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剪灯新话》和《聊斋志异》同为中国明清时期文言小说中的传世名篇。以这两部作品在国内以及朝鲜半岛的传播效果考释为中心，从史料钩稽爬梳、内在传播逻辑、路径探索与启示等几个维度展开论述。二者在海内外传播效果面向经历了反差，在国内和朝鲜半岛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与国家文化政策、媒介环境的流动以及受众群体的变化有密切关联。由此，在中华经典作品的对外传播过程中，应秉承在地化原则，在跨文化共情中展现无面具的中国形象，实现中华文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转变。
【关键词】《剪灯新话》；《聊斋志异》；国际传播；文化领导权；认同传播
一、研究缘起
《剪灯新话》是我国明代文学家瞿佑的代表作，虽在明代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被官方划为禁书[1]，但由于明代禁书力度较弱，加之《剪灯新话》作为艺术媒介的可读性强，因此该书在民间仍广为流传。后来随着通俗小说的发展，《剪灯新话》中许多作品被其他文学形式和作品吸收取代，逐渐被人们遗忘。然而，相比国内，《剪灯新话》在海外的传播效果却持续向好。《聊斋志异》是我国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的代表作，该作品完成后没能立即得到刊行，最初的受众大多是作者的亲人朋友。[2]直至蒲松龄去世后，他的好友赵起杲于1766年将小说刻印出版，才有了最初的完整印本，即流传最广的青柯亭本。[3]此后《聊斋志异》不断得到翻刻，何守奇、吕湛恩、但明伦和冯镇峦等人为其做评注[4]，使《聊斋志异》在国内逐渐得到了广泛关注。然而，《聊斋志异》的海外传播较为滞后。《剪灯新话》明朝时期就在海外产生了破圈的传播效果，而《聊斋志异》则到20世纪以后才逐渐引起海外受众的关注。两部作品除了存在创作时间和艺术价值上的差异之外，其文本作为艺术媒介在海内外制造的传播轨迹大相径庭。这一切究竟是如何成就的？
为了深入理解经典文本作为艺术媒介所实现的传播效果，则需考释该文本的传播机制，包括其“传递、散播、流通、蔓延、繁殖”[5]的过程。这涉及文本在何种媒介载体上的传播，以及这一过程如何影响信息的传递者与接收者，并在此过程中产生何种变化。作为在中国传统文化历史长河中被海外经典化的小说作品，《剪灯新话》和《聊斋志异》的文本究竟是如何传播的？其间受到怎样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外因的介入和影响？在朝鲜半岛为什么会产生与国内截然不同的传播效果？这对中华经典作品的对外传播有哪些现代启示？从传播史的角度探索两部作品传播的不同历史轨迹和传播效果，这种问题导向的研究乃本文的出发点和立意。
二、史料爬梳：《剪灯新话》与《聊斋志异》的海内外传播效果差异
近代以前，中、日、韩三国的文化传播以书籍这一艺术媒介为代表[6]，古代印刷术的出现和成熟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不仅促进了我国社会的文化传承交流，也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7]朝鲜半岛自明朝时期起与我国的交流更为频繁。
（一）《剪灯新话》之“你方唱罢我登场”
《剪灯新话》作为艺术媒介，因其“皆新奇希罕之事，人多喜传而乐道之，由是其说盛行于世”[8]。该书在国内传播扩散后热度消退，而在朝鲜时代的海外传播效果持续向好，成为当时受朝鲜文人喜爱的中国小说。
《剪灯新话》问世初期在国内传播效果良好，其原因一是书中所录故事多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故事，其叙事根植于时空的沟通，其中多有侧面描写元末战乱的故事，与受众生活贴近，易产生共情；二是我国明朝以程朱理学为宗，当时流行的“台阁体”[9]由书法风格影响到文学创作风格，追求平正典雅，歌颂太平，当时这一特定的社会场域致使文风通俗、辞体艳丽的《剪灯新话》脱颖而出。《剪灯新话》自传播起也不断被人效仿，出现了一系列“剪灯”作品，如邵景詹的《觅灯因话》、李昌祺的《剪灯馀话》等，明代白话小说“三言二拍”许多篇目是借鉴《剪灯新话》。[10]最终，更具文学性、审美性和利于传播的作品不断涌现，《剪灯新话》在国内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该书在朝鲜半岛获得了持续性的传播效果。《剪灯新话》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最早可追溯到朝鲜李朝时期诗人金时习，他创作的传奇小说《金鳌新话》就明显借鉴了《剪灯新话》和《剪灯馀话》两书。[11]朝鲜李朝时期有《剪灯新话》的官方记录最早是在1506年的《朝鲜王朝实录》：“燕山君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壬戌），传曰：《剪灯新话》《剪灯馀话》《效颦集》《娇红记》《西厢记》等，令谢恩使贸来。”[12]其后《剪灯新话》在朝鲜的不断出版与传播说明朝鲜李朝时期文人阶层对该书的需求没有因政治动荡而停止。公元1549年，林芑集解的《剪灯新话句解》刊行，公元1559年（明宗十四年）和1704年也曾被多次重刊[13]，这都证明《剪灯新话》在朝鲜李朝时期的传播效果和阅读热情在历史长河中始终没有间断。
（二）《聊斋志异》之“墙内开花”与迟到的“墙外香”
《聊斋志异》被公认为我国志怪小说集大成者，在国内的传播效果持续良好。该书成书于康熙年间，1679年春，蒲松龄完成初稿，并请好友高珩为其作序，后又不断经过作者的修改增补。[14]该书写作历时四十余年，可以说是作者耗尽半生的呕心之作[15]，但其海外传播相对滞后。
真正为《聊斋志异》提供大规模传播可能性的是知府赵起杲和商人鲍廷博。在赵起杲的主持下，最初的完整印本青柯亭本得以出版发行。与青柯亭本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山东周村王金范的十八卷选刻本[16]，多种艺术媒介的相互交织使《聊斋志异》成为一个流动的、富有生命力的传播文本。青柯亭本、选刻本出版后，点评本在《聊斋志异》艺术媒介上建构了作者与读者间的文本对话。《聊斋志异》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文本内部以及跨文本的对话，对话中形成的美感瞬间积聚成社会影响力，进一步促进了《聊斋志异》的传播。其后除了对坊肆小说极其严苛的嘉庆年间以外，乾隆五十年和六十年以及道光八年都出现了重刻本[17]，尤其是在道光年间，集中出现了各种《聊斋志异》的点评注释本[18]，由文本交织而成的对话赋予文本本身以“灵韵”（aura），使该书在文化实践中“墙内开花”，始终处于“高曝光”状态，形成了经典传播独特的文化场域。
《聊斋志异》从19世纪开始就有了海外译本，但大多是选译本，发行量小，多由热衷于中国文化的汉学家或传教士进行海外传播。[19]该书于20世纪在朝鲜半岛得到正式出版，最早版本是崔仁旭1966年翻译的选译本《聊斋志异抄》。2002年金慧京翻译的韩文本《聊斋志异》将大部分篇目收录，具有较高的文本与学术价值。[20]
要之，《剪灯新话》在明代时期风靡近两百年后淡出我国受众的视线，却在包含韩国和日本等国家的东亚文化圈中保持传播热度并持续到近现代。而《聊斋志异》在国内一经出版，传播热度至今仍未消减，但在海外则是推延至20世纪后才有较广的传播扩散。从信息传递的技术形成到信息扩散的现实条件，两部作品在海内外出现的传播效果差异并非偶然。
三、内在逻辑：传播政策、媒介环境与受众分析
随着传播内容的丰富与流变，任何一种艺术媒介都不再是单一媒介，而是演变为艺术媒介网络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作品不同的传播效果与其背后的文化政策、媒介环境和受众群体密不可分。
（一）政策：大众传播的节点
《剪灯新话》与《聊斋志异》的成书年代不同，实际上，在两部作品整体的大众传播中，社会政策扮演着节点的角色，直接影响了艺术媒介物质性的复制出版，从而影响了传播效果。如此认为主要出于两方面原因：两个时代不同的文化政策首先对两部作品的国内传播产生直接作用，“催化”或者“抑制”传播的“发酵”过程；其次，通过国内的层级扩散，间接影响了海外传播的效果。
明朝第一部官方禁毁的小说正是《剪灯新话》，迫于当时文化高压政策的压力，身为文人的瞿佑不想传播此书：“自以为涉于语怪，近于诲淫”，本“不欲传出”，但朋友访客求阅受众众多，“不能尽却之”。[21]尽管如此，《剪灯新话》也难逃禁毁命运：“如剪灯新话之类……下令焚毁，有印卖藏习者，依律问罪”。[22]但由于禁毁力度不大，《剪灯新话》仍在坊间流传。坊间该书的各类物质性版本在统治阶级文化政策的夹缝中逐步层级扩散，在社会有机体的基层结构中通过可交流性激发历史能动性的潜力。此时的受众也同时具备了传播者的角色，在不断地互动协作中传达《剪灯新话》的艺术魅力，以至于该书传播到海外。也就是说，明代禁毁力度的相对薄弱，为《剪灯新话》的国内扩散与海外传播提供了客观条件。
相比明朝，清朝禁书制度更加严苛。就数量来说，仅官方下令禁毁的小说就有二百余种，并且买卖和阅读禁书的惩罚法令有了更清晰和严厉的规定。[23]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惩治措施使清代小说戏曲的大众传播环境更为艰难。《聊斋志异》出版的文化环境对志怪传奇小说的传播发展不利，只能在坊间开展隐秘的小范围传播；加之该作品篇幅较长，不具备良好的译介环境，延长且延迟了《聊斋志异》的传播过程，间接使该书在当时不具备国际传播的条件，对其国际传播产生了阻滞。
（二）从传播节点到文化领导权
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尼尔·波兹曼指出，与其说媒介是一种实体，不如说媒介是一种无形无象的隐喻。[24]媒介对社会的组织和建构能力强大，其影响力为通过媒介传播信息的实践来塑造文化领导权提供了可能性。朝鲜王朝确立了儒学治国的理念，并和明朝建立了宗藩关系，在文化上更是大力推广汉学，并将程朱理学奉为官学。万历朝鲜战争前后，明朝和朝鲜王朝的文化交流频繁，大量的中国古籍在这一时期传入朝鲜半岛，《剪灯新话》作为艺术媒介就是在万历朝鲜战争之前传入朝鲜半岛的，在当时符合统治阶级的文化价值观念，对朝鲜大众很有吸引力，产生了良好的海外传播效果。
媒介环境学派认为，由媒介造成的信息环境同人们表现自己行为时所处的社会情境同样重要。清朝统治者对朝鲜实行的是铁腕外交，并将朝鲜之前与明朝建立的相对平等的宗藩关系改为藩属关系。新建立的国际秩序不得不使朝鲜重新审视世界，大力推行儒学。同时，国内的媒介环境也不利于小说的官方正式传播。我国统治阶层强调对儒家经典的传播，而对正统思想所不屑的稗官小说则是采取否定态度。《聊斋志异》在我国国内正式出版已经是18世纪中后期，一经发行即“风行天下，万口传诵”[25]，但此时的朝鲜王朝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当时在位的朝鲜君主正祖是儒学制度的强力捍卫者，特别强调儒学经典的引进与传播，而对稗官小说则推行禁输令。[26]由朝鲜正祖推崇的文化输入政策直到宪宗时期呈现逐步放宽的趋势，由此日益恢复了对中国小说的输入与传播。彼时已值19世纪末，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扩张，导致了朝鲜王朝的覆灭。经过短暂的朝鲜帝国时期，朝鲜半岛进入了长达35年的日据时期，随着政治领导权被剥夺，文化领导权更是被日本所控制，《聊斋志异》在朝鲜半岛便没能得以传播。
（三）文化领导权支配下的个体
在文化作品传播过程中，受众对小说的传播效果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文化领导权支配下的受众个体通过小说艺术媒介形成了连接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环境之间的意义网络。
《剪灯新话》的象征性使文化领导权支配下的个体与个体间相互连接。朝鲜王朝在明清时期引进的中国古典小说中，通俗小说占据很大比重，在跨文化语境下，文言小说在阅读接受时具有一定的难度。从受众角度来看，《剪灯新话》能够在朝鲜半岛得到广泛传播的原因一是该书传播至朝鲜半岛是在朝鲜李朝时期前期，当时的受众大多是王室成员、文人或者士大夫家庭中文学素养较高的女性。[27]由于受众的媒介素养较高，因此并未对《剪灯新话》的海外传播与接受形成障碍。二是《剪灯新话》在向朝鲜半岛传播的过程中，最早在朝鲜半岛出版的《剪灯新话句解》是对原文加以注解的，这更减少了《剪灯新话》的阅读障碍。三是相较于《聊斋志异》，《剪灯新话》文风并不艰涩，可读性强。此外，《剪灯新话》中不乏以战争祸乱为线索的叙事，这些叙事对于文化领导权下的朝鲜受众个体能够产生意义勾连，达到共情效果。
而《聊斋志异》的象征性使文化领导权支配下的个体在与社会事实连接的过程中发生了“传播的偏向”。蒲松龄在文中大量化用典故和成语，兼用多种文体，使《聊斋志异》这一艺术媒介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语言叙事风格与审美特征。但在跨文化语境下，从受众接受的难易程度上说，这种特色未必是一种优势。正如朝鲜李朝时期文人李圭景所评：“如此小说，我东人则量浅才短，亦不能领略。”[28]在这种文化情境下，《聊斋志异》很难在平民受众中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加之《聊斋志异》卷帙浩繁，篇幅长达数十万字。质言之，尽管在中国文学史上，《聊斋志异》的文学价值和内容深度都远超《剪灯新话》，但在国际传播过程中，特别是在朝鲜半岛的读者眼中，《剪灯新话》的影响力还是要高于《聊斋志异》的。
四、实践形态：《剪灯新话》与《聊斋志异》在朝鲜半岛传播的现代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29]中华民族几千年奋斗探索过程中形成和积淀下来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需要通过艺术媒介打造全新的文化生命体，在精准、认同、共情的海外传播中绽放生命力。
（一）在地化：低语境、去语境的精准传播
经典作品的海外传播需要在地化的政策支持与平易近人的作品风格。与体现高语境文化的经典作品《聊斋志异》相比，《剪灯新话》文风平易，充分体现了低语境文化优势，受众可读性强；清朝对外传播的收紧政策给《聊斋志异》的传播带来了阻碍，而明朝在禁书令后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为《剪灯新话》的海外传播创造了条件。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异质文化有着理解的屏障，而跨文化传播的目的就在于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在文化交流中理解与建构意义系统。因此，在中华经典作品的海外传播过程中，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是连通中外的纽带，易于理解和建构意义的作品才能被海外受众接受。
美国跨文化传播学者爱德华·霍尔在《超越文化》一书中在区分了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低语境、去语境化的传播策略。[30]超越文化隔阂的传播更强调在日常生活层面的对话，连通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不同，使传播内容真正深入人心。如全球首位YouTube千万粉丝的中国影像创作者李子柒的视频从视觉和听觉方面全方位展现低语境、去语境的质朴生活，视频中没有复杂语言和精美特效，也没有英语字母，却产生了与美国有线电视网（CNN）等主流媒体相当，甚至超过BBC、Fox News等媒体的现象级传播效果。
因此，中华经典作品的海外传播应遵循“符号—对象—心理”的路径，通过经典作品建构中华文明的主体叙事，打造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在海外传播过程中充分了解受众对象的文化语境，构建以人文交流为核心的海外传播体系，制定在地化政策以充分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和不同受众群体，创新文化传播的内容表达和呈现形式，形成立体化的传播矩阵，切实开展低语境、去语境化的精准传播，从而达到“入目”“入耳”的受众接受、“入脑”的受众认知以及“入心”的心理接受，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二）包容性：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认同传播
《剪灯新话》和《聊斋志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走出去”，而前者在当时的朝鲜半岛实现了真正的“走进去”，融入朝鲜民众生活，多次复刊并形成多种版本，成为朝鲜文人创作的灵感来源和可资借鉴的文本媒介。中华文化“走出去”不仅是经典作品内容的“走出去”，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天下大同”理念以及“以和为贵”等观念的“走出去”；在“走出去”之后，我们更应关注中华文化是否“走进去”，能否被当地人所接受，成为当地人文化的组成部分。
为实现中华文化经典作品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转变，对外传播应在精准传播的基础上开展认同传播。认同传播即借助大众媒介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差异化和主体感的文化认同，是主流价值观从分裂、冲突到达成共识和形成动态平衡的过程。在文化批评的框架内，认同是一种文化身份或身份认同的概念，涉及性别、种族等社会属性。特别是在后工业社会背景下，文化身份的认同成为构建认同感的关键维度。
文化的内涵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物质层面的文化，二是制度层面的文化，三是思想和精神层面的文化。跨文化传播的“跨”字在英文中可译为“intra-”“cross-”“inter-”“trans-”，这些词根含义体现的不仅是文化第一和第二层次的传播，更是第三层次的思想和精神上的对话与沟通，使海外受众产生文化身份上的认同。包容性的认同传播强调传播文化认同中的中介作用，能够营造一种柔性的、符合受众文化心理结构的媒介环境。海外受众对异质文化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才能真正获得“走进去”的传播效果。如余华的作品《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文城》以包容的风格再现了中国传统小说所具有的叙事力量，以坦率简洁的叙述方式使韩国受众产生文化认同，成为韩国各大书店持久畅销的中国“爆款”小说。因此，在中华经典作品的海外传播中，应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创造多维立体的媒介环境，开展兼容并蓄的认同传播，使海外受众在经典作品中形成身份认同，使受众对经典作品从“减值阐释”“异值阐释”到“等值阐释”甚至“增值阐释”的转向，从“走出去”真正落实到“走进去”，达到民心相通与文化相融的美好境界。
（三）去滤镜：真实、生动、多彩的共情传播
经典作品的海外传播需要在知己知彼的原则上注重研究民族心理差异，强调个人情趣书写，多展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无面具的中国形象，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更“接地气”的方式在海外流传，这体现了心灵层面的共情与隐性传播。《剪灯新话》在朝鲜半岛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与《聊斋志异》相比，前者文笔生动，且战争情节叙事成功跨越了海外异质文化心理结构，在悠悠历史岁月中被定格为一个重要的跨文化传播文本，与朝鲜受众产生灵魂对话与情感交融。
人与文化是互动的关系，人创造了文化，而文化亦塑造人。跨文化传播关注文本的阐释。文本阐释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将受众视为意义产生的重要语境；二是以互文性作为重要语境（即文本与话语系统）；三是以文化作为重要语境。去滤镜的跨文化传播在充分尊重受众的基础上，强调隐喻的运用，与海外受众搭建认识与理解的桥梁，由始源域向目标域进行概念映射。如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的故事以莉莲的文学作品《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及其他》作为艺术媒介在民间广为流传，该作品以书信体展现叙事文本中真实的白求恩形象，强化民间色彩，减少中外文化语境的隔阂，用一封封情书构建起流动的文本与话语系统，使受众在传播接受上能够跨越异质文化心理结构，实现融通中外的共情传播。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人类文明是公共的、共在的。在中华传统文学艺术作品中充分体现人类价值与中国价值，弘扬民族精神与传承中华文明，多展示真实生动的“父母官”“子民”和“兄弟情”，才能使海外受众更好地读懂中国、了解中国、认同中国。在此语境下，经典作品的海外传播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意义。站在新起点，中华经典作品的对外传播不仅需要政府推动以及主流媒体的不懈努力，更需要民间力量的广泛参与，通过多元化艺术媒介和多样化传播方式的立体建构，在多元开拓的传播路径中实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五、结语
本文主要考释了我国明清时期文言小说《剪灯新话》与《聊斋志异》在国内以及朝鲜半岛的传播轨迹，分析了两部小说在海内外传播效果差异、内在理路、传播路径和现代启示。《剪灯新话》在我国明朝风靡近两百年后淡出读者视线，却在朝鲜半岛、日本等海外国家和地区传播至今热度不减；而《聊斋志异》在国内一经出版发行，传播效果持续良好，但在海外传播延滞，直到20世纪后才有较为广泛的传播扩散和学术研究。无论是《剪灯新话》在古代的禁而不绝，还是《聊斋志异》的传播复兴，都说明经典作品的跨文化传播与不同时期海内外不同的传播政策、瞬息流变的媒介环境、受众层次的移动性与个体差异有着繁复交错的关系。
尽管本文关注的是我国经典小说中的两个个案，但它们所具有的研究意义和价值却是超越时空范围的，文章对现有关于中华经典作品的海内外传播研究依然提供了有价值的补充。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基于有限个案的研究无法全面反映整体的情况，因此在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关于不同经典作品的海内外传播路径和效果的比较研究仍然值得今后进一步向纵深拓展。但笔者相信，具有较高文艺水平和美学价值的中华经典作品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我们应充分结合当下万物互联互通的媒介环境，在“互联网+”时代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走出去”到真正“走进去”，让更多的中华经典文艺作品被人们重新关注与欣赏，实现经典作品在海内外的美美与共、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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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倩，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北京 100024）。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