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荣才 廖彰舜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长沙 410006）
引 言继双碳目标提出后，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再次被写进中国2022年 《政府工作报告》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国际能源署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碳排放总量高达363亿吨，其中电力行业的碳排放增量最多，高达9亿吨，占全球增量的46%。电力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资源，也是能源转型重心和碳减排焦点。相比其他行业，电力行业的碳排放处于中国的最高水平，分别占全国和世界排放总量的40%和15%以上①。因此，推进发电行业低碳转型，成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点途径。
2022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国要不断完善减污降碳激励约束政策，发展绿色金融，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信贷通过引导绿色资金高效配置，缓解经济社会转型中的碳减排成本困境，最终倒逼发电行业低碳转型。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第一季度末，中国本外币绿色信贷余额高达18.07万亿元，同比增长38.6%，其中投向碳减排项目的贷款额度占比高达66.5%，投向电力行业的贷款增幅也大幅提高。
因此，在绿色发展和双碳目标驱动下，考察绿色信贷是否给发电这一高碳行业带来减排效应，具有重要研究意义。本文以2008～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发电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研究对象，研究绿色信贷是否助力发电行业的低碳转型，并着眼于前端投入、发电过程和末端产出，厘清二者间的影响机制；分析绿色信贷对发电行业低碳转型的影响是否呈现异质性。作为延伸，创新性地基于发电行业技术创新视角，在绿色信贷约束下，进一步对比研究3种方式技术创新对发电行业低碳转型的影响差异。
1 文献综述《绿色信贷指引》与 《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发布，引起国内外学者研究绿色信贷政策的减排和绿色发展效应。（1）理论层面，何建坤等 （2018）［1］、 安国俊 （2021）［2］指出， 绿色信贷驱动地区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碳减排；马俊等 （2020）［3］提出必须借助绿色金融，保障创新资金需求，实现污染减排；（2）碳减排效应视角， Xiu 等 （2015）［4］和 Jiang 等 （2020）［5］均验证绿色信贷政策的直接减排效应；An等 （2021）［6］基于约束供应链模型发现，绿色信贷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实现碳减排；（3）企业绿色发展视角，苏冬蔚和连莉莉 （2018）［7］、 王艳丽等 （2021）［8］发现，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对重污染企业的融资惩罚和绿色投资效率提升，倒逼其绿色转型；王馨和王营 （2021）［9］、 Li等 （2018）［10］、 斯丽娟和曹昊煜 （2022）［11］、 Sun 等 （2019）［12］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通过驱动绿色技术创新，倒逼企业把控前端污染投入；丁杰 （2019）［13］研究发现绿色信贷通过融资约束，倒逼企业绿色转型；陈琪 （2019）［14］发现绿色信贷通过限制重污染行业信贷配给，防止高耗能行业扩张；王遥等 （2019）［15］基于 DSGE模型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最终实现环境与经济双赢效益。已有研究均认为绿色信贷政策具有绿色发展和碳减排效应。
对于绿色信贷碳减排效应研究，大多只基于重污染企业视角，对电力等单一行业仍然缺乏研究。基于电力行业，已有文献基于不同方法研究其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如候建朝和史丹 （2014）［16］、王常凯和谢宏佐 （2015）［17］、 Zhang 等 （2013）［18］基于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将电力行业碳排放变化分解为若干因素，包括宏观经济和生产输配，对比各因素影响效果；Zhao等 （2013）［19］利用ARDL模型，研究煤耗率等对中国电力碳排放变化的影响。但对发电行业如何实现低碳转型的研究仍有较大空白。
继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已有文献大多研究命令型环境规制的减排绩效，对市场型环境规制的碳减排研究仍有缺乏，且基本没有关注绿色信贷对发电单一高碳行业减排绩效研究；在梳理绿色信贷影响污染减排机理时，改变已有研究仅仅基于融资约束和差异成本等单一视角展开的思路，本文还综合考虑发电行业转向股权融资的情形，丰富绿色信贷影响低碳生产理论；此外，本文在研究技术创新影响发电行业低碳转型的总效应基础上，创新性关注不同方式技术创新的差异化贡献作用，为重污染企业在绿色信贷与转型金融的驱动下，加快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实践意义。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2.1 绿色信贷与发电行业低碳转型作为优化行业间要素配置的重要金融工具，绿色信贷通过引导专项资金从两高项目流向环境友好型项目，鼓励发电行业提高绿色环保意识［20］。然而，绿色信贷的准入门槛和融资约束，使发电行业面临进入或者退出该融资渠道的抉择。
对于进入绿色信贷市场的发电行业，绿色信贷对其低碳转型影响表现为：（1）信贷约束效应。成本高、信贷可得性等融资约束，增强发电行业通过绿色生产转型缓解融资困境的内生动力，保障低碳生产资金；（2）市场份额竞争效应。绿色信贷对清洁和两高行业的差异贷款利率，使其在资金和电力市场的份额差距加大，市场的优胜劣汰将迫使发电行业通过低碳生产，获取市场竞争收益［20］； （3）要素再配置效应。绿色信贷的约束，增强发电行业对污染投资的挤出效应［8］，引领更多资金用于绿色创新，实现绿色生产； （4）资金靶向扶持效应。绿色信贷对末端污染治理没有扶持作用［21］，发电行业将注重前端生产低碳化，在生产中加快低碳转型。
对于退出绿色信贷融资，转向股权融资等方式满足生产资金需求的主体，绿色信贷对其低碳转型的影响体现为：（1）绿色信号传递效应。绿色信贷增强融资利益相关者的环保意识，在可持续发展风险约束下，降低外部债权人向发电行业提供资本的意愿，削减其融资规模甚至撤资；（2）环境信息披露效应。绿色信贷的发放标准，影响其他债权人对环境信息的披露需求［22］，迫使企业削减污染投资，减少污染环境信息披露［23］； （3）融资成本倒逼效应。绿色信贷的环境效应，使得其他债权人提高融资成本，稀释发电企业的高环境风险和违约风险，迫使发电主体减少重污染项目投资，加快实现低碳转型［24］。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1：绿色信贷有效推动发电行业的低碳转型。
2.2 影响机制在稳步运营和利润最大化目标下，加快低碳转型是发电行业减少终端碳排放的必由之路。本文基于生产前端投入、生产过程和末端产出3个视角，研究绿色信贷对发电行业低碳转型的影响机制。
2.2.1 绿色发电潜能机制
绿色信贷对清洁和污染行业资源配置的不对称性，提高发电行业的绿色转型意愿，内部改革动力将驱动其在绿色信贷的资源定向配置影响下，激发绿色发电潜能。（1）基于生产前端准备视角，绿色信贷的准入门槛迫使发电行业增强对高碳发电装置投资的挤出，将更多资金引向低碳发电设备的新增安装等项目，加大转型投资力度；另外，绿色信贷通过稀释污染电力生产的环境风险，驱动发电行业注重低能耗发电和污染防控能力提升，在生产前端决策中，优先选择绿色装置和产能，保障绿色发展；（2）基于生产要素投入视角，绿色信贷通过差异融资利率，迫使发电行业注重前端能源禀赋投入决策，在高能耗中挤出更多生产要素，定向投入低碳清洁项目［25］。通过提高绿色信贷对碳减排项目的配置效率，减少发电过程的边际能源投入，提高生产要素利用率和全要素生产率［26］，实现生产能耗和污染由高向低转型，在生产源头防控碳排放。由此，在电力生产前端，绿色信贷通过减少污染装机容量和生产能耗强度，激发绿色发电潜能，最终实现绿色转型。
2.2.2 生产技术进步机制
绿色信贷通过污染生产成本挤出和生产技术创新补偿效应，倒逼发电行业的绿色生产技术创新，为实现低碳转型提供技术保障。（1）生产技术改进。在绿色发展作用下，改进过度依赖煤炭的高污染生产技术是发电行业低碳转型的长期目标。绿色信贷通过挤出污染生产成本，实现资金要素再分配，满足可再生清洁能源开发的资金需求，增强低碳要素对煤炭的生产替代效应，在发电中降低碳排放潜力［27］；（2）生产技术研发。绿色信贷将企业环境绩效纳入授信审批条件，有效创造发电行业的生产技术研发需求，缩小技术研发资金缺口，倒逼其增加转型投资，注重低碳生产技术创新［28］。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强度和效率，积极开发碳捕集技术，实现生产零碳排放［29］；（3）生产效率提升。绿色信贷的创新补偿效应，将加快发电行业对生产工艺和产能优化配置，通过淘汰并出清落后产能和高煤耗生产方式，加快生产技术进步，提高能源转换效率，推动发电行业低碳转型。由此，在生产过程中，绿色信贷通过倒逼发电行业加快生产技术进步，最终实现低碳转型。
2.2.3 产出结构绿色化机制
在绿色信贷环境信息披露要求和监督功能影响下，推进发电产出结构绿色化改革、增加绿色产出，成为低碳转型的关键任务。（1）末端产出伴随大量碳排放，污染治理不在绿色信贷靶向作用范围［30］。绿色信贷的环境信息披露要求，迫使发电行业防控末端污染排放，注重产出结构绿色化转型。绿色信贷将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作为融资的决定性因素，以低成本获取绿色信贷用于满足低碳转型的要素需求，发电行业将在保证产量的前提下，增加清洁发电量对污染电力的需求挤出，注重电力产出结构的绿色转型，通过年报等方式披露有利于自身融资的环境信息，在绿色产出中实现低碳转型；（2）部分发电主体在绿色信贷融资困境中被强制退出市场，加大其余企业的市场份额。绿色信贷的强监督功能，将约束发电行业的生产行为［31］，在电力市场份额竞争和利润最大化目标下，增加清洁电力供给量，减少发电末端污染排放。由此，在电力生产末端，绿色信贷通过倒逼产出结构绿色化，推动发电行业低碳转型。
综上，绿色信贷影响发电行业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图1 绿色信贷影响发电行业低碳转型的理论机制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2：绿色信贷通过激发绿色发电潜能，在生产前端控制污染要素投入，加快发电行业的低碳转型。
H3：绿色信贷通过促进生产技术进步，在发电过程中提升低碳生产技术，促进发电行业的低碳转型。
H4：绿色信贷通过倒逼产出结构绿色化，在终端产出环节间接降低碳排放量，进而实现发电行业的低碳转型。
3 研究设计3.1 实证模型设定为检验绿色信贷是否有效推动发电行业低碳转型，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1）：
被解释变量lneCO2，it为省域i发电行业在时间t内CO2的对数，解释变量greencreditit为省域i在时间t内的绿色信贷，controlj，it代表控制变量，μi和vt分别为地区与时间固定效应，εi为随机干扰项。
为进一步厘清绿色信贷对发电行业低碳转型的影响机制，在模型 （1）的基础上，建立影响机制检验模型 （2） 和 （3）：
其中Mit为机制代理变量，其他变量均保持一致。本文重点关注系数β1、γ2的显着性。
3.2 变量选择与定义本文采用其二氧化碳排放量eCO2测度低碳转型成效，由于风能等方式的发电过程几乎没有碳排放，因此，只测算火力发电CO2排放量。参考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 《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对CO2的测算思路，eCO2的测算方式为：
Ei为第i种燃料投入量，其中i为发电过程消耗能源的种类，且i＝1，2，…，27分别表示原煤、洗精煤、…、液化天然气②；NCVi表示平均低位发热量；CCi表示单位热值含碳量；COFi为氧化因子。
解释变量及其他变量的定义如表1。
表1 变量名称及其定义
解释变量greencredit的测度借鉴谢婷婷和刘锦华 （2019）［32］的思想；借鉴王常凯和谢宏佐（2015）［17］的研究， 能源转换效率用 “100%*电力能源产出量／能源投入量”表示。括号的正负表示代理变量与影响机制的作用关系，表2给出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各变量数值均在合理区间，且Pearson相关系数均不超过临界值0.7，表明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3.3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8～2020年中国30个省份（含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考虑数据可得性，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均不在研究范围内。
测算eCO2的燃料消耗量源于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平均低位发热量等参数源于 《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Volume 2 Energy的表1.4、《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08）和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绿色信贷数据来源于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机制代理变量数据来源于 《中国电力年鉴》和《中国电力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和EPS数据库，与地区生产总值有关数据均已平减处理。由于2020年的发电装置设备与发电需求等项目基本在2019年确定，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各研究变量的数据在2020年均未出现明显异常值，因此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本文变量数据基本没有产生影响。
4 实证结果分析4.1 主效应结果分析基于模型 （1）检验绿色信贷对发电行业低碳转型的影响，结果见表3，不管是否考虑控制变量影响，绿色信贷greencredit系数α1均在1%水平显着为负，即绿色信贷作用越大，其对管辖范围内发电行业的融资约束越强，在市场份额竞争和优胜劣汰影响下，发电行业有减少污染投资和停止部分高碳生产的倾向，加快低碳转型，假说H1成立。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4.2 稳健性检验考虑时间趋势影响，其他潜在因素和外生性政策冲击可能会对主效应结论造成干扰。因此，本文从5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借鉴董梅和李存芳［33］的研究，本文将eCO2替换为发电行业碳排放强度pCO2，用生产单位电力所排放的CO2表示，结果见表4列 （1），greencredit的系数仍显着为负。
（2）解决内生性问题。影响发电碳排放的因素很难全部识别；另外，发电行业碳排放水平较高时，会增加可持续发展风险，最终促进绿色信贷发展。本文可能存在因遗漏变量和双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
选取滞后3年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工具变量，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重新回归。绿化覆盖率反映社会公众环保意识和低碳发展能力，而绿色信贷的产生需要绿色发展理念孕育，且工具变量强相关性检验统计值为45.0223，远大于临界值10，满足相关性条件；另外，滞后3年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作为历史值，不直接影响当期发电过程碳排放，与扰动项无关，满足外生性。回归结果见表4列 （2），考虑内生性问题仍得到一致结果。
（3）剔除外生重大事件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12月印发的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指出，市场交易主体主要为发电行业的排放单位。为了剔除市场交易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剔除2018年样本，得到表4列 （3）结果，仍表明绿色信贷推动发电行业低碳转型。
（4）排除特殊样本。部分地区通过太阳能和风能等清洁方式的发电量占比高达90%。考虑清洁发电方式会稀释绿色信贷对碳排放的影响，本文剔除四川、云南和青海样本，得到结果仍与主效应保持一致（结果表略）。
（5）排除外生性政策干扰。为排除2011年低碳试点政策、2015年工业绿色转型试点政策和2016年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政策③的影响，本文引入地区和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Posti*Timei（i＝1，2，3）分别控制 3 个政策， 如果省域属于试点地区，则Posti为1，否则为0，时间在政策实施年后Timei为1，否则为0，假说H1仍成立，且各政策实施均降低eCO2，验证政策实施的环境绩效。
综上，假说H1成立，表明绿色信贷可以有效促进发电行业低碳转型。
4.3 异质性分析本文主要从对外开放程度、用电规模和工业化水平3个方面，研究绿色信贷促进发电行业低碳转型的异质性影响。
4.3.1 对外开放程度
高开放地区因丰富自然资源、发达的经济基础等优势，使得绿色信贷对发电行业低碳转型的影响，在沿海和内陆地区可能存在差异。在模型（1） 中引入交互项 greencredi×region， region为地区虚拟变量，沿海地区的省域，region的值为1，否则为0。
表4列 （1） 表明，交互项greencredit×region系数显着为正，与沿海地区相比，内陆地区绿色信贷促进发电行业低碳转型的效应更强。（1）融资渠道视角。绿色信贷约束下，沿海地区面临外部融资渠道选择性更大，通过吸引海外资金，填补绿色信贷影响下的生产资金缺口，缓解融资困境并进一步扩大污染生产规模；（2）资源配置视角。沿海地区有更大电力市场需求，其将退出绿色信贷渠道重新获取的资金流向电力生产，选择先污染后治理的短视策略，对低碳转型资金的挤出效应更强。
4.3.2 用电规模差异
将交互项greencredit×region替换为greencredit×elec，其中用电规模elec采用全社会用电量测度，回归结果见表4列 （2）。
greencredit×elec系数显着为负，表明用电规模大的地区，绿色信贷影响发电过程碳排放的作用更强，更有利于发电行业低碳转型。基于经营战略视角，在市场利益和份额竞争双重驱动下，用电规模大的地区增加电力供给的意愿更强，绿色信贷传递绿色发展信号，如果企业大规模进行污染生产，将导致部分资金从生产项目中被挤出，流向末端污染治理，削弱生产能力。为了保持市场竞争优势，其被迫采取低碳生产决策。
4.3.3 工业化水平
工业快速发展决定碳排放持续处于高水平趋势，工业发展差异可能会使绿色信贷对发电行业绿色转型产生差异化影响。在模型 （1）中加入工业化水平industry和交互项greencredit×industry，选取工业增加值与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industry。结果见表4列 （3），greencredit×industry系数显着为负，绿色信贷对发电行业低碳转型的影响效应在工业化水平较高地区中表现更强。
表4 异质性分析结果
工业化程度越高，对电力资源消耗越多。高工业化水平地区的发电企业往往承担更大的环境责任，绿色信贷的高融资成本稀释了高工业化地区发电企业更大的环境风险，工业结构优化成为发电行业推进低碳转型的必由之路。当面临绿色信贷融资困境时，高工业化地区发电行业企业弱化污染生产的内生动力，通过减少末端治理项目的资金，降低其进入绿色信贷的门槛，降低再融资成本，最终实现低碳转型。
4.4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本文以整个发电环节为研究主线，基于发电行业生产前端投入、生产过程和生产终端视角，厘清绿色信贷影响发电行业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为检验假说 H2～H4，基于模型 （1）～（3） 进行机制检验。
（1）绿色发电潜能机制检验
本文分别选取火电生产能耗强度energy和火电装机容量capacity作为模型 （2）和 （3）的机制代理变量Mit，得到表5列 （1）～（4） 结果。
表5 绿色发电潜能机制检验结果
列 （1）和 （3）表明，绿色信贷通过驱动发电行业主动或被动选择低碳装置和低能耗生产方式，不断激发自身绿色发电潜能，为低碳转型走出关键一步；lnenergy和lncapacity系数均显着为正，且可以稀释绿色信贷对发电行业碳排放的抑制效应，表明绿色信贷对发电行业碳排放的作用，通过绿色发电潜能机制实现。由此，假说H2成立。
基于生产前端能源投入视角，绿色发电潜能严格把控能源禀赋的投入，通过抑制能耗强度，减少碳排放源头，杜绝污染生产要素的过多使用；基于产能选择视角，绿色潜能将通过摒弃落后的污染装机设备，采取低碳产能装置取而代之，最终实现低碳发展。
（2）生产技术进步机制检验
将Mit替换为能源转换效率efficiency和发电耗煤率coal， 结果见表6列 （1）～（4）。 列 （1） 和（3）表明绿色信贷倒逼清洁生产，提高发电过程能源转换效率和降低耗煤率；列 （2）和 （4）中efficiency和coal系数均显着，且二者均稀释greencredit的影响作用。由此，绿色信贷影响发电行业低碳转型，通过efficiency和coal传递，验证假说H4。
绿色信贷的投资定向扶持作用，约束发电行业 “先污染后治理”的经营策略，通过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挤出污染治理投资。绿色信贷的成本挤出和创新补偿效应，驱使发电行业技术改进的资金需求大部分源于污染投资的挤出。通过挤出污染生产成本，加大低碳投资力度，积极研发低煤耗生产技术，减少生产碳排放；另外，通过生产技术改进，淘汰过度依赖煤炭的落后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性能源的转换效率和生产率。
（3）产出结构绿色化机制检验
将Mit替换为绿色电力产出占比clean，得到表6列 （5）和 （6） 结果。列 （6） 中clean系数显着为负，表明清洁发电占比的提高直接减少eCO2；列 （5）报告greencredit对电力产出绿色化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绿色信贷促进发电行业低碳转型的影响，可以由clean解释，验证假说H3。
表6 生产技术进步和产出结构绿色化机制检验结果
绿色信贷的强监督功能，显着提高发电行业的污染治理成本，融资困境将倒逼其削减火力发电量，实现生产要素高效配置，基于优胜劣汰选择，加大低碳转型投资；另外，绿色信贷将严格环境信息披露要求纳入信贷发放审核，引导资金流向新能源开发项目，增加清洁能源禀赋，保证发电行业低碳生产的要素需求，最终加快其低碳转型。
5 对技术改进机制的进一步分析绿色信贷融资成本约束等多重压力，驱使发电行业面临经营战略的博弈。为达到绿色信贷的准入门槛，发电行业在削减污染投资与技术创新补偿中抉择；对于转向股权融资方式的发电行业，绿色发展信号传递，使其在以更高融资成本稀释环境风险与通过技术创新获取市场份额中抉择。换言之，绿色信贷约束下，选择通过技术创新加快转型，或是选择先污染后治理道路，将决定发电行业的低碳转型绩效。
基于异质性分析结果，绿色信贷促进发电行业低碳转型的作用在沿海和内陆地区存在差异，这可能由绿色信贷对不同方式技术创新影响的不对称性产生。本文重点基于不同方式的技术创新，对比研究其在绿色信贷约束下，促进发电行业低碳转型的效应。中国技术创新方式包括三种：自主创新、合作创新和技术引进。由于发电行业产值和碳排放均在工业行业中处于较高水平，选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强度近似衡量发电行业的数值，用相应研发投入额在主营业务收入中占比表示自主创新强度（innovation）、合作创新强度（cooper）、 技术引进强度（import）。
表7列 （1）～（3）结果表明，绿色信贷的融资约束更能驱动发电行业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而高融资成本使通过技术引进方式进行研发的动机缺乏。此外，相比于研发难度大、试错成本和风险高等特点的自主创新，合作创新具有共享外部知识积累与资金成本资源的优势，因此绿色信贷对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稍强于自主创新。
表7 绿色信贷对不同方式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各方式创新的碳减排检验结果
绿色信贷对3种方式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1）市场竞争视角，绿色信贷刺激发电行业的技术创新需求，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均增强发电行业的技术沉淀，巩固其在电力市场的综合实力；（2）研发成本视角，发电行业引进技术方式容易存在技术排斥，导致技术引进低效性，提高研发隐形成本和试错成本，加之融资困境，不利于低碳转型。
进一步对比3种方式技术创新对发电行业低碳转型的差异影响，考虑技术创新滞后影响，假定当期发电碳减排受上一期技术创新影响，得到表7列 （4）～（7）。结果表明，只有innovation系数显着为负，而cooper和import系数为负但不显着，即发电行业重点通过自主技术创新推进低碳转型。
（1）基于产出效率视角，自主创新以发电行业绿色发展需求为出发点，研发只源于并最终用于低碳生产，对低碳转型的靶向更强；合作创新和技术引进面临吸收效率及适配性判定；（2）基于创新补偿视角，自主创新更能反映发电行业低碳生产和转型潜能，更易获取绿色信贷对二次技术创新资金支持，保障生产方式绿色改革的资金需求；（3）基于经营战略选择视角，合作创新和技术引进具有周期短、成本低的特点，以较低成本在较短周期内引进技术，使企业有富余资金扩张污染生产规模，稀释二者的低碳转型效应。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选取2008～2020年中国30个省（含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样本，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有效推动发电行业的低碳转型，且该影响在沿海、用电规模大和工业化水平高的地区表现更强。绿色信贷通过激发绿色发电潜能、促进生产技术进步和产出结构绿色化3个机制，间接促进发电行业低碳转型。此外，本文进一步研究3种方式技术创新受绿色信贷影响的不对称性及其低碳转型绩效，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有效促进发电行业的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其通过鼓励自主技术创新，间接推动发电行业低碳转型。
本文研究对发挥绿色信贷的绿色发展效应、加快发电行业低碳转型等，具有重要价值和实践意义。由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注重绿色低碳发电，优化电力产出结构。发电行业应减少污染能源投入，挤出前端污染要素和末端污染治理资金，激励采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替换化石能源进行低碳生产；优化发电行业末端产出结构。
（2）鼓励自主创新研发，推进生产技术进步。发电行业应注重生产方式改进，将落后产能和高碳工艺设备强制退出生产领域；重视资金在生产与自主创新间的配置效率，加强发电过程能源转换效率和生产率的提升。
（3）推进转型金融发展，驱动发电行业低碳转型。中国监管部门应制定完善的转型金融执行标准，探析污染企业转型的技术路径，明确环境信息披露要求，进一步完善转型金融激励措施及有关条例，推进转型金融的成熟发展。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由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项目、华北电力大学碳中和协同创新中心共同撰写的 《电力部门碳排放达峰路径与政策》研究报告。
②根据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我国生态环境部对区域电网碳排放因子的测算过程，火力发电过程中所使用的27种燃料主要包括：原煤、洗精煤、其他洗煤、型煤、煤矸石、焦炭、焦炉煤气、高炉煤气、转炉煤气、其他煤气、其他焦化产品、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石脑油、润滑油、石蜡、溶剂油、石油沥青、石油焦、液化石油气、炼厂干气、其他石油制品、天然气、液化天然气。
③低碳试点政策参考2010年7月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通知（发改气候办［2010］1587号）；2015年工业绿色转型试点政策由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确定11个试点地区；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政策参考关于开展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函（发改环资［2016］165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