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AIGC技术是对传统媒介技术的补救，其技术优势与潜在风险引发社会关注。相关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分析其技术优势或反思其可能带来的风险，但从微观文本符号视角的思考不多，包括其生产文本的符号主体、其符号的意指关系特征、文本交流特征等，符号学视角的思考将有助于准确认知AIGC技术。AIGC技术具有强大的内容生产力，但也造成符号主体的异化、意指关系的固化、交流过程的虚化，进而冲击传播符号生态，影响符号文本的传播效果。
【关键词】AIGC技术；批判视角；符号主体异化；意指关系固化；交流文本虚化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信息传播领域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提高了内容生产力，也逐渐消减了人类对内容生产的主控权；增强了信息传播的精准度，也强化了信息的干扰度；提高了时效性，但也降低了创新性。AIGC技术更高层次地模仿人类的思维方式进行内容生产，引发社会关注和学术界的讨论。相关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分析其技术优势与风险，但从微观文本符号视角的反思不够。深度探索其独有的符号特征，可以更准确全面认识AIGC技术的优势与风险，为合理利用AIGC技术提供参考。
一、AIGC文本符号主体的异化
AIGC技术颠覆了信息传播格局，“第一次夺走了人类对信息流的主导，使传播指向一个无限的开放系统”［1］。AIGC符号文本是显性呈现的，而其所产生的对象物却同主体本身相脱离而隐形存在，其符号主体具有异化特征。媒介技术是人发明创造的，是为人服务的工具，而现在AIGC技术却变成制约人主体性的因素，这种反客为主的关系带来AIGC文本主体性的反思：AIGC技术是智能化还是异化。一定意义上，技术、资本、政治等制约AIGC技术符号的主体性，相关维度的思考比较有价值。
第一，技术制约符号主体：人机互动背后仍然是人人互动。AIGC兼具技术属性与内容属性，“其在不透明的决策过程中形成算法黑箱，形成了算法与人类之间的技术支配关系”［2］。在此语境下，看似人与AIGC技术的交流，实则是人与AIGC创作团队在交流。比如，AIGC创作团队可以通过用户提问和设定条件的差异，以及在数据喂养和模型训练阶段影响内容生产的偏向，因此需要在“语料库的筛选标准制定、参与人工标注的人员培训、开发者的价值观”［3］等环节进行监管。简言之，AIGC不是符号主体而是符号载体，是以符号文本承载幕后技术团队的传播意图。
第二，资本驱动符号主体：人机互动背后的资本博弈。AIGC技术参与内容生产，虚拟对话背后是资本的博弈。比如，2024年1—2月份全球AIGC融资分布显示，美国以125.31亿美元位列融资金额的榜首，法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国家也积极投资推动全球AIGC行业发展［4］。AIGC行业投资不仅是资本逐利使然，更是国际话语权博弈的新领域，资本驱动AIGC文本的符号主体，人机互动背后是资本的博弈。
第三，政治左右符号主体：人机互动背后的意识形态渗透。AIGC技术不可能是完全中立的，其传播背后是政治利益的博弈。比如，ChatGPT无法回答“请给普京写首赞歌”的提问，但可以“为拜登写赞歌”，表明其“西方中心”的视角。［5］也说明了不存在超越政治的技术中立，政治利益左右符号主体的内容生产行为。“AIGC技术存在算法歧视风险和内容操纵风险”［6］，增加了意识形态安全风险。AIGC技术参与国际传播将带来国际传播话语权的进一步割裂，深度影响国际传播话语权的博弈。
综上可见，表面上看似AIGC技术独立生产内容，作为文本符号的主体，实现人机互动交流的符号过程。实际上，AIGC技术并非其生产的文本符号的真正符号主体，而是政治掌握资本，资本指导技术，技术制约AIGC文本生产实践，这些制约因素成为文本符号的幕后主体。
二、AIGC文本符号意指关系的固化
AIGC技术虽然提高了内容生产效率，但能指的虚构特征与所指的固化特征制约了其生产的创意空间。
第一，AIGC符号文本能指的虚构特征。“符号的能指在呼唤着人心的到场，因为只有人心到场，只有人感知到了这个能指，才能产生意指关系，才能解释出意义。”［7］然而AIGC技术生产的符号文本缺乏“人心的到场”，其是技术程序按照预设的意指关系生产文本，因而缺乏变通性和创新性。AIGC的符号文本能指都是虚构的和数字化的，并非真人发出的传播符号，其符号文本缺少人的直接智力参与，而是依靠大量数据算法支撑相关信息生产。比如，科大讯飞虚拟主播小晴在各地播出新闻，其造型漂亮，话语鲜活，但总体上表情符号比较僵化。同时，AIGC文本的环境符号具有虚构性，AIGC技术可以实现深度伪造，“结合目标对象的脸型、语音、表情等生物特征进行反复迭代，实现图像、视频、声音和微表情合成等多模态信息伪造”［8］。
第二，AIGC符号文本所指的固化特征。AIGC技术只能按照一般的意指关系进行符号表意。结合传播场景随机应变的空间不大，造成符号意指关系的变化不足且固化有余。这种固化的意指关系带来表意的直白性。试想一下，如果文本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完全一致，则固化的意义生产过程毫无悬念，表意过程将会苍白和无新意。尤其是非言语传播符号，超越言语传播的准确性，凸显非言语传播的模糊性特征与含蓄性特征，给相关传播实践带来无限的不确定性和有趣的艺术性。非言语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并非固化的直指关系。朱迪·伯古恩认为非言语符号具有模糊性。［9］非言语传播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特征，很多时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果AIGC视音频文本的微笑永远是同样的呈现并表达同样的意义，那么这种缺乏捉摸不定特点的表意关系是多么的无趣，也制约了传播效果。
意指关系存在一个能指在不同传播语境下的多种内涵，也存在多种能指指代一种所指内涵，这样才赋予符号更为丰富多彩的表意关系。而AIGC缺乏变通性和创新性，是一种固化的意指关系。
三、AIGC交流过程的虚化
卡西尔认为，“人不仅仅生活在自然物质宇宙中，还生活在符号宇宙中。语言、神话、艺术以及宗教都是这个符号宇宙的组成部分……由此，人无法面对面地直接认识现实了。人的符号活动越是进步，自然物质现实的比例相对来说似乎就越是减少”［10］。AIGC的交流过程是“跨生命交往”，是“超真实”还是扭曲的时间观？相关观点值得厘清。
第一，“跨生命交往”：AIGC是交流中介而非交流对象。杜骏飞针对人机互动交流问题提出“跨生命交往”概念，对于传播技术研究比较有启发价值。AI技术的跃升使得数字生命、机器生命与人的交往充分拟人化了，这是跨生命交往的缘起。随着AIGC的不断发展，AIGC实现了人机主体的协同生产传播内容。值得商榷的是，表面上看，AIGC实现人机主体的交流互动，但机器怎么运转最终还是依靠技术人员的编码设计。鉴于此，毋宁认为“跨生命交往”是依托AIGC作为交流中介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普通人与技术人员（AIGC设计者）之间的交流，并非人与AIGC的交流。
第二，“超真实”：AIGC建构符号真实而非物理真实。研究认为，“AI拟像中的真实，是一种非真实的超真实；AI交往的经验世界，是实像世界、镜像世界与拟像世界的总和；而其真实性，亦将是多维世界中的多种真实的博弈”［11］。AIGC技术从宏观与微观层面挑战信息生产的真实性：一是微观层面挑战信息生产的客观性，也即围观真实。反思AIGC在传媒领域的风险和挑战，“由于喂给机器人的语料库具体包含了什么内容并不公开，语料库的不可控可能导致系统性偏见、价值观对抗和观点霸权等问题”［12］，从而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风险。二是宏观层面挑战信息生产的平衡性，也即宏观真实。AIGC成为舆论认知战的工具，加剧全球数字不平等，“加剧全球范围的技术垄断与偏见、信息污染与失序、技术依赖与专业失守、数字鸿沟与素养赤字”［13］。AIGC凭借技术优势必将加大全球话语权博弈的激烈程度，并可能引发更大程度的信息鸿沟。
第三，扭曲的时间观：AIGC文本是以牺牲作品品质换取文本创作速度。2020年，作家陈楸帆曾使用人工智能作为辅助，创作了《人生算法》《恐惧机器》《出神状态》《火星奥德赛》等科幻作品。2023年，清华大学教授沈阳利用AI技术完成的参赛作品《机忆之地》获第五届江苏青年科普科幻作品大赛二等奖。2024年，日本作家九段理江利用AI生成器辅助写作的《东京都同情塔》获得第170届日本芥川奖。类似的案例说明AIGC技术可以用更短的时间完成相关文本生产，展示文本生产的速度优势。当然，相关作品可能因缺少人的思考、艺术的打磨、人性的反思，以时效性消解了艺术作品的艺术性。AIGC文本将符号化的过程简单化与技术化，违背了艺术作品生产规律，以牺牲作品品质换取生产速度，是一种扭曲的时间观。柏格森的“艺术—时间”观认为“艺术为时间的造物”“创作时间的延长或缩短，都会影响到作品的内容”“材料是从时间中沉淀下来的，而且传达媒介也具有时间性”“艺术鉴赏也是具有时间性的”［14］。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慢形成、慢欣赏的过程，是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之间心理交流的过程，而以技术手段压缩艺术创作时间将消解艺术价值。AIGC技术则加剧了艺术的快餐化发展趋势。
综上可见，AIGC技术推动的交流过程是一种虚化的过程，AIGC是交流中介而非交流对象，AIGC建构的是符号真实而非物理真实，其文本创作过程是以牺牲作品品质换取文本创作速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交流质量和效果。
四、结语与思考
AIGC作为内容生产的最新技术手段，冲击了现有文本生产过程。但是，从符号学视角审视这一趋势，仍然有些关键问题值得关注。其实AIGC技术背后是不同意识形态集团、技术团队、资本集团之间的博弈，技术补救的类似思考有助于准确认知AIGC的技术特征。本文微观符号学视角的思考，不是反对AIGC技术的积极应用，也不是无病呻吟的学术遐想，而是试图对AIGC技术参与文本生产实践的现实风险进行微观剖析，并探索应对路径。
第一，AIGC并非符号中立，需警惕AIGC技术参与新闻传播渗透政治偏见的风险。我们要警惕技术中立与符号中立论调，明辨AIGC意义生产的微观逻辑，尤其是其背后的技术、资本、政治因素的隐形渗透与话语权博弈。AIGC依托技术优势生产更加具有针对性和隐蔽性的传播文本，深度影响国际传播的范围与效果。
第二，AIGC不能扭曲时间符号，需警惕AIGC参与艺术创作消解创新品质的风险。AIGC技术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生产与人类创作的艺术作品相同甚至更高的艺术作品，并不能因此断言AIGC技术具有与人类同样的艺术创新水平。艺术仍然是人的艺术，需要人心的参与、需要人性的思考、需要时间的淬炼，速成的作品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
第三，AIGC并非符号主体，需警惕AIGC参与文本生产引发版权的争端。当前，关于AIGC作品归属于谁，AI机器人的答复是否具有独创性等问题存在争议。研究认为，“缺乏解释与引用、难以识别数据真伪、主观臆测强、知识更新成本高、更新速度慢等，使得其存在对在先作品的版权侵权风险”［15］。可见，AIGC具有内生性缺陷，虽然貌似独立生产符号文本，却不具有真正的主体性，也不拥有版权。
第四，AIGC并非符号独立，需警惕AIGC技术风险依靠自愈的论调。AIGC不是技术中立，也不是技术自主，其实际运行过程仍然是依靠背后的技术集团、资本集团或政治集团。其可能存在的传播风险依靠自愈是一种欺骗行为。有研究者认为，“应对人工智能技术负面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依靠技术本身”［16］。这种观点是对技术的无奈，更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放弃。AIGC技术仍然是人的工具，人是AIGC的符号主体，仍然对AIGC技术具有掌控性，技术问题不能依靠技术本身，最终还是需要人的参与。
AIGC的技术优势明显，而且会不断更新优化。但分析其微观层面文本符号特征，仍然有不少值得关注的风险与局限性。人类合理借助AIGC技术可以减少一些基础性、重复性劳动，包括资料收集、信息梳理、初稿撰写等，让人类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从事更高智力水平的劳动，生产更有品质的文本符号。
［本文为江西省社科基金项目“景德镇陶瓷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对策研究”（22ZK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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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韦路，陈曦.AIGC时代国际传播的新挑战与新机遇［J］.中国出版，2023（17）：13-20.
作者简介：王亿本，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南昌 330031）。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