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丽红 于军
【摘要】自“一大”开始，中共初步形成教育事业与宣传事业并重的媒介传播框架。直至“三大”，党组织长期实施委员个体化管理的宣传模式。进入“三大”后，中共与青年团两组织的精英力量聚合为教育宣传委员会。但很快，党、团协同系统又趋向解绑。在中共一侧，教育宣传委员会分解为宣传部、出版部等意识形态管理机构。与此同时，组织部、工农部等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宣传部在教育宣传方面的职务。中共逐渐建构起自中央至地方、以宣传部为中心、多部门互相配合的宣传管理机制。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宣传管理机构；形成；演变
一、建构：中共宣传管理机构的初步形塑
（一）参照俄国共产党政治制度和组织形式
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立俄国中央局。中央委员会与中央局的结构设置从此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模式。十月革命胜利后，伴随党组织扩大，俄共（布）开始设立管理宣传、组织等工作的办事机关。1920年维经斯基赴华工作期间，将这种机关模式引入中国革命。由其与陈独秀等人联合成立的革命局，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与组织部，同时建立书报转寄制度，将共产国际及苏俄建设情况等材料列入需求对象。通过书报流通，共产主义运动相关文献陆续进入中国。得益于此，1921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筹备建党时，充分借鉴了俄共（布）的发展经验。陈独秀曾委托沈雁冰翻译《国际通讯》中《俄国共产党党章》，以作为“一大”的政治参考。《俄国共产党党章》于1919年12月由俄共（布）八大通过，规定了由中央委员会建立领导党的各类机关、监督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组织管理全党事业等条款。受此影响，中共参照俄共（布）的组织形式，自创立始便采用民主集中制、央地多级框架、办报建党等政治设定。
（二）委员个体化宣传管理模式的形成
1921年七八月，中共“一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以下简称《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两份政治文件，确立“在党的组织方面分成中央与地方，中央设书记、宣传主任与组织主任，地方组织也分这三个部分”的政治结构，并严格要求在宣传出版方面落实中央监管、党员领导、强化党性等政治原则。会议选举产生中央临时委员会，以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由三人组成中央局。同年11月，中央局发布通告，其中特别对宣传部的出版计划提出具体要求。中央局虽然在名义上规划了宣传部和出版工作，但限于主客观条件，宣传机构的管理体制、队伍设置等系统性建设无法形成，或可视为由李达住处充任的宣传事务办事处。李达回忆其“虽是宣传主任，而实际只是各著作者和编辑”，主要负责管理《新青年》《共产党》和人民出版社等媒介机关。
在地方一层，《纲领》明确规定地方委员会“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一大”后，广东、北京、武汉、上海等地相继成立地方党组织，分别选定陈公博、罗章龙、黄负生、沈雁冰等人主事宣传。从此中央与地方分别进行宣传活动，且相互间建立了较为紧密的联络。考虑到各地实际的政治情景及传播需求，《决议》向地方组织授予自由灵活处置的属地管理权限，准予“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的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
（三）教育系统纳入宣传管理图谱
在加强利用书报媒介发起政治动员活动外，“一大”将共产党早期组织阶段时工人学校的教学模式纳入宣传框架，议定应在一切产业部门中成立劳动补习学校和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1921年8月，中共中央建立劳动组合书记部，当月即刻开办上海工人补习学校，委任李启汉、包惠僧等人担任教员。北京丰台、上海吴淞、武汉徐家棚等地随之设立补习学校，形成工人教育系统的组织规模。各地劳动学校的教学材料内容大体取材于《共产党》《向导》《国际通讯》等刊物，通过这种方式，报刊宣传活动和工人教育活动产生了较好的融合。
李达除负责书报经营外，亦积极参与群众教育活动。1922年2月，中共中央联合中华女界联合会开办上海平民女学校，指派李达担任校务主任。该校除设置国文、英文、数学等通识性课程外，亦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时事及妇女切身议题。在地方，教育工作也同期进行。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利用长沙船山学社社址与经费，创办具有党校性质的湖南自修大学。该校师生大部分是中共党员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青年团）团员，在精进学问之外，众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颇为长沙社论奖赞。
宣传是一种宽泛的教育，教育是一种系统的宣传。自“一大”为始，中共逐渐确立以书报为媒介的宣传系统，以及以学校为媒介的教育系统。教育与宣传自此成为中共建党初期并行的社会运动线索，二者相互竞合，为此后中共教育事业、宣传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政治框架。
二、聚合：宣传管理机构过渡形态的形成
（一）个体化宣传管理模式的发展困境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各委员会均互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及会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政治、劳动、青年、妇女等运动”。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和邓中夏五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当时虽提出“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但并未设立专门性质的宣传管理部门。与“一大”阶段相仿，宣传工作交由委员在各自运动界域内进行。政治运动中，蔡和森担任《向导》主编，承担组稿、校对等业务工作，并撰写大量政论文章。劳动运动中，邓中夏担任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领导工人宣传运动，后又任职上海大学总务长。青年运动中，高君宇兼任青年团中央书记部委员，负责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的编辑工作。“二大”后不久，共产国际曾对驻华代表马林及中共中央发出指令，要求“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宣传组织，它应设法在全国开展工作”。然而，该指令未能有效落实。中央数次迁居、委员间工作区隔、张国焘小团体等一系列状况，严重阻滞了中央宣传机构的建立和宣传工作的拓展。
（二）党、团协定式教育宣传机构的设置
1923年6月，中共“三大”会议中，陈独秀特别就团体以内的政治教育和团体以外的宣传鼓动两个工作路向提出批评意见，强调一方面“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宣传工作进行得不够紧张”。受力于国际、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和自身发展的需求，以及“不仅工人一听共产党就害怕，青年学生们也一样”等负面形象语境，从“三大”开始，中共开始着手改制政治组织结构。为解决党内教育和党外宣传乏力问题，中共与青年团两中央局协定委派中央委员组成教育宣传委员会（以下简称教宣委），“研究并实行团体以内之政治上的主义上的教育工作以及团体以外之宣传鼓动”。同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向地方组织发布《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要求各地党、团组织按照组织法推定人选联络合作。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共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青年革命组织，其前身为1920年8月成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共建党初期发起的社会运动中，“青年团密切配合共产党工作，服从于党并与党一道在工人和士兵中间工作”。因中共建党初期党员发展条件较为严苛，外加“同志宣传自亦有不曾用力的地方”，至1923年6月中共“三大”时，全国党员人数仅从“一大”时的50余人增长到420人，而同年8月青年团召开“二大”时，团员已约2000人，党、团二者组织内人员数量及发展速度差距较为明显。由于“党中工作繁多而同志不敷分配”，在一些尚未成立党组织的区域，往往便由青年团“引起并指挥种种政治性质的群众运动”。教宣委的工作模式即采用了以往党、团间协助的补位形式。从组织属性上看，教宣委是中共在自身力量薄弱时，引入青年团作为臂助的特别组织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整合、流通了两组织内的教育资源和宣传资源。
（三）教宣委的职能架构与多点布局
在中央，教宣委由编辑部、函授部、通讯部、印行部和图书馆五部门组成，开创了“四部一馆”的组织框架。其中编辑部负责管理《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等八种党、团出版物，以及以工人农民为阅读对象的小册子；函授部负责开设《经济学及社会进化史》《社会学及唯物史观》等诸门功课，每月向地方组织寄送功课讲义和书籍；通讯部由英文股、杂志股、调查股等单元构成，负责编译由中央或编辑部交付的文件和材料；印行部负责印刷发行书报、讲义等文本资料；图书馆负责收集和编目外部采买或党、团出版的书报，向党员提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现实政治经济的材料。
由于罗章龙、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林育南、高君宇等中央教宣委成员多为党、团两中央委员，教宣委的组织规格较高，权限亦大。其在政治运动方面遵从中共中央的指导，在组织和工作分配方面则遵从党、团两中央协商订立的决议，从而加强了中共对教育、宣传两方面工作的统一且直接的领导。为隐秘行事，教宣委对外以“社会科学会”的名义行事。在地方，则要求由党、团两地委各自选定教宣委员，合作管理当地教宣工作。教宣委员们的工作职责除受地委指导外，亦直接归属于中央教宣委，执行双线领导的组织模式。
自教宣委开始，中共的宣传工作完成由个体主持向集体聚合的体系化转向。从职能架构看，教宣委建立的机构框架，脱胎于中共“一大”阶段形成的以委员个体为支点的教宣结构，教宣工作的权责在此基础上逐渐强化、清晰，形成中央三级（委员会—部—股）与央地多级（中央—区委—地委）并行的管理体制。经中央派员巡视地方、文件分配寄递等信息沟通方式，教宣委的制度设计很快在地方系统中贯彻执行。1923年10月，团武昌地委向团中央呈报其与中共合办教宣委，同月团粤区委召开会议商定教宣委员人选。12月，团湖南区委通过《湘区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在湘区执委会中设置教宣委员一人，主持本区一切教宣事项……数月之内，教宣委初步在中心城市或重要区域形成基本布局。在此过程中，青年团因人数占优，业务推进较快，在一些未建立党组织的地域亦多有建树。
在各地，教宣委一般采用“以理论较明了且有经验之同学负责，切实进行教宣工作”的人事选聘模式。教宣工作范畴一般包括学术研究、支部报告、社会调查、政治训练、组织阅读等业务。在一些地区，教宣委亦会根据属地具体情况而设定内部机构。如武汉教宣委分为理论、时事、实际问题三组，香港教宣委由编辑部、宣传部、图书部三个部门构成。从整体上看，“凡对外政治主张，运动方法及对内训练批评等事”，皆由党、团共同组织的教宣委决定主持。教宣委“权限虽有混杂，但效果实大”，由此产生“两种作用∶1.可出席小组训练同学。2.可训练教委委员成为中坚分子”。
三、分解：宣传管理机构常设形态的确立
（一）教宣委面临的新问题
抽调党、团精英而合组的教宣委在组织层面规划了较高规格的层级架构，又从制度层面明确了教宣工作的机制、职能和架构。然而现实情境却制约着教宣委的工作进展。首先是人员短缺问题。中央委员们身兼数职，多地奔波，无法专司教宣工作。教宣委创办半年后，“宣传因人力不足”而导致的印刷品宕期情况仍然存在。在地方，“因客观事实之种种困难，教宣组织难于健全，尤其因人才的缺乏，虽有计划亦不能实行”。人力短缺不仅体现在数量方面，质量亦令人担忧。即便在团员成员人数较多且“增加太速”的团北京地委，“能担任训育工作者实在太少了”。
其次是党、团差异问题。在党、团融合协作中，“因为工作相同，使S.Y.日渐党化，于党的工作统一及直接指导上发生障碍”。党、团二者亦因组织属性相异而频生分歧。如在安源，党、团“合组一教育宣传委员会……开会亦因教育之方针及方法不同而难有较精之讨论，故等于无此委员会”。教宣委协同式的组织设计虽然在外部宣传和内部教育两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未能与当时实际的组织现状形成高度匹配，多地教宣工作频遇掣肘。党、团两中央一致认同“一切工作两家不分，这是从历史传留下来的最大错误”。
再次是忽略自身建设问题。1924年2月，中共三届二中全会提出“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由于在一段时间内，中共秉持“国民运动是我党目前全部工作”的政治路线，将国民运动领导权让渡于国民党，造成过于推重资产阶级、工作精力偏向国民党一端等现象，自身组织建设和教宣委发展受到较大影响。
（二）宣传部的建立与固化
为推动党内机关形成更明晰的组织形式，1924年5月，中共三届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通过《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首次明确提出“中央及区亦应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并要求特别关注宣传部，授权其可从任一机构中征调人员。由此开始重新规划教宣机构的办公模式、组织框架和工作重点。其流程表现为解绑中共系统与青年团系统，在中共一侧将教宣委分解为宣传部、出版部、党校、中共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等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在中央层级，宣传部负责“在党报上加重党内教育的工作，并且指导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部负责书报材料的印刷、分配与推销，党校负责系统教育党员、培养指导人才，机关报委员会负责“指导各地参与国民党报纸的同志……指导并训练政治及策略问题的全党思想”。工农部虽非专职教宣机构，亦被要求面向工会机构进行宣传活动。除工农部外，组织部也被中央分派设立印刷品机关、指导出版部扩张宣传品销路、收集各地运动宣传效果报告等多项传播职能。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选举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以陈独秀为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为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为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为宣传部委员。五位中央局委员中，宣传部人员占了三位，为“端正党的理论方向”、建构“强固的宣传部”提供了组织建设基础。同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宣传部工作之进行计划》，将宣传部的职能明确为“对内应利用种种方法给予全体党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理论和实际的教育，对外应利用各种机会使我们的思想能切实深入一切广大的被压迫群众之中”。
在地方层级，区委或地委大体复制中央的机关模式。地委由委员长、秘书和工农部长三人组成，委员长兼任宣传部长，秘书兼任组织部长。地方组织部因履行统计分配、发送秘密宣传品等工作职能，与地方宣传部在业务上产生了交集。地方工农部承担为劳动群体建立普通教育学校、技术教育学校，向工会共产党小组分配报纸、期刊、传单等教宣任务。地方出版部面向社会群众推销或赠送《向导》《新青年》等中央出版物，并负责调查各地的媒介环境。区委高级党校和地委普通党校亦被要求择机开办，前者负责教育政治智识较高、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后者则主要负责培养工人，以使其成长为群众的鼓动员。通过各部门的衔接协作，中共逐渐实现“在国民党势力所在的地方，应将本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大大扩充起来”的计划。
基于《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宣传部工作之进行计划》等政治文件，宣传部逐渐强化为“指导各地方宣传与教育之中枢……各地方宣传与教育经验之总汇”，至1925年初已基本实现“在一定范围内完全自主”，甚至成为国民革命期间“中央机构唯一比较胜任”的部门。由于政策落地的迁延及各地实际情况的影响，教宣委并未在宣传部建立同时随之取缔，而是存续了一段时间。在此过程中，教宣委职级开始降低，权限随之缩窄，逐渐转为宣传部的隶属机构。在某些地区，教宣委甚至成为遇必要时再临时组织或增设的部门，各类教宣事宜由地委直接办理。
四、结语
从1921年到1925年短短四年中，中共早期宣传管理机构经历了由“建构”，至“聚合”，再到“分解”三个连贯的阶段。在建构阶段（1921年7月至1923年10月），中共长期执行委员个体化管理的宣传模式，通过在组织活动中进行教宣活动，初步建构了教育事业与宣传事业并重的信息传播框架。在聚合阶段（1923年10月至1924年5月），党、团两组织的精英力量集聚为教育宣传委员会，通过在教宣活动中进行组织活动，中共的宣传工作完成由个体主持向集体负责的体系化转向。在分解阶段（1924年5月至1925年1月），教宣委的组织结构分化为宣传部、出版部等意识形态管理机关。因组织部、工农部等机关同时承担传播功能，组织活动与教宣活动实现了较高程度的相互融合。中共逐渐建构起自中央至地方、以宣传部为中心、多部门互相配合的教育宣传机制，深刻影响了此后不同历史时期中共政治机构的变革与发展。
注 释：
①③李涛：《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3页，第36页。
②④⑤⑥⑦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
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24-325页，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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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丽红为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于军为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