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耕
【摘要】中国新闻史学从1917年的《上海报纸小史》算起，至今已有一百年了。回顾百年学科发展，辉煌与困境并存。困境主要表现在描述的不断重复及超越描述的乱局。从描述到解释是史学认识论的普遍规律，但中国新闻史学却不能急于求成。因为描述包括了实证和编纂，屡被诟病的重复描述实际上是编纂的，而不是实证的。中国新闻史学仍然需要描述——要补上实证的描述这一课，也就是用以实证为代表的新描述主义代替以编纂为代表的旧描述主义。上半部分通过建立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分析框架，将中国新闻史学的困境定位到描述所派生的问题上来。
【关键词】新闻史学理论；描述主义；实证主义；可知论；史料
一、引论：中国新闻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从《上海报纸小史》问世的1917年算起，中国新闻史学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到了需要回顾与前瞻的时候。这门学问伴随着民国时期新闻教育的开始，紧跟着传播技术演进的脚步，呼应着政治文化背景的诉求，杂糅着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的要素，在摸索中前进、在挫折中成长，形成了以戈公振先生和方汉奇先生的作品为代表的丰富学术成果。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业界的日新月异和学界的交叉融合，中国新闻史学在研究范式上不断推陈出新，表现为叙事框架和研究体系的枝繁叶茂，以及在此基础上个案研究的百花齐放、蜂舞蝶喧。随着专题研究的逐步拓展与深入，内容上的表述规范化、形式上的架构实证化、思想上的诠释辩证化都在加强，一种基于本学科独特气象的研究话语共同体或在形成。作为中国新闻事业的记录者和守望者，沿着老一辈学者筚路蓝缕开辟的道路，中国新闻史学界在百年之际交上了比较满意的答卷。
然而，近年来对中国新闻史学的讨论与批评之声却不绝于耳，除了2008年前后的“大讨论”①和2015年前后的“新报刊史”系列文章②之外，中国新闻史研究圈内外学人总觉得这门学科哪里有点不对劲，林林总总的反思与探索也有不少。概括说来无外乎针对三点：稳固的研究阵地（本体论）尚未明确，合理的研究形态（认识论）尚未界定，公认的话语共同体（方法论）尚未形成。从目前来看，中国新闻史学科难称“繁荣稳定”、罕见“著作等身”、遑论“立于史林”，从救场“垫戏”[1]到正式演出幕布拉开还极需要更多的好成果、大成果。外有思想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现代”与“后现代”新意迭出的“新史学”冲击，内有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等五行八作的方法或“理论”质疑，老一辈学人辛劳创守的舞台有渐被鲸吞蚕食的危险。中国新闻史学是接受虚假的“开枝散叶”，还是直面痛苦的“分崩离析”，是非常值得警醒的问题。
圈内外学者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困境，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的感觉[2]、思路或模型。虽然众说纷纭，但目的只有一个：认识并超越困境。本文同样意在于此。新闻史学依托于新闻事业，隶属于新闻传播学的大家庭，它固然是新闻这个学科的历史。毫无疑问，把准中国新闻史学的困境，最终要依靠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和立场。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对“新闻”作为“史学”定语而存在的广泛认同③。中国新闻史学是历史的科学[3]，哪怕仅作为一种求索的向度，也尤其值得重视。学科的历史还是历史的科学？对于这个重要问题的辩证理解，决定着中国新闻史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果将新闻史学纳入专门史之一种，与可作参照的经济史、法律史等按史学的标准来比较，其处境并不乐观，而其原因正出在“专门”与“史”的平衡上。史学思维的欠缺在困境和对困境的认识上同时出现，“历史的科学”这一命题尚缺乏进一步的阐释。
作为历史的科学，一些公认的史学理念应当用于对困境的“诊断”而作为本文的起点，例如：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史学本体论关注研究的本体、对象，也就是阵地、圈子，给了史学家一个大致的活动范围；史学认识论关注研究的层次、水平，也就是战略；史学方法论关注研究的具体实现形式，也就是战术。史学本体论譬如鸟瞰哪些山头、哪些矿脉属于新闻史学，并把它们作为主攻的方向。史学认识论譬如在选定目标之后，确定是向高处攀还是往深处钻，攀多高、钻多深？这就决定了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工具，也就是史学方法论。这三个方面是联系的、相互依存的，譬如高度和深度决定了使用什么工具。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方面没有机械的先后顺序，从来没有什么“先知”告诉人们应该登哪座山、挖哪座井，这里的山和井符合“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的譬喻。史学本体论是在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调适与和谐中逐渐形成的。
所以，本体论困境是中国新闻史学三大困境中应当最先考虑、最后解决的：它未来是一个学理问题，但过去和现在是一个常识问题。说中国新闻史学存在“几乎没有任何边际的研究范围”[4]并不准确，已经“摸着石头过河”百年的历史足以证明“研究范围”并不是阻碍前进的迷雾。中国新闻史至少由三部分构成：基于媒体内容及其传播的内容文本史，关注“新闻”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侧重于内容分析和文本解读；基于媒体业态及其社会关系的新闻事业史，关注媒体与政治经济的互动，侧重于媒介经营管理及社会联系；基于人本主义关注新闻从业者的新闻人物史，关注优秀代表人物在媒介内容进化及其影响力提升中的角色，侧重于将历史必然性与人物偶然性的统一。三个方面各有侧重又绵密交织，可以看作新闻史学研究的三位一体。譬如说，研究史量才就必然涉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申报》，挖掘“《苏报》案”就不能回避以章太炎、邹容为代表的清末民初知识分子。④绵绵发力，久久为功，功到自然成，中国新闻史学的本体论困境终将顺理成章地解决。
所以，中国新闻史学亟待解决的困境是认识论与方法论，而这两者的轻重缓急同样可用比喻来厘清：认识论像登哪座山、挖哪口井，有高低深浅；也像选定一个合理的目的地，有远近难易。如果把认识论看作目的地，方法论正如乘坐的交通工具，这两者是辩证的：可以根据交通工具来确定走多远，也可以根据目的地来确定怎么走。中国新闻史学面临的困境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糅在一起的，“走多远”和“怎么走”的问题并存，先解决哪个？愚以为是前者。在自然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交通工具已经很难桎梏人类的行程，更为关键的应是选择有意义的去处。哲学社会科学的“工具箱”同样充盈：社会科学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五花八门，即便作为人文和传统的史学也受到“专业规范”、年鉴学派、后现代等几轮或多或少“新史学”的洗礼。中国新闻史学可“拿来主义”的方法论太多而“乱花渐欲迷人眼”：它并不缺成熟的方法论，缺的是对所处认识阶段的合理评价。
所以，中国新闻史学困境的根子在认识论，而方法论的困境都是由认识论派生出来的。现有的对中国新闻史学的批评，如：叙事的话语不断重复、陈旧的框架难以为继、鲜明的个案成果不丰、历史的遗漏时有出现、现实的观照渐行渐远，等等——除去极少数是本体论之外，大部分可以放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框里来。再进一步说，这些批评及其衍生的解决方案，几乎都是从更容易“搬救兵”的方法论（或者说是一些仅限于“现象级”的问题）出发的。而对于认识论，不是鲜有涉及，就是做了错误的判断。最明显的一种表现，就是割裂地、机械地、抽离历史背景地对中国新闻史学的经典作品提出“理论”上的批评、“方法”上的质疑和由此进行的“范式”上的“改正”尝试。实际上，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困境及其超越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方法论上再多再好再新的进化，缺少了认识论的匡扶，就像交通工具的譬喻那样，不是“空踩油门”的浪费，就是“南辕北辙”的荒唐。
所以，形成认识论主导、方法论紧跟、本体论贯穿的一套评价体系和解决方案，是中国新闻史学认识和超越困境的不二法门。而对于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认识论，更需要做理论的拆解与剥离、知识的考古与绘图，寻觅小而有力的“抓手”，勾勒中而综合的谱系，着眼大而未来的问题。认识论有唯物和唯心的、可知和不可知的、描述和解释的，等等。放到中国新闻史学困境的解惑需求语境下，最先从描述与解释的辩证关系来考量，至少有两点原因。其一，史学理论在唯物或可知与否的思辨上已经足够充分，而新闻作为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在这两点上和史学颇为相似：虽然新闻史学史和新闻史学理论（新闻历史哲学）尚付厥如，但在“唯物”或“可知”等方面已经没有“拾人牙慧”的必要了，先找“人无我有”的突破口才是正确的策略。其二，“描述与解释”作为可能的突破口之一，值得做一些思辨的尝试。一般史学先有描述后有解释，描述是基础，解释是升华。这个道理放到新闻史学中也是成立的，但却有着先天的特异性。一般史学研究的历史常是“旧”的，新闻史学研究的本体却是“新”的：本体之“新”与历史之“旧”导致一种奇特的吊诡，容易更多地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一方面，它有着基础学科的根底，要做新闻事业的记录者和守望者；另一方面，它有着应用学科的表象，要有效教育准新闻工作者，还要合理解读“当下”。距离现在较远的历史和距离现在较近的历史，化身为对历史主义框架建构力和现实主义存在诠释力的诉求，通过不断更新演化的传播活动遗留物作用于新闻史学科，表现为历史和现实的张力。由于传播工具的几何级数膨胀，新问题层出不穷，现实的学科诉求是压倒性的，从而导致张力的破坏。破坏的结果就是预测和解释的灵魂向前飞奔，描述作为沉重的肉身迟缓凝滞，二元割裂越发明显。但描述恰恰是历史和史学不可或缺的，中国新闻史学面对的“娘胎”困境就在这里，学科新百年再出发的症结也在这里。
所以，认识论中的描述作为症结的关键，是解决中国新闻史学困境的钥匙，非常值得仔细梳理、认真推敲。进一步说，基于本文将会涉及、未能提全的许多复杂背景，中国新闻史学在描述阶段呈现过长的停留已是不刊之论。由此产生的弊端、受到的批评和反思的努力、改进的尝试，非常值得探究。从认识论上对描述与解释的思辨，实际上需要从对描述做学术史回溯开展起来。这种基于认识论中描述的知识考古，姑且可以称为“描述主义的谱系”：它远期是新闻史学理论需要的，近期是认识和超越困境需要的。之所以有“主义”之称，既是因为历史——学科百岁华诞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无疑都是“贯穴古今”的描述主义皇皇巨著，举其荦荦大端之三者（《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和《中国报学史》）都是扛着描述主义大旗的：前两者使用的叙事、编年、索引等由描述主义认识论衍生的方法论自不待言，而《中国报学史》从取名就暗显了描述主义的立场⑤；又是因为未来——百年老树发新枝得从新的描述开始，而这正是本文主要结论所强调和衍生的。从历史走向未来，强中以融外，诹远以师长。从线性的时间轴出发，兼顾多元维度，展开描述主义的谱系，是本文论证的起点。
观察中国新闻史学的百年历程，“30+30+30+10”的阶段分期特别明显。从1917年至1948年为第一个30年，属于民国时期；从1949年至1978年为第二个30年，是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1979年至2008年为第三个30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到2008年前后的“大讨论”；从2008年至今，是10年左右的徘徊与再出发的谋划。把百年时间用“30+30+30+10”数字划分开来虽不精确齐整，但却足以包容阶段性的共同特征以便于集簇地归纳分析。由国家社会大背景和周边学科小环境等外因，学科基础、参与者、使用者等内因，共同造就了中国新闻史学从产生（30年）、调整（30年）到发展（30年）、反思（10年）的过程。
描述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论的高度抽象，贯穿了三个30年。按照史学认识论的演进，描述理应启迪出解释、预测或批判，但三部巨著后“登顶”的中国新闻史学却呈现某种再出发的艰难及与之伴随的许多考问，几轮讨论，众说纷纭，各自把脉，或开药方。在“沧海横流”“群雄逐鹿”的局势里，描述主义处境堪忧：百年学科史实证的孕育、三个30年史观（史学思想）的积淀，在最后10年中面临“倒洗澡水”的虚无化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先厘清描述主义的百年谱系，正确理解描述之于中国新闻史学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才能更好地开始中国新闻史学新征程，进而建立某种成熟的、公认的、可归纳可模仿可培育的学术话语共同体。具体而言，描述主义呈现出一幅怎样的图景？解释的外延和描述的内涵怎样辩证扬弃？
二、困境：中国新闻史学描述主义的谱系
1917年，一部名为《上海报纸小史》的作品拉开了百年中国新闻史学的序幕。《上海报纸小史》是其作者姚公鹤所著《上海闲话》的最后一部分，在体例上并未与该书的其余部分明显独立，仅有一个另起一段的小标题作为区分。与《中国报学史》相比，《上海报纸小史》比较浅陋，更像是对十里洋场三百六十行中报人报事这一行蜻蜓点水式的小品⑥，不仅有些地方语焉不详，文字叙述也非常概括。比如说，《上海报纸小史》从开篇讲到近代以来西方输入中国的新闻纸，即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事业，仅仅用了78个字，可谓一笔带过。尽管如此，《上海报纸小史》的叙事体例是完整的，试图描述新闻活动从古至今演化过程的目标是清晰的，这种逻辑也在1917年到1948年30年左右的时间中（乃至更长的时间直到百年）得到延续。正因为如此，学界一般将《上海报纸小史》视为中国新闻史学的开端。这部作品也开始了这门学科描述主义的谱系。
从1917年的《上海报纸小史》算起，中国新闻史学第一个30年（即1917—1948年）大约产生了60部作品。其中，全面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前约24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约36部。数量是比较多的。⑦这60部作品按其1/10的比例，约6部比较有代表性。为了方便比较，笔者将这些作品依照书名、作者、年代、出版机构和章节概览制成表格，并按照出版年月的先后顺序排列之。在章节概览一列（见表1），除汪英宾的作品是根据其英文目录意译主要章节外⑧，其余5部作品都是对其正文章目录的完整摘录。以1937年为界，有作者为汪英宾、蒋国珍、戈公振、黄天鹏的前四部作品和作者为赵君豪、胡道静的后两部作品。
通过对表1所涉作品的初步分析，有四点值得指出：第一，前四部作品与后两部作品在思路上有较大不同，前四部作品以时间为轴，纵向描述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后两部作品则尝试横向展开对报史的梳理，尝试新的“谈论事件的方式”[5]；第二，《上海报纸小史》的描述思路在前四部作品中得到了延续，经过诸多研究者的努力，至晚在1937年前基本解决了中国古近代报刊史的分期问题，描述的框架基本成熟；第三，《中国报学史》在同时期的诸多作品中拔得头筹，主要依靠的是其对中国古代新闻事业的绵密考证考据，而非其对“报界之现状”（该书第六章标题）的介绍，说明中国新闻史学更需要的是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第四，伴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报业进入经济危机前的高度繁荣阶段，从汪英宾用英文写就的学位论文开始，这些作品或多或少都受到欧美学院派新闻“专业主义”？讁？讹研究思路的影响。
在赵君豪的《中国近代之报业》中，呈现了另辟蹊径描述中国新闻史的努力，不按时间纵轴而从横向展开的尝试是很清楚的。到了胡道静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一种突破的意图就更加明显了：该书最后，作者用附篇的形式推出了《申报六十六年史》。这种专题研究的跟进，代表了中国新闻史学第一个30年在基本解决框架线索问题之后的新方向，也是对描述到了一定成熟阶段后出现困境的自然反应。如果说中国新闻史存在“豆腐一碗、一碗豆腐”[6]式的重复，那么这种重复在第一个30年就已经初现端倪，其弊端也被当时的学人所意识到，并且进行了初步的弥补。遗憾的是，这种弥补在1937年后动荡的局势中尚未充分进行，就迎来了政权的更迭和对描述框架的打破重建。中国新闻史还没有来得及剖析描述的内部、解析描述与解释的关系，就又开始了对描述的另起炉灶。
重新构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描述框架，是第二个30年的开篇任务。第二个30年的中国新闻史学与第一个30年有着明显的割裂，它构建框架的营养更多来自苏联，是一种横向的空间跨越式的哺育。依照《苏共报刊史概要》[7]对新闻事业的描述方式，作为第一个30年代表性作品的《中国报学史》是很不可取的：全书提到的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仅有三处，并且非常简略。？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