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网络基础设施不仅是沟通的桥梁，更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代表。自2013年实施的“宽带中国”战略，作为信息消费的重要平台，对我国未来发展具有战略意义。本文以该战略下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以2010～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其对审计质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显著提升试点城市上市公司的审计质效；机制检验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来提升审计质效；异质性分析发现，上述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这证实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行为的积极影响，为提升审计质效和推进“新基建”国家战略提供了有力支持。
【关键词】“宽带中国”战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信息传递；审计质效
【中图分类号】F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994（2025）01-0086-8
【基金项目】重庆市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建设项目（项目编号：yal223006）；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战略整合审计、地方政府效率与乡村振兴战略”（项目编号：2019YBGL073）；重庆市教委重大项目“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研究”（项目编号：22SKGH184）；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招标课题“会计师事务所信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重庆工商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项目编号：yjscxx2024-284-35）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重庆400067
一、引言
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网络基础设施已不仅仅是沟通的桥梁，更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代表。2013年8月，国务院印发《“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简称“宽带中国战略”），明确了未来八年宽带建设目标和发展方向，重点解决了“信息消费”的问题，标志着宽带战略由部门行动上升为全国性战略，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该战略的核心要求是显著提升城乡宽带网络的覆盖范围与质量，确保无线局域网在关键公共区域的广泛覆盖，并设定了包括固定宽带用户数量、家庭普及率、3G/LTE用户规模及普及率、行政村宽带通达率、城乡宽带接入能力、有线电视网络互联互通平台覆盖及用户比例等在内的多项具体指标，分别针对2013年、2015年及2020年提出明确目标。该战略在实施初期即展现出强大的示范效应与引领作用，对全国范围同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2014～2016年，国家分三批次共遴选出119个城市作为“宽带中国”战略的试点区域，进一步推动了该战略在全国范围内的深入实施与广泛覆盖。“宽带中国”战略要求建设并改善试点城市的网络基础设施，旨在加强战略引导和系统部署，推动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快速健康发展。该战略作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发展战略，给人们的工作及生活方式带来了极大的变化，也带来了信息化发展浪潮。宽带网络作为经济社会信息传递的核心媒介，其影响力已远远超越对信息传播模式的简单重塑，极大地提升了信息获取的即时性和政府决策过程的透明度，深刻地改变了多个经济领域的运行逻辑。
当前，学术界广泛探讨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宏微观层面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但对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审计质效却鲜有讨论。在上市公司与审计师这一委托代理关系中，审计师被期望通过其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委托人的经济决策提供最大限度的保障。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审计师可能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进而引发委托代理问题，对审计质量构成潜在威胁（郑石桥，2014；赵莉等，2004）。由于网络基础设施的部署及其特性，信息可在无需物理位移的情况下，通过信息元素的快速流动实现高效传递（张永林，2016），为研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影响审计质效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审计质量和审计效率）。理论上“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后，宽带网络的普及与应用使得审计师能够远程访问和审查企业数据，从而避免了传统审计模式下的频繁出行与现场核查，有效节约了时间成本与经济资源。此外，信息传输的高速与准确降低了人为操纵或错误导致的信息失真风险，提高了审计报告的客观性与可信度。
基于“宽带中国”战略，2014～2016年国家分三批筛选出119个城市作为宽带建设示范城市，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准自然实验环境。为此，本文深入探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示范城市上市公司的审计质效。本文的贡献在于：首先，现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微观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公司微观效率的提升，本研究将经济后果拓展到了资本市场审计行为主体的质效，即审计质量和审计效率（含审计时间效率和审计经济效率）。其次，已有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可显著提升审计质效，而本文研究了信息条件和信息环境等的改善对审计质效的全方位影响，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丰富了审计质效领域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1.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
（1）审计环境。高质量的控制环境可有效抑制个人素质不高的签字审计师的审计行为，削弱其对审计质量产生的负面影响（余玉苗等，2016）。社交媒体的舆论监督是审计师提升审计质量的一种外部驱动力（周兰和耀友福，2015；董天一等，2022）。政府机构如中国证监会的行政执法行动与财政部开展的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显著促进了财务报告质量及审计质量的提升（吴伟荣和刘亚伟，2015；郑登津和武健，2021）。同时，证券交易所采取的非行政处罚性监管措施对审计质量具有较大的影响（陈运森等，2018）。此外，政策环境与市场因素也会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如“沪港通”政策的实施及境外投资者的引入，给审计质量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周冬华等，2018）。
（2）审计主体特征。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审计师的自身特征均会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扩张与较高的纳税信用评级被视为审计质量提升的积极信号（Francis和Krishnan，1999；王浩宇等，2023）。审计师任期越长，审计质量越高（Ghosh等，2005），这可能与审计师对客户业务理解得更深入有关。另一方面，审计师个人的专业经验积累是提升审计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王晓珂等，2016），丰富的执业经历有助于审计师更有效地识别与评估审计风险。而审计师的教育背景、在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经历、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地位以及审计师的政治关联等因素均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审计质量（Gul等，2013）。
（3）审计客体特征。被审计单位的内在特征，包括企业风险、内部管理机制及盈余管理水平，是审计质量不可忽视的关键影响要素。具体而言，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可从根本上减少舞弊行为的发生，进而提高审计质量（李建标等，2015）。独立董事的任期与审计质量之间呈倒“U”型关系（高凤莲等，2020）。此外，公司的数字化转型进程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及降低经营风险推动审计质量提升（翟华云等，2022）。
2.审计效率的影响因素。
（1）审计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审计经济效率指的是审计活动在资源利用、成本效益等方面的综合表现，而审计费用则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具体体现，可以间接反映审计经济效率。审计费用是审计服务提供方通过专业服务获得的报酬，是双方协商确定的审计服务价格（曹越等，2023）。其构成包含审计成本、审计风险评估及会计师事务所合理利润（伍利娜，2003），其核心驱动因素为审计师工作强度与审计风险水平（王雄元等，2014）。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Simunic，1980）、审计师合作时间（张睿等，2018）及行业专业知识（张睿和田高良，2016）等因素会影响审计投入与溢价，进而影响审计费用。随着审计环境的复杂化，外部因素如审计准则调整（许静静等，2019）、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政策［如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吴珊等，2022）及税收征管改革“金税三期”（郑建明等，2021）等］，通过改变审计师面临的执业风险，间接作用于审计费用。特别地，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增强审计师的风险意识，影响其定价策略（褚剑等，2018）。
（2）审计时间效率的影响因素。审计时间效率是指审计师在完成审计工作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时间利用效率。审计延迟亦称审计时滞、审计报告延迟，是指从财务报表编制完成到审计报告最终出具的时间段（陈高才和周鲜华，2009），是衡量审计效率与财务报告及时性的关键标尺（Abernathy等，2017），直观反映了审计师的工作进度与效率水平（Ashton，1987）。对于审计机构而言，审计延迟是衡量其时间效率的核心指标之一（Tanyi等，2010），在没有外界非可控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该指标能准确反映审计师的工作时效性（Bamber等，1993）。
审计时间效率受多重因素制约，包括客户公司的内部特征与外部审计环境的双重影响。公司层面的诸多内部特征显著作用于审计延迟（刘亚莉等，2011），如公司业绩、企业规模及所有权结构等（Schwart等，1996），高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能有效缩短审计延迟（Afify，2009）。从经营与财务表现角度看，业绩不佳、财务状况堪忧的公司倾向于推迟财务报告的发布，以缓解市场对其股价的负面预期（Shu等，2015）。在外部审计环境方面，影响审计延迟的因素包括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审计师变动情况、审计意见类型（陈高才，2012），以及审计师提供的额外非审计服务（Knechel和Sharama，2012）、签字审计师的专业经验与资历（潘临和张龙平，2019）等。
3.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产生的经济效益。
（1）宏观经济效益方面。国内外研究普遍认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打破信息壁垒、加速信息流通具有关键性作用，从而对宏观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Stiroh，2002；郑世林等，2014）。当宽带普及率达到30%以上时，这种促进作用变得更为显著（Koutroumpis，2009）。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有助于缓解数字鸿沟问题（刘成杰等，2022），还能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刘传明和马青山，2020），并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水平提升（夏海波等，2022）。此外，以宽带为代表的网络基础设施的独特优势在于：能够在不移动实体的情况下，依托信息元素的快速流通实现信息的即时传递。这一特征极大地降低了信息传递的时间成本，显著提升了信息流通的效率（张永林，2016），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微观经济效益方面。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代理问题一直是困扰资本市场发展的难题，而沟通不畅是导致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原因（Mian，2006）。强化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关键一环，它不仅能够加速信息流通，还能显著提高企业的信息透明度，有效缓解决策者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提升企业会计稳健性（李增福和云锋，2023）。在当今信息化与数字化浪潮中，信息的传递、释放及解读均对提高信息透明度具有深远的影响（罗劲博和熊艳，2021）。此外，学者们还从不同维度探讨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不仅促进了企业的转型升级（金环等，2021），而且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质量与效率（沈坤荣等，2023）。
综上，学者们对网络基础设施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微观层面关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效应研究较少，且现有文献多是研究其对公司生产经营领域方面的影响，鲜有文献专门研究其对资本市场独立审计师行为的影响；第二，关于审计质量和审计效率的影响因素，已有文献大多从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特征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而考察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信息环境改善对审计质效影响的研究较少。事实上，由于审计对象特征多样化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审计主体更应未雨绸缪，在降低审计风险的同时提质增效，真正发挥市场和国家经济卫士的功效。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审计质量。审计质量是指被审计单位存在舞弊行为以及财务报告错报、漏报时，被审计师发现、纠正或报告的可能性（DeAngelo，1981）。审计师发现问题和报告问题的能力决定了审计质量水平。
宽带网络发展拓展了外部人员了解公司信息的渠道，降低了公司监督成本，增强了公司提高自身信息质量的动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打破信息壁垒，促进信息传递，从而对宏观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Stiroh，2002；郑世林等，2014）。在发达的互联网环境下，上市公司可借助互联网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胡军和王甄，2015；于李胜，2019），并通过视频会议、电话会议等形式加强自愿性信息披露（曹廷求和张光利，2020）。借助互联网媒体，公司信息质量较低的“坏消息”将迅速传播，一旦产生负面新闻，与没有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前相比，相关媒体报道将大幅增加，不但会对公司声誉造成不利影响，而且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的信誉造成负面冲击（Joe，2003）。因而，审计师要更加审慎，避免声誉受损等审计风险，提升审计质量（周兰和周耀福，2015）。综上，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强化企业的外部监督机制，并激发企业提升自身信息质量的内在动力，从而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并对审计质量产生积极影响，即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降低审计过程中的潜在风险，提升整体审计质量。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提高示范城市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
2.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审计效率。
（1）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审计经济效率。现代风险导向审计下，审计风险会影响审计师采取的应对措施及承担的诉讼风险，成为确定审计成本和审计收入的重要依据之一。审计保险理论认为，购买审计服务本质上是一种风险的转移，当公司整体风险降低时，管理层会减少欺诈与舞弊行为，会计师事务所被提出诉讼并承担赔偿责任的风险降低，使得审计费用降低（洪金明等，2021），进而提升审计经济效率。
一方面，“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后，无线联网媒体等高速发展，其事后揭露功能及其造成的公众舆论压力，形成了强大的社会监督力量，治理主体面临舆论压力时会积极履行其治理职责。这有助于降低经济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上市公司隐藏的“坏消息”被发现的概率（赵静等，2018），企业治理环境随之得到有效改善。基于信息元素和信息传播构建的信息基础设施，能够为信息需求方提供对接前的信息准备、对接时的信息沟通、对接后的信息互补等服务，从而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抑制企业投机行为，从而提高会计信息的稳健性（李增福和云锋，2023），降低审计风险。在“宽带中国”战略背景下，网络信息的有效传播和监管是对现有上市公司监管制度的一种有益补充，有助于遏制高管投机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降低重大错报风险，从而降低审计风险。
另一方面，“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后带来的无线网络覆盖率的提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公司的信息化水平，促进会计师事务所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这不仅能够提升审计质量，而且还有助于提升审计效率（曾昌礼等，2018）。通过全面深入的信息化建设，会计师事务所可采用远程手段高效获取被审计单位的信息，运用网络技术对获取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减少实地访问的次数和耗时，从客观上降低审计成本，提升审计经济效率。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提升审计经济效率。
（2）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审计时间效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新时期国家信息发展能力的核心要素，具备战略、前沿与先导性特质。其不仅能驱动经济增长、优化资源配置，而且有助于降低信息搜寻与传递成本，加速信息数据跨群体流通，打破时空对信息交流的束缚（Almeida和Kogut，1999）。首先，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信息化水平，推动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建设进程，从而提高审计质量和审计效率（曾昌礼等，2018）。其次，打破了信息壁垒，促进信息自由流动，对宏观经济产生正向推动作用（Stiroh，2002；郑世林等，2014）。在发达的互联网环境中，通过视频会议等手段增强自愿性信息披露（曹廷求等，2020），治理主体的积极参与能降低经济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赵静等，2018），上市公司利用互联网平台与投资者进行沟通，进一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胡军和王甄，2015；于李胜，2019）。
审计作为公司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依赖于审计师与公司各利益相关方的广泛沟通来收集审计证据。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拓宽了审计师获取客户信息的渠道，有助于缩短审计周期，提升审计时效性。在审计初期及风险评估阶段，审计师可利用互联网，特别是社交网络平台（如投资者互动区、股吧等），深入了解客户过往表现及前任审计师情况，为新业务承接提供重要参考。在执行审计程序的过程中，网络基础设施提供了更广泛的外部信息源，支持审计师采用更先进、更精准的技术手段，提高审计效率。总体而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拓宽了审计信息获取渠道，特别是对公司关键信息的获取渠道，进而减轻审计负担，缩短审计延迟时间，提升审计时间效率。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提升审计时间效率。
四、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选取2010～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进行了如下处理：①删除ST、∗ST、退市的上市公司及金融类上市公司；②删除数据缺漏的样本；③删除连续年份少于5年的样本；④为减少极端值对实验结果的不利影响，对所有连续型变量在1%和99%的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使用STATA17软件进行分析。借鉴金环等（2021）的思路，在将地级市与上市公司注册地址匹配时，部分区县无对应的上市公司（如重庆），因此剔除了位于直辖市城区试点区的样本，最终得到21182个“公司—年份”观测值。其中，公司层面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119个“宽带中国”战略示范城市名单来源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
2.模型构建与变量设置。
（1）模型构建。为检验H1～H3，分别构造双重差分模型（1）～（3）如下：
DisAi，t=α0+α1didi，t+Controls+λi+τt+εi，t（1）
Afeei，t=β0+β1didi，t+Controls+λi+τt+εi，t（2）
Alagi，t=γ0+γ1didi，t+Controls+λi+τt+εi，t（3）
式（1）～（3）中，DisA表示审计质量，Afee表示审计经济效率，Alag表示审计时间效率。若式（1）～（3）中α1、β1、
γ1显著，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审计质量、审计经济效率和审计时间效率均产生显著影响。下标i表示公司，t表示年份。λ、τ分别表示年份和个体固定效应。
（2）变量设置。
第一，被解释变量。一是审计质量（DisA），借鉴郑登津和武健（2021）的研究，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估计出的残差的绝对值衡量；二是审计经济效率（Afee），借鉴廖义刚等（2017）的研究，使用上市公司年度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衡量；三是审计时间效率（Alag），以审计延迟替代，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审计质量（于鹏等，2019），借鉴蔡春等（2019）、梁上坤等（2021）的做法，采用上一个会计年度结束日与审计报告实际披露日的时间间隔的自然对数衡量。
第二，解释变量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将公司登记注册地所在城市与“宽带中国”战略示范城市的数据进行匹配，生成did这一虚拟变量。如果某公司注册地所在城市t年被选为“宽带中国”战略示范城市，则该公司did在t年及之后年份取1，反之取0。
第三，控制变量。本文用Controls代表控制变量，参考蔡春等（2019）、梁上坤等（2021）以及李增福和云锋（2023）的研究，在模型中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及变量定义见表1。
五、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对全部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did的均值为0.54，表明在样本中约有一半拥有相对较好的网络基础设施。DisA的均值为0.06，标准差为0.07，表明样本的审计质量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性。Alag的均值为4.16，标准差为0.21，意味着审计过程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但滞后时间相对集中，波动范围不大。Afee的均值为13.81，标准差为0.67，表明样本的审计费用整体上较为稳定，波动幅度相对较小。控制变量中盈利能力、账面市值比以及财务风险存在较大差异，其他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都在较合理区间，可排除异常值对回归的影响。为避免多重共线性的风险，本文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VIF值小于10且VIF的均值为1.11，说明本文模型的变量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2.基本回归。为验证假设，本文采用个体—年份双向固定效应的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表3第（1）列报告了审计质量的基准回归结果，did的系数为-0.007，在1%的水平上显著；第（2）列中did的系数为-0.0178，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后，示范城市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审计经济效率均显著提升。第（3）列展示的是审计时间效率的基准回归结果，did的系数为-0.017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后，入选城市上市公司的审计时间效率得到提升。回归结果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审计质效。H1、H2、H3均得以验证。
3.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双重差分法适用前提是实验组和控制组在未受到政策冲击时的变化趋势是平行的，故需通过平行趋势检验考察是否符合该前提。本文参考李增福和云锋（2023）的做法，建立如下模型：
Ai，t=μ0+""""θ-γdidi，t-γ+""""θ+γdidi，t+γ+
μ1Controls+λi+τt+εi，t（4）
其中，Ai，t代表审计时间效率，θ-γ表示“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前γ年产生的影响，θ+γ表示“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后γ年产生的影响，γ为0～8的集合且应小于t。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参考胡浩然和宋颜群（2023）的研究，将政策实施当年（2014年）设为基准期，并将其剔除，考察“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前4年到后8年的政策效应。为了使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更直观，本文采用图示法比较了“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前后企业审计质效的变化情况，绘制了didi，t-γ以及didi，t+γ的系数及其95%的置信区间图，见图1。在“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前，did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审计时间效率不存在明显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平行趋势检验表明，在“宽带中国”战略实施第2年及之后，did的估计系数表现出明显差异，且逐年放大。这说明“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当年没有对审计时间效率产生显著影响，但政策效应逐年增强，即“宽带中国”战略对审计时间效率有动态持续性影响。
（2）替换审计质效的衡量方式。借鉴赵艳秉和张龙平（2017）的研究，使用国际“四大”（Big4）衡量审计质量，使用资产负债表日到审计师签字日天数的自然对数衡量审计时间效率，并参考郭照蕊等（2023）的研究，使用异常审计费用衡量审计经济效率，然后进行回归（限于篇幅，结果略），H1、H2、H3依然成立。
（3）时间安慰剂检验。假定“宽带中国”战略在任意年份实施，为了更好地验证假设，在不影响数据分布和其余变量的情况下，构建一组新的虚拟数据，即对did进行随机赋值，再运用这组数据进行回归，以降低前述结论是随机性结果的可能性。经过多次模拟回归，得出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说明“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后审计质效的提升并非随机性结果，而是由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这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4列示了将“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时间提前三年（did_3）与审计时间效率的双重差分回归结果。限于篇幅，审计质量和审计经济效率的时间安慰剂检验结果未予报告。
（4）个体安慰剂检验。为确保基准回归结果的准确性，采用替换实验组城市的方法进行个体安慰剂检验。本文在样本城市中随机抽取了119个城市作为虚假的“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城市，将其作为实验组，其余城市作为控制组，重新估计新样本，得出系数估计值，以此来减少不可观测因素对结果的影响。将上述过程重复500次后得到500个回归系数和对应的p值。结果表明：大多数回归系数都接近0，服从正态分布，且绝大多数回归结果不显著，表明在个体安慰剂检验中属于小概率事件。这进一步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审计时间效率的个体安慰剂检验结果如图2所示，限于篇幅，审计质量和审计经济效率的个体安慰剂检验结果未予报告。
（5）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为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检验H1～H3，回归结果与前文无实质性差异，H1～H3得到验证。限于篇幅，回归结果未予报告。
（6）排除政策混合效应。尽管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他政策所产生的混合效应问题，但本文所发现的现象依然有可能是同期其他政策影响的结果。鉴于“金税三期”自2013年起试点，并于2016年全面铺开，其时间线与“宽带中国”战略示范城市的选定时间相近，故存在潜在的政策交叠影响。此外，高铁开通也促进了企业与外界的互联互通，缓解了上市公司与外界的信息不对称（吴克平等，2019），同样可能引发政策效应的重叠。本文参考叶永卫等（2021）及吴克平等（2019）的研究，采用金税三期（Gtp）和高铁开通（Hsr）两个虚拟变量量化“金税三期”实施与高铁开通对审计质效的影响。若企业注册地于某年及之后年份纳入了“金税三期”覆盖范围，则Gtp赋值为1，否则为0；若上市公司所在地在某年及以后有高铁开通，且开通时间晚于或等于该年7月（视为影响下一年度），则将该上市公司归为实验组，Hsr赋值为1，否则为0。将Gtp和Hsr作为控制变量，分别纳入模型（1）、（2）、（3）中进行回归，旨在剔除“金税三期”实施与高铁开通对审计质效的潜在干扰，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得到验证。
4.中介效应检验。“宽带中国”战略拓宽了企业信息披露的渠道，使得互联网与社交媒体成为关键的信息传播媒介，促进了企业信息的迅速、广泛传播，从而增强了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充分性。宽带网络的普及降低了企业与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了市场效率的提升与资源配置的优化。更重要的是，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提升了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透明度，有效遏制了信息操纵与隐瞒行为，提高了信息披露质量（李增福和云锋，2023）。一方面，信息透明度的提升不仅使得审计师能够更为便捷地获取既可靠又充分的审计证据，从而提升审计报告的准确性，促进审计质量的整体提升，而且还能够有效遏制企业隐瞒关键信息或实施财务舞弊的行为，降低审计过程中固有风险与控制风险的暴露程度，为审计师提供更为全面的视角来评估企业的财务状况与经营绩效，进而实现审计总体风险的降低。另一方面，网络基础设施的全面建设与持续优化增加了外部监督的效能与覆盖面。从审计师独立性的角度来看，信息透明度的提升能够增强审计师在执业过程中的自主性和客观性，有助于其更加公正、无偏地发表审计意见。同时，网络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直接推动了审计技术的革新与发展。特别是大数据与云计算等先进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审计师处理与分析海量数据的能力，进一步加速了审计流程的自动化与智能化进程，为审计效率的提升注入了新的动力。综上所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拓宽信息传播渠道、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和加强审计师独立性等方式，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从而提升审计质效，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基于此，本文参考高凤莲和王志强（2015）的研究，从2001年开始深交所依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分为A（优秀）、B（良好）、C（及格）、D（不及格）四个等级，信息披露等级与公司综合信息披露质量水平正相关，其中，Dsco为信息透明度的虚拟变量，有四个考核等级值：当信息披露质量为D（不及格）时取值为1，当信息披露质量为C（及格）时取值为2，当信息披露质量为B（良好）时取值为3，当信息披露质量为A（优秀）时取值为4。用信息披露质量作为信息透明度（Dsco）的衡量指标，观察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审计质效的影响，构建模型（5）、（6）如下：
Dscoi，t=β0+β1didi，t+Controls+λi+τt+εi，t"（5）
Ai，t=γ0+γ1didi，t+γ2Dscoi，t+Controls+λi+τt+εi，t（6）
式（5）、（6）中，Dscoi，t表示中介变量信息透明度，Ai，t表示审计质效（审计质量、审计经济效率、审计时间效率）。若式（5）中β1显著，则说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信息透明度产生了显著影响；若式（5）中β1和式（6）中γ1均显著，则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会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提升审计质效。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did和Dsco的系数均显著，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提高信息透明度，进而提升审计质量、审计经济效率和审计时间效率，即提升审计质效。
5.异质性分析。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下，产权性质不同的公司在许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国有企业拥有较为完善的监管体系以及更为严格的企业领导人监管政策，那么，不同产权的公司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审计质效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基于公司的产权性质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组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第（1）、（3）、（5）列为国有企业组，第（2）、（4）、（6）列为非国有企业组。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组中did的系数均不显著，非国有企业组中did的系数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可能的解释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拥有更加雄厚的经济基础、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健全的管理制度、严格的内外部监管以及较高的信息透明度。此外，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相对较高，审计风险较低。因此，非国有企业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审计质效的影响更为显著。
六、结语
本文以“宽带中国”战略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审计质效的影响，得出结论如下：一是随着“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审计质效有显著提升作用；二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提升审计质效；三是在非国有企业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审计质效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本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借助“宽带中国”战略实施的准自然实验，深入剖析“新基建”基石——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审计质效的影响，为揭示审计质效影响因素的内在机制贡献了新颖且宏观的理论视角与实证依据。其背后的逻辑在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升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程度、激发跨地域的“信息传递”效能，以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信息透明度，并优化治理环境，这对于投资者、管理者及政策制定者而言均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意义。
此外，本研究还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决策参考。网络基础设施的升级使得审计师能够更便捷地获取上市公司全面且可靠的审计证据，从而提高管理层隐藏不利信息的成本，促进会计信息质量的整体提升。因此，政策上应在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强化企业内部控制及外部监管机制，以此双重驱动审计质效的大幅提升，确保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所激发的“信息传递”效能得以充分释放，进而最大化其对企业、市场、社会乃至国家层面的正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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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罗萍"李小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