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自创办以来，成为中外文化交流活动的典范。采用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法，深入分析Z世代在地化交流过程，探究其文化融通机理。研究发现，在地化交流的过程中，身体在场形成了外国青年对中国文化感知的情境基础，与中方青年的深度交互构建了理性认知，最终达到情感畛域的消解与融通。鉴于Z世代在全球传播格局中的重要作用，未来的转文化传播应为全球Z世代构筑在地化交流场域，并面向全球Z世代讲述“共通”的故事，以点带面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关键词】转文化传播；Z世代；在地化；文化融通机理
当前，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下，将中国声音传达到世界民众的心中，全方位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成了对外传播的重要议题。“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以下简称“看中国”）是由北京师范大学会林文化基金、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主办的一项中国文化体验项目［1］，旨在用外国青年的在地化视角展现中国，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该活动自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十三届。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重要演讲时特别提到了“看中国”活动，并对该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已有研究表明，外国青年在这场活动之后对中国、中国文化的认知有了深刻的变化，打破了既有的刻板印象［2］，这些全新感知最终转译成一段段影像为中国搭建起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李金铨表示，应重视韦伯现象学路径以获取知识论和方法论的灵感［3］。具体而言，本文从收集的经验材料出发，意在分析身处特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主体展开情感互动的实践过程，探讨建构性的文化调适过程，强调不同文化群体在地化互动过程对理解异质文化的重要意义，并试图以Z世代作为我国对外传播的对象，探究未来的可能发展路径。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一）转文化传播
“转文化传播”，其对应英文术语为“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trans”作为前缀，在此承载了转化、转型乃至衍变、嬗变的意涵，与“transformation”（转变、转型）相契合，突出了文化的过程性［4］。与“跨文化传播”背后暗含的“战争/控制”观念［5］和以隐蔽的美国标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文化渗透［6］不同，单波将“trans-cultural”阐释为“超越文化”之意，将这一视角下的跨文化传播构想为探索如何跨越文化的割裂状态，构建富有活力与生命力的公共文化空间之议题［7］。赵月枝进一步阐明“transcultural”对“跨文化”概念的现代民族主义理解的吐故纳新，强调并不存在纯粹且专属于某一族群的文化，文化的本质深植于其混杂性中，体现为群体和个体维度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渗透、吸纳与融合的过程［8］，反映了文化交流的广泛性和深度。以上研究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文化背景对跨文化传播做出了创新性阐释，在此背景下，具有本土特色的“转文化传播”应运而生。近年来，学界对转文化传播逐渐展现出了多样化的理论视野，譬如，马龙等基于对“转文化传播”内涵的理解，认为共情与“转文化传播”存在共通的核心维度，即“共享”与“认同”，因此，在构建“转文化传播”的叙事框架时可巧妙地融入共情因子，丰富叙事的情感维度［9］。本文探讨的Z世代的情感生成逻辑与这种从情感出发的视角有共通之处，以往相关文献能为本文提供翔实的资料参考。与此同时，也有研究从转文化传播视角探讨游戏出海［10］、中国武术海外传播［11］、文化短视频的创新策略［12］等。
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都倡导文化间的双向乃至多向互动交融，强调文明间的交流与互鉴。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出现了文化融合和文化转型趋势，它们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着文化间“转”的过程［13］。本文正是基于转文化传播的生动体现，探讨外国青年如何以第一视角去感受和体验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综观跨文化传播与转文化传播的现有研究，虽在概念的使用上略有不同，但我国学者均致力于寻找在全球化背景下全方位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进路。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转文化传播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且现有的研究更多局限于特定文本的对外传播上，研究对象的选择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的研究旨趣在于，以Z世代青年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在转文化传播中的在地化实践进程。
（二）在地化
“在地化”的研究可以分为物的在地化、学科和研究热点的在地化、方法论层面的在地化三个层面［14］。物的在地化关注具体事物和精神思想在跨地域、跨文化领域的传播，说明在对外传播中应当洞察当地的市场环境，从而与当地政策和市场有效磨合［15］。此外，还有学者关注相关理论范式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主体性的问题［16］。
学界对在地化的讨论始终离不开对“地方”的重视。地方之所以独特，在于其稳固地划定了地理与物理空间，同时承载着深深植根特定地方的精神意识体系［17］。因此，对“地方”“在地化”的强调，也可看作是对特定语境情境的回归与重视。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地化的表述也代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双向联结关系。地方并非是闭境自守的一隅，而是作为开放与进步的驱动力存在，其展现出的联结态势以积极且建设性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全球与地方的有效整合与协同［18］。
从方法论层面的在地化出发，杨念群最早明确提出“本土人做本土研究”的取向，并将其称为“在地化”研究［19］。这里所说的“在地化”指向特定的文化语境，其中不仅包含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更涵盖了人与物、人与地方之间的动态联结［20］。与这种观点类似，孙信茹曾提出“在地化”首先指涉明晰的地方和文化位置；其次是群体或个体的在地化实践，亦指地方内外相互交织、动态演化的过程［21］。由此，“在地化”的研究者能在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中积累经验，强调了研究者为了在调研过程中获取一种切身的体验而做出的努力。
本文所使用的“在地化”属于方法论层面的分析概念，将研究的切入点聚焦于Z世代的对外传播实践，这种过程化、情境化、流动性的实践过程成为Z世代在地化互动交流发挥作用的重要变量。该路径使得研究者能够将参与对外传播的中外青年及其在地化交流互动实践纳入考察的视野中，从而为动态地理解人际与文化间的关系获得了一种融会、多侧面的视角。
（三）Z世代与对外传播
“Z世代”主要指1995—2009年出生的一类人群，它的代际划分标准不只参考年龄，更参照社会学研究方法，即以对同代人产生深刻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为标准［22］，例如他们生活在信息时代的鼎盛时期。关于Z世代的形成以及群体特征，学界已做了翔实的论述，发现Z世代十分看重自我呈现与自我身份认同［23］，自带网络基因、习惯使用社交媒体、喜欢自由表达的特质。
在Z世代与对外传播相关的研究中，史安斌提出Z世代在跨文化传播能力和全球胜任力方面展现出先天优势，不同国家间的Z世代交流也极为密切［24］。全球Z世代有着共同的代际特质［25］，并且西方Z世代更倾向于寻求那些能够引发情感共鸣的内容［26］。与此同时，Z世代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全球Ｚ世代观察报告》表明，那些曾在中国进行短暂访问、生活或长期居住的个体，相较于从未踏足中国的同龄人，对中国展现出了更为强烈的好感与喜爱。
目前，学界对Z世代在对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已达成广泛共识：Z世代在对外传播中能够发挥更长远的效用，要全方位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需要开展面向全球Z世代的对外传播研究。虽然有部分研究指出在对外传播中应当重视情感的作用，但针对中外Z世代在地化的情感生成与文化融通实践的讨论仍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现有研究大多将重视Z世代作为论述如何提升对外传播效能的对策之一，将Z世代作为研究对象深入讨论的文献还不多见。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
（1）以转文化传播为切入视角，在地化的交流对Z世代的情感生成有何影响？（2）中外Z世代的在地化交流对文化的建构性意义何在？（3）如何发挥好Z世代在对外传播中的效用，以强化对外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
二、研究设计
本文所提到的“Z世代”既有年龄上的指向，也参考社会学研究方法，以对同代人产生深刻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为标准［27］，即伴随着互联网、智能移动设备成长的一代人。本文选取“看中国”作为研究情境，该活动的开展过程具有典型的人际传播色彩，体现出显著的文化间交际特征与共享互动属性。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包括研究者参与式观察的笔记、访谈材料。此外，“看中国”官方公众号中存在着大量的文本，也可用作本研究的二手材料。
（一）参与式观察法
研究者于2024年5月以中方志愿者的身份参与了“看中国”活动。在为期17天的活动中，研究者与外国青年共同生活、工作并与他们缔结了友谊。观察并记录了外国青年对中国人文、自然的态度，他们与中国青年间的交往、协作关系，以及外国青年选择从何种角度展现中国文化。在日常的参与观察中，研究者采用每晚记录当日事件及感受的方式写成观察笔记。
（二）深度访谈法
访谈对象选取参与“看中国”活动的9位中国青年、来自6个国家的10位外方青年。由于中外青年的情况各有差异，研究者在设计访谈提纲时各有侧重，并在访谈过程中适时追问，以深入挖掘访谈对象的经历细节。对中国青年的访谈大致从与外方青年的互动关系、对异域文化的认知和态度、参加活动的感受与回忆展开。对外国青年的访谈则围绕媒介使用、情感与态度、行为意愿三个维度展开，具体涵盖其了解中国的渠道、拍摄与传播技术、对中国人文地理景观的态度、与中方青年的互动关系，以及未来再次来中国的意愿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方式等。
访谈采取面对面访谈和线上语音通话、文字聊天的形式进行，访谈用时45分至2小时不等。在最终访谈19名对象之后，根据访谈信息整理分析，对部分被访者进行二次访谈，当从访谈过程中再无法获得新信息时，即达到理论饱和时，终止访谈。
访谈分为两个批次：第一批次访谈外国青年，第二批次访谈中国青年。应受访者要求，同时为保护访谈者隐私，隐去了部分信息，外国青年编号由“所在国家首字母缩写—访谈批次—访谈顺序”构成（共10人）；中国青年编号由“姓名首字母缩写—访谈批次—访谈顺序”构成（共9人）。
三、Z世代在地化交流中的情感生成与文化融通
文化差异在转文化传播中始终是不容忽视的，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语言、习俗、宗教信仰等显性层面，更体现在价值观、思维方式、审美取向等深层次的文化结构中。但情感是人类所共有的，人与人之间的美好体验也是共通的，这就意味着，情感能够架起转文化传播双方交流互鉴的桥梁，推动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深度理解与共鸣。
（一）共在：身体在场打造情境基础
身体共在的前提下，中外青年面对着相同的外在情景和环境语境［28］。在这里，身体在场构成了认知的出发点、交流的契机以及沟通的基石，外国青年们通过观察、聆听，深入体认中国的独特风貌，从而逐步增进对中国的理解。“我亲眼见到的中国与我脑海里的形象不一样，这种差异让我认识到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它拥有众多的地区和景观。”（外国青年C-1-6）
在身体在场的基础上，共同的事项和目标是中外青年实现情感链接快速、有效的方式。纽科姆用ABX模式指出人际传播中存在着“对称的压力”［29］，该模式凸显了双方对共同环境或共同认知事物X所达成的统一理解，以此作为构建和维系人际交往中和谐关系的基石。“我觉得一起拍摄纪录片这件事，一直维系着我们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外国导演、对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也更深了。”（研究者观察笔记）中外青年双方对于“拍摄纪录片”这一共同事项有相同的认知。此时，基于对多方面事物的在地化认知和交流，逐步扩展彼此共通的意义空间。外国青年将在地化的实践当成了一次文化体验，而不仅仅是一次拍摄任务，在与中国青年共同达成目标的过程中，外国青年也深化了对中国的理解，“他（外国青年）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买了很多纪念品回去，有五子棋、线香、十二生肖摆件、茶叶什么的”（中国青年t-2-6）。
与此同时，外国青年不仅与参与活动的中方青年接触，也与当地的居民产生了交集，体验着中国社会的真实与多彩。“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好，很高兴我遇到的人都非常好，我会向所有人推荐见见他们。”（外国青年A-1-8）亲自来到中国、直接与中国人接触，显著且积极地塑造着外国民众对于中国的态度，并在积极向度上深化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30］。他们的情感交流深深根植于身体在场的即时性与互动性中，为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尊重奠定了基础。
（二）共知：深度交互构建理性认知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主动融入世界。然而，仍不可避免地遭遇强势文化传播过程中为中国制造的刻板印象。外国青年向研究者表示，亲自到达中国前，在本国媒体及社交网络平台上接触到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报道，“在我的朋友圈子里，许多人不会把中国视为可以去的目的地，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已经被媒体的负面报道玷污了”（外国青年C-1-9）。由于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长期负面报道，让外国民众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形成了单一的、过时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刻板印象，但是他们所了解的中国并不代表现实的中国。
在缺乏实地观察和深入接触的情况下，外国青年往往会基于既有的信息框架，对中国及中国文化形成刻板的初步印象。然而，随着他们来到中国，这种基于间接信息的初步认知逐渐转化为直接的、无转述的、基于实际经验的理性认识。外国青年C-1-9直言：“在访问中国香港之前，我曾把它想象成一个肮脏、不友好、充斥着喧嚣和嘈杂的地方。然而，之后我每次来到中国的经历，都是积极且友好的，中国是热情好客的、充满好奇心的。我对中国的最初假设显然是错误的。”在她抵达中国之前，其实对中国持一种较为负面的预设观念。然而，当她来到中国进行一次深入的亲身体验之旅时，不仅使她得以直接感知中国的多元文化与独特魅力，更摒弃了过往的刻板印象，以更为客观和全面的视角重新看待中国。
除了改变既有的刻板印象之外，外国青年还对中国的发展深感惊叹，尤其是高铁的迅速发展与移动支付的便捷性，“我被中国社会的活力和创新精神所震撼，比如现代城市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广泛应用”（外国青年A-1-4）。在多次接收信息后，外国青年会对信息进行理性筛选，摒除先入为主的偏见，这种基于在地化的理性认知形成的情感更具稳定性。
（三）共通：情感畛域的消解与融通
罗萨在共鸣理论中对情感因素予以强调，“情感心理的共鸣是成功生活的基准”［31］。在转文化传播中，情感作为不同文化群体间的“货币”在流通，因此激发主体的情感共鸣渴求与内在响应的期许十分必要，“她（中国青年）跟我解释了什么是缘（destiny），我觉得太贴切了，我在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时间来到中国，这是我命中注定的经历，我爱中国”（外国青年T-1-1）。转文化传播根植于人类共有的情感基础与关系语境之中，其要旨在于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持续促进不同文化群体间情感信任的构建，并寻求自我与他者之间情感共鸣的交会点，“我们的文化背景如此不同，但情感是永远相通的，它是不同文化间的桥梁，让彼此走得更近”（中国青年z-2-4）。
在转文化传播情感的互动中，“主体间性”这一概念或可界定双方在地化交流的关系，这种关系并非某个单一主体的独白，而是主体与主体在相互交流与互动中所展现出的以“交互主体”为核心的和谐与一致性［32］。中国哲学和文学中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价值观，“民胞”精神和“万有相通”，均着重阐述了人际沟通中相互理解、相互融通的崇高境界［33］。当今中国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蕴含着深厚的东方智慧，为理解和阐释对外传播中文明如何交流、如何互鉴的问题提供参照［34］。
互为主体的交流双方，其共通的情感与价值观可作为在地化交流的桥梁与介质。外国青年在地化体验与深入观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时，得以深刻感受不同文化在深层结构上的共通性，讲述中国文化作为他们眼中的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相似之处，比如真诚待人的态度、热情好客的“礼”文化、对家庭的重视等是不同文化间共通的价值观念，“我们都有家人给的护身符，他是一个手势，我是一个福袋。两个国家都很重视家庭，家人对我们的爱和祝福是相通的”（中国青年t-2-6）。由于语言和习俗的差异，外语难与中文词汇一一对应，美好祝愿的具体表现形式和载体也不同，但是作为一种共通的情感，外国青年也表现出对家庭的尊崇和对亲情的珍视，这正是中外拥有的共通基础之一。
转文化传播是一种跨越界限的、深入内核的交融，它追求的是文化间的共鸣，体现了文化间的相互吸引力。从这个角度来说，转文化传播一方面体现在外国青年对中国文化，如阴阳思维、道家思想、风水观念等的兴趣与探索欲上，“我想探索宏村如牛形状的建筑布局，并根据风水学，与牛这一动物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进行类比”（外国青年P-1-10）。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在千里之外与外国青年产生回响，这也是中国文化对外国青年富有吸引力的地方。另一方面，转文化传播也体现在中国青年在世界方位中了解中国文化所处的位置，以及他国文化带给青年的自我成长，由此可以认识到，每一种文化的发展既根植于其深厚的文化土壤，又呈现出面向外部世界的开放姿态。因此，在坚守和审视自身文化固有阐释框架的同时，应积极探寻不同文化背景间的交会点与共鸣之处。
从“共在”“共知”到“共通”的形塑可以让外国青年从与中国青年达成的个人友谊递进到对中国人的“群体共情”［35］，参与传播的主体双方共同经历并分享着经验，进而促进了意义的共创与共享。同时，这也让我们在找准自我文化的定位后，以对方能共通的角度进行对话，由此在主体间实现能相互理解的信息与情感的传输。
四、“看中国”在地化交流对转文化传播的启示
作为伴着互联网腾飞而成长的一代，Z世代青年群体既能扎根地方，又能借由数字技术轻松链接世界，是推动转文化传播中的关键力量。“看中国”以Z世代青年群体作为参与主体，为深化多元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凝聚了青春力量，也为未来的转文化传播带来了重要启示。
（一）搭建全球Z世代交流场域，促进彼此相知相亲
青年作为国家乃至世界的未来，世界各国青年间的“相亲相爱”是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要想达至“相亲”这一最终目标，依据德国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理论所见，必须建立在双方“相知”，即相互理解、共识共信的基础之上［36］。本文所提及的“看中国”项目将海外热爱中华文化的青年群体迎入国门，与中国青年一道去往中国的不同地区进行在地化的交流协作，使中外青年产生完整、相互、动态的对话。虽然，中外青年生长于不同的文化国度与社会环境之中，但作为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其与生俱来的互联网文化特质，使不同国家的Z世代画像呈现出共同特性，双方在交流过程中更容易产生共同语言，也因此更易产生情感凝聚效应。
在活动过程中，中外青年既是合作伙伴又是无间挚友，经过不断的文化交流与碰撞，双方共通的意义空间不断拓宽，文化间的隔阂得以消融，情感得以共鸣共振。同时，中外青年还会以对方为认知参照，以此了解个体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差异与共通，在沟通对话、交往合作中获得了互为主观、平等尊重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认同，达至彼此间的相知相亲。“我认为我的（中方）制片人在这个项目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她弥合了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她就像一个文化中介者，能够让我更好地理解拍摄的主题，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拥有更多的人脉。”（外国青年T-1-1）
故此，“看中国”项目所给予的一大启示在于，转文化传播应当打造更多以Z世代为主体的“线上”或者“线下”的文化交流项目，为不同国家的青年搭建交往协作的场域。例如沉浸式的语言文化体验营、在地化的国际青年论坛、青年使者交换项目、青年志愿者服务项目、线上国际青年文化节等，促进青年间的充分认知与了解，以充分认知调动情感认同，最后转化为价值认同。当青年群体间的价值认同达成，将形成巨大的“复合效应”，由“点”及“面”式地带动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二）面向全球Z世代讲“共通”的故事，降低文化折扣
“文化折扣”旨在阐述由于个体间所固有的文化差异和结构差异，导致文化产品在传播时可能遭遇不被充分理解或认同的情况［37］。因此，可以从其产生源头上逐个突破，其中，讲故事是一个有效的互通方式，因为它既有具象生动的表达，同时也富含故事内在逻辑所产生的深层张力［38］，将有效降低传播过程中的价值损耗。而讲什么样的故事也需要有所考究，从人类情感相通的角度看，故事应当是处于不同文化主体的“合意空间”之内，即双方“共通”的故事。相较于宏大的政治、经济叙事，外国Z世代更倾向于从微观角度入手，讲述个体的、文化的故事。这也启示未来的对外传播在符号上应主动去冕、去政治化，选择能够弥合国别差异的原型符号群，内容上宜采取全人类共通的、共识的美的符号或意象，聚焦于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契合点上，以“人”为主题，展示友爱、和平、道义、无私、发展等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39］，能够于无形中缩短中外间的文化距离，最大限度地实现传播效果。
就传播渠道而言，Z世代青年对新事物的接触愿望与接受能力相对年长者更强，通过多个渠道将“共通”故事触达全球Z世代，将更有可能消融横亘在不同国度之间的文化隔阂，降低文化折扣。接受访谈的外国青年均表示自己会向所在国家的朋友介绍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并推荐他们前来中国，“不喜欢中国是因为不够了解中国，而不是中国不够好”（外国青年S-1-7）。“看中国”项目一方面“以人为媒”，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外国青年会主动将自己在中国所亲历的自然风光和文化景观分享至社交媒体平台，或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向身边的朋友讲述在中国的所见所遇，无形中扩宽了中国文化传播的Z世代朋友圈，“我会向我的朋友们分享我的中国文化体验。可能是通过我的照片、经历的事以及对去哪里和看什么的建议”（外国青年C-1-6）。另一方面，“看中国”项目还开设了中国端口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海外端口如Youtube、Instagram的平台账号，也借由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平台进行转载、报道，并打造了多场电影节活动，以此最大限度地触达国内外Z世代青年群体。故此，未来的转文化传播应充分调动Z世代的参与热情，搭建“网上丝绸之路”，同时，创设官方平台并借力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形成多元传播矩阵，从而面向全球Z世代。
五、结语
作为多元文化交流的交会点与基础，共义域的扩大有助于促进文化间的和谐共振。通过在地化的方式探究外国青年的情感指向，对理解不同文化间的共义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这一视角，在维护自身文明阐释框架的同时，我们更应积极探寻不同文化背景间的交会点和共鸣之声。对中国有正面印象的Z世代群体，其人际传播的影响力将辐射至周围友人，这使得Z世代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尤为显著。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外国Z世代长期沉浸于本国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固有印象难以在短时期内迅速转变，面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认知与耐心。中国与外国鲜明的文化差异在本研究的调研结果中也有类似体现，这提示我们在策划具体的传播活动和形式时，必须深入了解目标受众的文化习惯与偏好，未来应根据不同国家Z世代的特性与需求，精心设计传播策略，以获得海外民众的广泛认可与支持。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对此进行深入探讨，以推动我国对外传播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为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现代化美好安徽发展形象塑造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AHSKY2022D04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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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梅，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芜湖 241002）；李娅、阳书玉，均为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传播学硕士生（芜湖 241002）。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