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乐
【摘要】东汉末年的伟大医学家张仲景撰写了《伤寒杂病论》，原书散佚，到了宋代，由于北宋朝廷积极诏求经典医学典籍，翰林学士王洙在蠹简中发现《金匮要略》，校正医书局整理校对、国子监刻印发行，从而使张仲景的著作得到规范整理和保存传播，奠定了张仲景的“医圣”地位，确立我国中医的伤寒学派，仲景文化成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得以传承至今。
【关键词】宋代；仲景文化；传承；医书编校
中医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国家文化符号之一，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圣”张仲景的著作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思维方式，构成独具特色的仲景文化，仲景文化的传承，宋代是关键的历史节点。
一、张仲景著作在宋代的编校
宋之前，张仲景及其著作并未被广泛传播，流传下来的传抄本出现较多舛误，迫切需要进行整理规范和校勘颁行。
（一）朝廷诏求医学著作
两宋皇帝都十分重视医学，诏令搜求名方，校勘医书。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十月，宋太宗赵光义“诏校历代医书”［1］。同年十二月，宋太宗再次发布了著名的《访求医书诏》：
历代之议论实繁，生人之性命攸系。比令编纂，多所阙遗。宜行购募之文，用申康济之意。宜令诸路转运司，遍指挥所管州府，应士庶家有前代医书，并许诣阙进纳。及二百卷以上者，无出身与出身，已任职官者亦与迁转；不及二百卷，优给缗钱偿之；有诣阙进医书者，并许乘传，仍县次续食。［2］
这一诏令表达出宋太宗收集医书的几个重要信息：首先，宋初医学典籍的散佚非常严重；其次，搜集医书有规范的程序和专门的机构；再次，进献医书有详细的奖励措施；最后，还规定了“如不愿纳官者，借本缮写”。除了宋太宗，宋真宗也曾发布《访遗书诏》，宋仁宗发布《求遗书诏》，宋徽宗发布《求方书药法御笔》，在这些求书诏令的激励下，张仲景的著作得以进献。
《伤寒杂病论》真籍本已失传，“开宝中（968—976年），节度使高继冲，曾编录进上，其文理舛错，未尝考正。历代虽藏之书府，亦缺于仇校，是使治病之流，举天下无或知者”［3］。高继冲进献《伤寒论》古传本，正是为了迎合宋太宗对名方医书的求集。
淳化三年（992年），校正医书局编校完成《太平圣惠方》，其中卷八至卷十八论述伤寒，文字体例所依据的底本即高继冲进献的古传本，为宋以前《伤寒杂病论》原貌的恢复提供了线索。可见张仲景的医学著作能够在后世流传，得益于宋代朝廷重视搜集和保存经典医书。
（二）翰林学士王洙发现《金匮要略》
《金匮要略》作为《伤寒杂病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已失传，幸而北宋翰林学士王洙从蠹简中慧眼识珠，发现了《金匮玉函要略方》。宋初《太平圣惠方》中收集编校了高继冲进献的古传本《伤寒论》，此本缺失杂病部分，校正孙奇在《金匮要略方论·序》中直言：
张仲景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今世但传《伤寒论》十卷，杂病未见其书，或于诸家方中载其一二矣。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乃录而传之士流，才数家耳。……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奇先校定《伤寒论》，次校定《金匮玉函经》，今又校成此书，逐方次于证候之下，使仓卒之际，便于检用也。又采散在诸家之方，附于逐篇之末，以广其法。以其伤寒文多节略，故断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旧名曰：《金匮方论》。［4］
可见当时《伤寒杂病论》中的杂病部分已经失传，只能从“诸家方”中窥其一二。翰林学士王洙翻阅馆阁的蠹简，发现了《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卷辨伤寒，中卷辨杂病，下卷收载方剂及妇科病疗方。林忆、孙奇等对此书进行整理，略去与《伤寒论》中重复的部分，只将其中“杂病”及方剂部分逐条抄录保存于症候之下，便于快速查找检阅与传播。
王洙能够在脱烂、断绝的残书中发现《金匮玉函要略方》的残旧版本绝非偶然，《宋史》在《王洙传》中称他“性嗜古，藏书数万卷，手自雠正，世称善本。”［5］可见王洙博雅多闻，具有较为深广的古籍版本知识和主动校勘整理的意识。庆历年间，王洙曾任直龙图阁，参与编撰《崇文总目》，经常在馆阁中进行图书整理工作，有充分机会见到各种珍贵书籍。王洙还对医药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厚的学养，故而有机会也有能力发现有重要价值的医学典籍。
（三）“校正医书局”整理校正张仲景医书
嘉祐二年（1057年），宋仁宗采纳了枢密使韩琦的建议，在编修院设置校正医书局，以便于整理校正中医古籍。校正医书局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业医书校正机构，《伤寒论》《金匮玉函经》《金匮要略方论》均由校正医书局进行规范有序的校正颁行。
《伤寒论·序》云：“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奇续被其选，以为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6］《金匮要略方论·序》云：“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奇先校定《伤寒论》，次校定《金匮玉函经》，今又校成此书。”［7］
经过校正医书局校正后颁行的书籍序言中，皆有“国家诏儒臣”之语，可见校正医书是既荣崇又重要的一项工作，校正者深以此为荣。同时，从医书的序言中可以推测，孙奇为张仲景著作的主校，文末联合署名的高保衡、林亿为协校。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开始校正《伤寒论》，至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金匮要略方论》校讫，校正医书局花费9年的时间校勘张仲景著作，采用了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校勘四法，并从注音、释义、避重、疑非、示阙或未见等5方面进行了详细校勘。［8］校定后的张仲景医书未改动经文与方剂，调整了结构和方剂位置，结束了张仲景医书传本歧出的局面，成为宋之后的定型化版本，故称宋本为“校定”之本，直至今天仍被应用。
（四）国子监印刷颁行张仲景著作
北宋校正医书局所校之书，多由国子监刻印颁行。国子监作为宋代官府刻书的主要单位，刻印书籍内容丰富、质量考究。国子监刻印颁行的张仲景著作用纸用墨精良考究，以颜真卿、柳公权的字体为常用字体，有大、中、小三种字体版本，成为后人翻刻、翻印本的标准范本。据《宋刻伤寒论敕文》［9］记载，治平二年（1065年）二月国子监刊刻《伤寒论》大字本：“治平二年二月四日进呈，奉圣旨，镂版施行。”然而大字本《伤寒论》字体大、字距宽、行距大，因此册数多，成本高，售价亦高，普通人难以购买。“下项医书，册数重大，纸墨价高，民间难以买置。”这些医书就包括《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张仲景著作。于是在元裕三年（1088年）八月敕命国子监将《伤寒论》做小字本雕印，因为印刷量大，成本费用高达五千余贯，为使民间买得起，只收成本价：“广行印造，只收官纸工墨本价，许民间请买，仍送诸路出卖。”
绍圣三年（1096年），国子监牒文再次提出：“今有《金匮要略方》等五件医书，日用而不可阙。本监虽见印卖，皆是大字，医人往往无钱请卖，兼外州军尤不可得，欲乞开作小字，重行校对出卖，及降外州军施行。”［10］可见国子监在雕版印刷张仲景著作时坚持物美价廉的原则，《伤寒论》等医学典籍得以空前普及，因此南宋著名藏书家陈振孙盛赞：“凡今医书行于世者，皆仁庙（指宋仁宗）朝所校定也。”［11］
二、宋代编校张仲景著作的历史影响
（一）奠定张仲景医圣地位
张仲景在宋代之前并未被尊崇和圣化，宋以前的正史中少有张仲景的记载，晋太医令王叔和曾编辑其著作，但仍散乱零落，或被医者秘藏，或以“张仲景方”之名流传，影响有限。幸而宋代朝廷重视医学，孙奇、林亿等对张仲景著作进行了系统校订、整理，《伤寒论》等典籍刊刻发行后引起了当时医学界的极大关注，张仲景也开始被尊崇。
张仲景的经方中有“祛寒娇耳汤”，就是现在“饺子”“扁食”的雏形。张仲景从长沙卸任还乡，在河南南阳看到很多穷苦百姓忍饥受寒冷，冻烂了耳朵，病亡甚多，为了救治他们，用羊肉与祛寒药材一起熬煮，捞出后切碎，包进面皮形似“娇耳”，给病人分食。张仲景的义诊舍药从冬至一直持续到除夕，治好了很多伤寒病人。千百年后，人们仍会在冬至和大年初一的时候吃饺子，不仅是为了祛寒，更是纪念张仲景舍药救人的善举。
在河南有很多“仲景堂”中药店铺，我国以“××堂”命名的中药店铺更不计其数，这个“堂”字的渊源即为张仲景坐堂应诊。张仲景举孝廉，任职长沙太守期间，疫病流行。张仲景平易近人，直接把看病的场所从家中搬到长沙太守大堂，在大堂公开为老百姓看病，成为我国名医坐堂应诊的首例。为了纪念张仲景的医者仁心，后世的人们把在药店内坐诊的医生尊称为“坐堂医”，很多药店也以自称“××堂”为荣。
清代医学家陈修园说：“医门之仲景，儒门之孔子也。”在名医辈出的中医发展历史上，张仲景独享“医圣”尊荣。“医圣”张仲景的声誉远扬海外，在国际上有着深远影响，特别是在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等国，流行的汉方韩药制剂中，大部分仍是张仲景著作中的经方。1993年国际医学研究的权威机构英国伦敦维尔康研究所将张仲景列入29位世界医学史上的伟人之列。
（二）形成张仲景伤寒学派
《伤寒杂病论》自东汉末年问世后，经历了八百年的散佚，直到宋代重新收集和编校整理，学术地位提高，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太医局把《伤寒论》定为生员教材之一，是医学入仕考试的必考课，激励医生世家不断研究和传承《伤寒论》，促进了伤寒学术的发展，最终形成伤寒学派。
宋代有39位医者注释解读《伤寒论》，形成70部伤寒著作［12］。他们的学术成就举足轻重，直接推动了宋代以后伤寒学派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与创新。有学者认为，宋代学者对《伤寒论》的研究，是用注解、整理和补充三种文献编校的方式呈现的，对《伤寒论》进一步的系统化、理论化和更加完整做出了贡献，从而对整个中医理论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13］。古往今来《伤寒论》的研究和传承，不仅有病案分析、专题研究，还包括编次比较、歌诀问答、注释考究等多种形式，相关著作多达一千余种，伤寒学成为我国中医独一无二的大学科。
（三）传承仲景中医药文化
“上有好者，下必甚之”，除了专业的医者，宋代儒臣学士对医药的重视也是很突出的。许许多多的大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纷纷汇入医学洪流中击水弄潮。正如宋代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所言，“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一些士大夫以治病救人为荣，高保衡、孙奇、沈括、苏轼、王安石等文人学者，或为收集医学资料，或为普及医学知识，或为整理仲景文献等作出了一定的成绩和贡献。此外，“宋代刻书业的繁荣极大促进了宋代的图书生产。与唐代及以前的写本图书相比，宋代版印图书作为当时新兴的传播媒介，具有物美价廉、装帧和版式考究、便于携带和阅读等优势”。［14］可以说，正因为宋代的版印技术进步使书籍传播知识准确性更高、传播范围更广泛，直接促进了宋代文化包括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经过历代医者和知识分子的编校、诠释，张仲景的著作已不仅是中医学的临床经典专著，而更多的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和象征，不仅蕴含着天人相应、脏腑相关、生克制化、燮理阴阳、辨证论治的独特科学认知体系［15］；而且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整体观”、燮理调平的“中和观”、养生防病的“未病观”，体现了天地人和、和而不同、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等中华传统文化精髓。［16］
三、结语
仲景文化博大精深，既强调善待自己，也强调善待赖以生存的社会和大自然。从治病救人到报效社会，仲景文化体现出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特质和特征。2021年5月12日，在南阳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首先来到医圣祠，强调“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嘱托要把仲景精神传播好、弘扬好、继承好”［17］，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对仲景文化的高度关心和重视，为仲景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和传播注入了动力、指明了方向。
［本文为河南省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河南仲景中医药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全媒体传播”（编号：124）；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学科群建设项目；南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64）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脱脱.宋史·卷4·太宗本纪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7：67.
［2］宋太宗.宋大诏令集·卷219·访求医书诏［M］.北京：中华书局，1997：847.
［3］成元己，张仲景.注解伤寒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19.
［4］张仲景.金匮要略［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3：1.
［5］脱脱.宋史·卷280-334［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6993.
［6］成元己，张仲景.注解伤寒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19.
［7］张仲景.金匮要略［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3：1.
［8］孟永亮，梁永宣.北宋校正医书局对张仲景著作的校勘考述［C］//全国第二十二次仲景学说学术年会论文集.中华中医药学会，2014：154.
［9］成元己，张仲景.注解伤寒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20.
［10］叶德辉.书林清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3.
［11］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382.
［12］张慧蕊.现存宋代伤寒著作文献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5：30.
［13］贾得道.中国医学史略［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155-157.
［14］于兆军.论宋代版印图书的传播优势［J］.新闻爱好者，2021（5）：74-76.
［15］张胜忠.《伤寒论》的经典文化意义［J］.中医学报，2015（9）：1280-1281.
［16］孙光荣.习近平发展中医药思想基本内涵解读［J］.中医药通报，2018（1）：1-5.
［17］张曦，翟远烨.河南南阳：传承创新，打造中医药名都［N］.科技日报，2022-04-29（005）.
（作者为南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编校：赵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