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界对在华英文媒体工作的中国记者缺乏关注，孙瑞芹便是这样的记者中的一位。他先后在《华北正报》、《北京导报》、路透社北平办事处、《北平时事日报》等多家英文媒体任职。他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贡献在于：从新闻实践来看，他时刻牢记记者使命，打消疑虑入职《华北正报》并认真履职，竭力避免《北京导报》沦为纯粹的宣传工具，助力国闻社在北平的外国通讯社中赢得了立场独立和观点准确的声誉，还抢先为路透社发表《李顿报告书》摘要；从新闻教育来看，他两度入燕大，为新闻界培养、输送人才；从新闻思想来看，他重视报纸社论，积极评论社会现实，并倡导完善通讯组织，促进报业良性竞争。
【关键词】在华英文媒体；中国记者；孙瑞芹
学界围绕民国记者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但忽略了在华英文媒体工作的中国记者群体。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英文媒体中为数不多的中国记者之一，孙瑞芹从未出过国，何以半生都从事英文翻译、报道工作？又为中国新闻事业作出了什么贡献？过去的研究者从未关注，本文尝试予以回答。
一、坚定新闻从业信念
孙瑞芹，字颂鲁，生于1898年农历3月28日，殁于1971年2月14日，毕生从事新闻、教育和翻译工作。孙瑞芹出生于上海市崇明县，父亲孙继宣是个略有文化的小地主，母亲在他幼年时去世。小学毕业后，他先后于上海南洋公学和天津北洋大学求学。就读北洋大学期间，孙瑞芹不仅对英语和新闻报道产生了浓厚兴趣，还为之付出努力，这为他最终踏上新闻翻译、报道工作奠定了基础。据其北洋大学同学吴南如回忆：“当时风尚为了要直接研究外国学问，及训练学生的英文程度，凡是外国课程都采取外国大学的课本，而且教授通堂要用英文讲解，不得插一句中文解释。”[1]孙瑞芹的长女孙亦椒、四子孙亦良也说，孙瑞芹精通英语是因为“他所就读的南洋公学和北洋大学极其重视英语（除语文课外几乎全部采用英文原文教材），和他自己对学习英语的浓厚兴趣，以及他过人的记忆力有关”。[2]孙瑞芹自己也说，“我对英语文学和英语新闻感兴趣”，“我自己定了任务，每天阅读大学图书馆里所有的外文报纸”，此外，还用英文“偶尔给媒体写信或撰写足球比赛报道”。1920年夏，他离开北洋大学，为求职而奔波，几经波折后决定从事天津《华北明星报》的校对和记者工作。
但仅在《华北明星报》工作40天，孙瑞芹便因在采访时被指责而辞职。晚年回忆此事时，他分析道：“我年轻，脾气暴躁，缺乏家庭的制约。”随后，他进入中美通讯社继续工作，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奋斗。这期间，他因日常工作繁重，好几次险些辞职。最终，因中美通讯社不能按时支付工资而每况愈下，孙瑞芹拜访美国公使馆商务专员安立德（MrJulian Arnold）谋求职位。经过面试，安立德决定每月向其提供200元收入，让他主要负责翻译、打字、归档等文员工作，但孙瑞芹却放弃了这份高薪工作，原因在于“我仍然对报社工作非常感兴趣，并希望最终能够得到一份报社的工作。……如果我为安立德先生工作，就得彻底放弃进入新闻界的希望”。[3]至此，孙瑞芹明晰了自己对新闻事业的追求。
二、沉浮新闻界十余载
（一）供职《华北正报》《北京导报》，力求公正报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调整外交政策，逐步重视与英美等国的协调外交。1919年12月，在日本外务省的指导下，由日本记者鹫泽吉创办并主持社务的英文报《华北正报》在京创刊。报社初期经营颇为不顺，不得已在1922年进行初次改革。对中美通讯社积怨已久的孙瑞芹恰好四处谋求机会，便在1922年3月正式入职《华北正报》。对于入职日资英文报社，孙瑞芹起初还颇为犹豫，因为日本政府于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以来，中日两国时常爆发摩擦，这影响到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以至于“被日本公司雇佣的中国人时常会被他的同伴视作叛徒”。但对于25岁的孙瑞芹来说，他“要为事业而奋斗”，最终让其接受这份工作的原因是“希望更好地了解著名学者辜鸿铭先生”。[4]而《华北正报》特邀辜鸿铭为其写稿正是为了借助辜鸿铭的个人品格和声誉。此外，最为重要的是辜鸿铭的主要政治主张与日本推行的大东亚文化政策相吻合。和当时大多数英文报纸一样，《华北正报》的新闻主要来源是提供英文稿件的通讯社。1922年改革后的《华北正报》一时人才凋零，在缺乏编辑主干的情况下，便启用孙瑞芹撰写社论。[5]谈及那一短暂的工作时，孙瑞芹说：“如果我的观点恰好与报社的观点吻合，那么纽威尔（《华北正报》新闻编辑）将以社论的形式刊发文章，否则就以中国撰稿人的名义发表在编辑专栏中。”[6]
中日频繁冲突使孙瑞芹难以在《华北正报》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日资报社工作也使他饱受精神折磨。因此，1930年1月，孙瑞芹加入由国民党控制下的《北京导报》。但此时恰逢中原大战前夕，蒋介石和阎锡山关系日趋紧张。据孙瑞芹回忆，3月中旬，蒋阎关系实际破裂，控制着北平和天津的山西当局开始接管中央政府的机关，其中便包括《北京导报》。尽管山西当局接管了报社，作为新闻记者的孙瑞芹依旧力求公正，尽力避免将该报变为纯粹的宣传工具。9月，伴随着张学良明显偏向蒋介石方面，阎冯联盟溃散，南京方面再度接手《北京导报》，孙瑞芹因在晋系控制该报时，受到蒋阎之间宣传战的影响，撰写了不利于蒋介石的评论文章，最终只能离开《北京导报》。不久，孙瑞芹在燕京大学兼职，并同时供职于国闻通讯社。
（二）全权负责国闻通讯社英文部，取得斐然的成效
1921年，胡政之在上海创办国闻通信社，次年4月和11月在汉口、北京两地先后增设了分社。在人员安排上，陈纪滢指出：“在上海总社方面，有李子宽、何心冷两个台柱为他的左右手，其余各分社负责人，都是新闻界一时之选，靠能力与交游，以稿件赚得自给自足的需用。”[7]具体到北京分社，除了胡政之的心腹助手吴南如任主任外，还有孙瑞芹加入。孙瑞芹说，胡政之来北京设立分社时，“托吴南如约我为记者，专司采访使馆和外人消息”。但直到1925年，孙瑞芹才正式加入该社，任英文部主任。在此期间，孙瑞芹虽然先后任职于《华北正报》和《北京导报》，但他一直为国闻社积极工作，还取得了一定成果。一年之中，他使英文部实现了自给自足。不仅所有英文报纸和外籍记者全订阅国闻社英文稿件，他还接过许多编辑和记者来函，盛赞电稿的优良。[8]
1930年9月，孙瑞芹因政治变化从《北京导报》离职，胡政之自愿为其提高工资，以示对其境遇之同情。孙瑞芹全力为国闻社效力，1932年，“在一个打字员的帮助下，大约6个月来我独挑大梁，我已经把它当作养子，因为我是首席编辑和经理。它在北平的外国通讯社中赢得了立场独立和观点准确的声誉”。[9]但国闻社的发展前景并非一片光明，它欲向全国发展的计划由于经费困难而未能实现。随着《国闻周报》和新记公司《大公报》的先后创刊，原国闻社的班底全部转为两报工作人员，胡政之的精力转移，无暇顾及通讯社业务。[10]于是，孙瑞芹离开国闻社，并在1932年7月加入路透社北京分社。最终，由于经营状况恶化、人才流失以及胡政之精力转移等多重原因，国闻社在1936年遂告结束。
（三）率先报道《李顿报告书》，为路透社赢得声誉
在路透社任职期间，孙瑞芹也凭借自身出色表现为路透社赢得声誉。比如在国联委派的调查团来华期间，孙瑞芹抢先发表报告书摘要。“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向国联申诉日本行径，尝试通过国联解决中日纠纷。1932年4月15日，国联委派的李顿调查团抵达北平，接见各方代表，了解事变真相。此时，尚在国闻社英文部任职的孙瑞芹作为平津新闻记者代表之一受到接见，并就东北舆论方面向调查团进行陈述。孙瑞芹等人指出，东北在事变发生后原有各报名存实亡，舆论已由日本强行支配，东北民众失去报纸自由。[11]此外，孙瑞芹还编印了“九一八”事变以来平津两地各报社论的英文本专集，用以揭示日本侵华真相。[12]9月初，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调查团在完成了长达二万言的《李顿报告书》后便返回欧洲。调查团离开后，公众对报告的兴趣随着发布日期的临近达到顶点。据《大公报》南京10月2日发专电称，《李顿报告书》摘要在一日翻译完竣后便缮写付印，经彻夜工作，至二日晨五时全部装订就绪，八时即专派飞机二架，装载多份，一份飞上海，交外部驻沪办事处，一份飞北平，交档案保管处，并由北平转送天津市长周龙光，十时半可由中国航空公司飞机带往汉口，交第三特区管理局，约定二日晚八时在京、沪、平、津、汉各地同时公布，交各报发表，全文共分十章，约二万言。[13]可见，由于报告过长，难以完全用电报传输，外交部便决定用专机装载多份，由南京飞至各地，各报在二日晚上八点才可公布。但此时在路透社工作的孙瑞芹却抢在飞机传送之前，率先发表了报告摘要。据孙瑞芹回忆，“下午2点，李顿报告的故事开始分段到达，每接到一部分我就制版……路透社的消息比用飞机传送早了三个小时。《北平时事日报》和《京津泰晤士报》都发表了社论，对路透社在向北平和天津传送摘要所做的宝贵工作给予了肯定”[14]。此外，孙瑞芹还为上海提交了一篇长篇电报稿，介绍《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晨报》等主要报纸有关《李顿报告书》的社论。[15]
《李顿报告书》发表后，国际联盟试图解决中日争端。但国联内部以英法为首的大国尚未摆脱经济危机，且不愿为帮助中国损害自身利益，因此，国联希望日本满足于目前的侵略成果，但日本依旧积极谋划侵略热河等地，中日危机进一步加深。[16]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沦陷，孙瑞芹所在的《北平时事新报》也在坚持出版三个月后，被日军强行接收。[17]该报新任管理层人员希望孙瑞芹继续留下工作，孙瑞芹出于爱国果断拒绝。孙瑞芹说：“我觉得目前就是中日之间的冲突，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应该不分党派，一致支持南京政府。”[18]就这样，孙瑞芹便离开了《北平时事新报》，也结束了其人生中长达十余载的北平记者生涯。十余年的记者经历，使他具备了丰富的经验和广博的见识，为他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开展教学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为新闻界输送人才
1930—1932年和1939—1941年前后，孙瑞芹两度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兼职讲师，是燕大新闻系发展进程中的一员。燕京大学新闻系创立于1924年，却由于经费问题难以为继。1927年，燕大新闻系主任聂士芬至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向全美报界募集资金。1929年9月，有了资金支持的燕京大学新闻系正式恢复重建，并确立与密苏里新闻学院合作办学的五年计划（1929—1933）。重建之初，燕大新闻系仅有聂士芬与黄宪昭二人为主课老师，扩充师资力量迫在眉睫。1930年9月，孙瑞芹辞去《北京导报》职位不久后，便在聂士芬的帮助下，担任新闻系兼职讲师一职。在办学目的、教育理念、课程设置以及教学实践等方面，燕大新闻系均表现出深受密苏里新闻模式的影响，其中便包括广泛联系新闻界，注重同新闻界的交流与互动。[19]因此，孙瑞芹除为学生讲授英文写作课程外，还同时负责每月延请业界记者至该校演讲。[20]孙瑞芹在燕大兼职讲师之际，仍为国闻社英文部工作，与该社人员关系密切。1930年10月28日，孙瑞芹邀请国闻社汉文部主任兼《大公报》驻北平通讯员曹谷冰至燕大讲演，题为《访员之工作》。此外，还有国闻社及天津《大公报》记者数人受其邀请发表讲演。[21]随后，燕大新闻系又效仿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新闻周”制度，举办与新闻界的交流活动，并命名为“新闻讨论会”。从1931年至1935年，新闻讨论会每年4月举办一次，孙瑞芹也参与其中。[22]
孙瑞芹还十分关注燕大新闻系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重视为新闻界选拔、输送人才。燕大学子杨富森回忆，他转至新闻系继续学习时，“新闻系的几位教授，特别是刘豁轩主任和孙瑞芹教授，对我非常赏识，非常器重”。[23]除了对学生个人的鼓励和培养外，孙瑞芹深知报学教育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与刘豁轩一同带领学生创办实习刊物《燕京新闻》，使学生“无论实习采访或者编辑，都要事事认真”。[24]此外，孙瑞芹利用其业界关系，一方面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另一方面为新闻业输送人才。《大公报》人孔昭恺回忆说：“燕大新闻系常送学生来《大公报》实习，毕业生亦尽先选拔推荐给《大公报》。”[25]燕大新闻系教师卢祺新、葛鲁甫则直接指出，孙瑞芹和胡政之“对于帮助新闻系学生到报馆就业，协助最多”。[26]
四、洞悉民国的新闻界
孙瑞芹一生从事英文新闻事业二十余年，一度充任各报记者、编辑职位，对中国新闻界有着极深的认识，这些见解和主张对当时的新闻界多有参照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闻界存在轻视社论的倾向，孙瑞芹十分重视报纸社论，并针对社会现实积极发表评论。1921年11月1日，《北京快报》（the Peking Express）在北京创刊。这是孙瑞芹和宋采亮一同创办的一份四页英文小报，孙瑞芹说：“我年轻，对独立和自由的新闻充满热情，试图表达一个诚实的人对国家和国际事务的看法。”自此，《北京快报》成为他开始尝试社论写作的起点。之后，在《华北正报》期间，他曾为该报撰写社论。1930年7月，孙瑞芹在被晋系控制下的《北京导报》工作。他亲身经历蒋阎斗争，再次产生强烈冲动，多次发表对时事的见解。孙瑞芹说：“尽管新闻界有轻视社论的倾向，但我觉得报纸的使命不仅仅是报道新闻，还要就重大事件发表评论，我总是高度重视那些有社论的报纸。”[27]1932年，燕京大学新闻系主编的《新闻学研究》出版，孙瑞芹撰写的《对于中国报纸之普遍观察》被收入其中。文中将华北各报与上海各报刊登社论的现状予以对比，并再次建议：“夫所谓社论者，乃就已有事实，加以批判指摘及建议也，故撰社论者，必胆大识广，能言人之所欲言而不能言者，能言人之所欲言而不敢言者。”[28]
除了重视报纸社论，孙瑞芹还倡导促进报业良性竞争。20世纪20年代，《华北正报》与《北京导报》斗争激烈，但在1930年3月，《华北正报》宣布停刊，此时在《北京导报》工作的孙瑞芹感叹道：“事实上，从报纸本身以及读者利益的角度看，一座城市中并存多家报社是可取的。只要有两份报纸，就会有竞争，竞争就会促进发展。”[29]此外，孙瑞芹更倡导促进通讯组织的合理化，各报应各有其个性，而非在报道时千篇一律。1932年5月11日，国民政府特派颜惠庆作为专使参加法兰西国大总统国葬典礼，任命郭泰祺为中华民国驻英吉利国特使全权公使。郭泰祺因此前以国民政府首席代表身份议定淞沪停战协定，备受外界关注，关于其近期使英的命令更是被各报竞相报道。但诸多报道大多聚焦于郭泰祺的任命这一消息，内容上大同小异。[30]孙瑞芹认为各报此举无异于“徒空废于毫无意义之竞争中”，应该“组织一全国通讯社，如美之联合通讯社，日之新闻联合社等，凡官方之重要新闻，皆由此全国通讯社拍发，当地记者之职能，在对于此重要新闻个别探询，而加以解释”。[31]
五、结语
纵观孙瑞芹的一生，他虽然攻读法律专业，却从未从事律师工作，反而对新闻记者工作产生浓厚兴趣。中学、大学的英语教育，以及本人的不懈努力，为其从事英文翻译、报道工作奠定了基础。初入新闻界，孙瑞芹偶有不顺，因年轻气盛，在《华北明星报》工作不久便辞职。面对中美新闻社的繁重工作，他多次险些辞职，但依旧对美国公使馆办公室文员的高薪职位不为所动，彻底明确对新闻事业的追求，正式开始在北平数十载的英文媒体从业经历。
孙瑞芹对新闻业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新闻实践、新闻教育、新闻思想方面。他时刻牢记记者使命，打破疑虑入职《华北正报》并认真履职。随后又加入国民党控制下的《北京导报》。蒋阎关系恶化，《北京导报》变为晋系报纸，孙瑞芹只能尽力避免将该报变为纯粹的宣传工具。蒋介石获胜后，他即因撰写社论批评蒋，无奈离开《北京导报》。幸受胡政之信任，孙瑞芹得以在国闻社英文部大展手脚，并为该社在北平的外国通讯社中赢得了“立场独立”和“观点准确”的声誉。后在路透社任职期间，他抢先发表《李顿报告书》摘要，受到《北平时事日报》和《京津泰晤士报》的肯定。凭借丰富的报业实践经历，他两度入燕大新闻系，为新闻界培养人才。他重视报纸社论，积极参与时事评论的撰写；极力倡导完善通讯组织，促进报业良性竞争。孙瑞芹在民国时期从事的新闻实践和教育工作，不仅使其在新闻事业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也为他后来致力于近代史资料的翻译和编辑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新闻通讯社史料搜集、整理与研究（1872—1949）”（项目编号：23amp;ZD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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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林，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济南 250100）；王咏梅，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南 250100）。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