等知识能力建设，增强高技术企业对东道国企业的吸收程度，降低并购风险，实现创新质量提升。此外，地方政府可基于《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构筑政府间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深化同低市场开放程度、低信息基础设施密度区域资源合作，提高两国制度、文化以及政治等层面的多元包容性，充分提升高技术企业跨境并购成功率与创新质量。
注释：
①全球治理指标（WGI）包括话语权与问责、监管/管制质量、政府效率、政治稳定性、腐败控制、法制水平六项分指标。
②信息基础设施密度： 以区域人均互联网用户、人均移动电话用户二者加总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