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缅怀先烈、争做先锋，传播包括焦裕禄精神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意义重大。回溯焦裕禄精神六十余年的塑造与传播历程，多重媒介合作与互动、交叉与整合，从文本阐释、影像叙事、空间生产等多层面合力促成了焦裕禄精神的谱系建构、视觉转译以及地理标记与文化表达。在跨媒介视域下，整体分析多重媒介合力塑造和传播焦裕禄精神的过程，对新时代以全媒体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具有重要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焦裕禄精神；塑造与传播；跨媒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缅怀先烈、争做先锋”，并“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1]焦裕禄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一方面，焦裕禄精神本身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焦裕禄精神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先后被概括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2]2009年4月，习近平同志将焦裕禄精神阐释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3]。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考察时强调：焦裕禄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4]另一方面，人民呼唤焦裕禄精神。焦裕禄精神是党员干部砥砺品格、增长本领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开拓进取的强大精神动力。
从历程看，焦裕禄精神的建构与传播过程通常被划分为自发、自觉与组织化三个阶段。[5]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在焦裕禄精神传播的过程中，各类传播媒介合作与互动、交叉与整合，扮演着连接“精神内涵”与“受众认知”的重要桥梁。本文从跨媒介视角分析焦裕禄精神的塑造与传播，揭示多重媒介在精神塑造和传播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作用，为全媒体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焦裕禄精神的文本建构
文本是一种未来的假设和可能性，同时也是一种标准，衡量过去与现在的各种作品。[6]焦裕禄精神通过不断借助文本为主的信息媒介，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内涵。它最早出现在政府文件和相关的官方新闻报刊中。官方文件以权威性阐释焦裕禄精神的深邃内涵和时代价值，官方报刊则通过深度报道、专题评论等多种形式广泛传播，二者形成强大的引领合力。在此作用下，全国掀起了学习焦裕禄精神的热潮。
（一）文本起源：精神谱系的初步构建
河南省档案馆收藏的一份1955年全国审干运动中，焦裕禄在大连重型机械厂实习时撰写的《干部历史自传》，其中详细记述了焦裕禄的家庭情况、早期的人生遭遇和参加革命以来的心路历程。河南杞县档案馆保存有《杞县一区谢寨乡土改复查运动第一步工作报告》《杞县一区谢寨乡地主站队强化专政情况的报告》等焦裕禄于1952年在杞县土改工作中写下的手稿。这些焦裕禄自我书写的珍贵文本，成为焦裕禄精神传播可供发掘的原始材料之一。
焦裕禄逝世不久后，政府文件、官方报刊等媒介形式成为发掘、宣传焦裕禄精神的重要载体。1964年，收到兰考县委的《关于在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中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的报告》之后，中共河南省委很快发布《关于向模范共产党员焦裕禄同志学习的通知》，正式拉开了学习焦裕禄精神的帷幕。相随而来的是官方新闻报刊的报道，新华社记者深入考察焦裕禄事迹后，在《人民日报》刊发《在改变兰考自然面貌的斗争中鞠躬尽瘁——焦裕禄同志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一文。《河南日报》随即转发该文并刊发社论《学习焦裕禄同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随后又开辟专栏——《学习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1966年，记者穆青和冯健、周原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人民日报》刊发，详细介绍了焦裕禄担任兰考县委书记期间的感人事迹，将焦裕禄精神的传播助推到新的高度。
（二）出版繁荣：精神传播的广度拓展
20世纪60年代后，焦裕禄精神通过以书籍为主要形式的出版物进行宣传。以“焦裕禄”为关键词从读秀等数据库搜索和筛选结果显示，以“焦裕禄”为书名和主题内容的书籍有300余种，书籍类型多样，涵盖政治、法律、文学等多个领域。20世纪70年代，出版传颂焦裕禄事迹内容的相关图书有60余本，以诗集为主。同时，官方对焦裕禄事迹的深入挖掘也从未间断，以新华社记者穆青等人为代表，他们通过实地深入考察，撰写了书籍《焦裕禄》。该作品在当时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宣传焦裕禄精神的重要载体。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专门以“焦裕禄”为题的书籍开始大量涌现，以《人民公仆——焦裕禄》《焦裕禄——干部的楷模》《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等为代表。这一时期的书籍出版有两个新特点：一是出现了一些电影电视剧的纪实文学作品，如《焦裕禄电影纪实文学》《电影文学剧本焦裕禄》《催人泪下——焦裕禄与〈电影焦裕禄〉》等；二是党和政府以及一些高校通过组织撰写思想政治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书籍宣传焦裕禄精神，如《河南党史人物传第三卷》《廉政风范》《共产党人的风采》等。
20世纪90年代，焦裕禄精神相关书籍出版规模不断扩大，焦裕禄精神涉及领域更加广阔，覆盖文学、科学、艺术、政治、法律、历史、地理、工业技术等方面。除了这些传统的文本书写形式，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影视作品《焦裕禄》的插曲《大实话》《焦裕禄我呼唤你》等音乐词作，形成独具艺术性、欣赏性的文本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以主题出版、融合出版的形式加强焦裕禄精神传播的顶层设计。
2015年出版的《焦裕禄精神文献典藏》（31册）是国内一部全面反映焦裕禄事迹、精神以及向焦裕禄学习情况的文献资料；2020年出版的中英文对照版图书《焦裕禄》成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河南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载体；2022年出版的《永远的丰碑——焦裕禄画传》入选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
（三）教育传承：精神影响的持续深入
焦裕禄精神通过学校教材的方式形成更广阔的传播力。习近平总书记曾回忆自己如何阅读《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我当时正上初一，政治课张老师念了这篇通讯，几次都泣不成声……”，“这节课在我的一生中留下深刻印记，对我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也有很重要的影响”[7]。此外，焦裕禄的事迹也多次入选教材。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入选1980年初中语文教材第三册，改名为《鞠躬尽瘁》。
二、焦裕禄精神的视觉转译
“影像即话语”[8]。文本书写为影像媒介提供了丰富的叙事素材与深厚的情感基底。从“文本”到“影像”的转换，不仅拓宽了焦裕禄精神的传播边界，其感染力和传播力也得到了升华。
（一）视觉转译与影像演绎：焦裕禄精神的叙事重塑
将焦裕禄事迹搬上荧幕，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0年1月1日，以《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文本资料为基础，王冀邢执导的影片《焦裕禄》首次通过影像的形式生动呈现了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期间以坚强的毅力、炙热的情怀带领群众除“三害”的故事，实现了焦裕禄事迹的视觉转译，塑造出焦裕禄不朽的共产党员形象。这部影片被人民群众评为永不落幕的时代剧，也成为关于焦裕禄的“元影像”。
在电影《焦裕禄》基础之上，新时代焦裕禄的影视创作以重新演绎人生轨迹、创新口述回忆的影像表达形式，实现了新的创造。一是运用新的技术、设备、理念，重新演绎焦裕禄个人的人生轨迹。2012年10月，30集电视连续剧《焦裕禄》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该剧通过深入挖掘和细致刻画，生动展现了焦裕禄同志的生平事迹与精神风貌。二是利用焦裕禄身边人的口述回忆，创新影像表达形式。2020年，湖北省委宣传部为庆祝建党100周年，重点打造了精品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该片基于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的口述与回忆编作而成，主要对焦裕禄在洛矿建工、兰考除“三害”以及博山生死别等三个时期的事迹作具体描述，充分回顾焦裕禄不仅是一名好干部，也是一个好儿子、一个好父亲、一个好丈夫，竭尽全力为国为民的英模事迹。三是结合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新时代重大战略进行创作。
2021年2月，以习近平同志1990年词作《念奴娇·追思焦裕禄》最后一句“会它千顷澄碧”取名的电影《千顷澄碧的时代》，讲述了以焦裕禄精神为引领，新时代党的领导干部带领兰考县进行脱贫攻坚的伟大事业。
（二）多元影像叙事与新媒体传播：焦裕禄精神的视觉呈现与弘扬
匈牙利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将纪录片定义为“一种介于单纯记录现实和企图解释现实之间的奇妙的中介性艺术形式”。[9]焦裕禄生前留下的文本资料通过纪录片的转化，真实再现了他的生活和工作经历。
2014年5月，在焦裕禄逝世50周年之际，大型纪录片《永远的焦裕禄》呈现了焦裕禄在河南兰考用475天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留下一段永不磨灭的印记，再现了人民公仆的光辉一生，生动阐述了焦裕禄精神的形成、内涵、意义和现实影响。
2019年10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播出了关于中国精神之焦裕禄精神的系列访谈，通过研究焦裕禄事迹和精神的作家、学者的动情讲述，充分利用影像媒介传播弘扬焦裕禄精神。纪录片不仅是对焦裕禄个人事迹的记录，更是对那个时代历史背景的再现。2022年8月16日，纪念焦裕禄诞辰100周年大型纪录片《此水此山此地——寻根焦裕禄精神》展现了从口述、档案之中最新发掘的更多细节。
随着影像传播技术的迭代，焦裕禄精神不仅通过电影、电视等传统影像形式进行表达，还通过微视频、短视频等新的影像创作形式进入大众视野。2024年6月26日，开封市委宣传部、河南省委宣传部党的创新理论教育与传播中心联合开展了“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奋勇争先更加出彩”主题短视频征集展播活动，鼓励人们创作反映焦裕禄式好党员、好干部的短视频，激发人们的干事创业热情。此外，人工智能生成影像也成为焦裕禄精神文本转译的重要方式，国内首部关于焦裕禄同志的电子出版物《一甲子的回望——历久弥新的焦裕禄精神》集成了新华社历年来关于焦裕禄的图、文、声、像多模态材料，生动再现了焦裕禄生前工作生活场景。
三、焦裕禄精神的地理标记与文化表达
空间概念连接了精神与文化、社会与历史。[10]焦裕禄从人物实体到精神符号和国家叙事的转换，不仅得益于文本的知识建构和影像话语的可视化阐释，还依托于地理空间所形成的独特地理标记。地理表征系统的激活是焦裕禄从人物实体到精神符号转换的重要一步。
通过地理标志的建造，焦裕禄精神不断沉淀为物质实体，形成以焦裕禄和焦裕禄精神为核心的地理标记群。例如，兰考县城的“裕禄大道”；焦裕禄1963年亲手栽种的一株泡桐被称为“焦桐”，在1978年被确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兰考县张庄村人民群众为纪念焦裕禄而把当地的“刺槐”命名为“焦槐”，把槐树林命名为“焦林”；1966年修建的包括焦裕禄烈士墓在内的陵园被命名为“焦裕禄烈士陵园”，陵墓北侧的屏风壁上镶嵌着毛泽东题写的“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金字，该墓地2003年被确定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除上述地理标记外，以焦裕禄精神为核心的教育性地标相继出现。如兰考焦裕禄烈士陵园在1996年被确立为“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3年7月，在中组部和河南省委支持下，焦裕禄干部学院在兰考成立，是中组部认定的“全国十四所地方党性教育特色基地”之一。此外，各种焦裕禄精神体验式主题活动，如治沙体验、查风口探流沙体验等，将焦裕禄的历史记忆重新赋能。
四、结语
焦裕禄精神作为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传播历程与跨媒介发展紧密相连，体现了不同时代背景下跨媒介的传播逻辑与特征。
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媒体生态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以跨媒介视域洞悉焦裕禄精神的传播路向，不仅深化了媒介在精神传承中作用的理解，也为媒介如何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提供了宝贵启示。面对媒体生态的巨大变革，积极探索与创新跨媒介传播策略成为关键，从而更加有效地传承与弘扬包括焦裕禄精神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本文为2024年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专题项目“中原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实践路径研究”（2024ZT01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21ADJ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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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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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M]何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8：148.
[10]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24.
作者简介：向立东，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硕士生（北京 100091）；苏士梅，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郑州 450046）。
编校：王志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