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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古戏台的文化传播功能初探

【摘要】乡村古戏台产生于金元时期,历经千余年的发展,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中国乡村传统古戏台为研究对象,以空间理论为研究视角,从物理空间、文化空间、社会空间三个维度出发对古戏台的文化传播功能进行了探究。乡村古戏台作为传统乡村社会中一种重要的媒介,蕴含着丰富的信息,为乡村民众提供了一个可供交往的社会空间,建构了乡村民众的集体记忆,凝聚了乡村民众的家国认同感。

【关键词】乡村;古戏台;媒介;文化传播

中国戏曲艺术起源于先秦,形成于唐代中后期,成熟于元,繁盛于明清,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一般来说,中国戏曲演出方式主要分为:剧场演出、私人厅堂演出以及传统村落的公共戏台演出等三种形式。不难看出,无论从哪种演出方式来进行考量,戏曲舞台都是中国戏曲艺术的一个重要载体,在传递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凝聚普通民众的家国认同感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通过梳理文献发现,过往的研究多是从建筑构造、艺术特征的角度对古戏台进行分析,鲜有学者从传播学的视角,从空间维度出发探究其在文化传播方面发挥的作用。因此,本文试图以中国乡村传统公共古戏台为研究对象,以空间理论为理论基础,从物理空间、文化空间、社会空间三个维度出发,在人、媒介与文化之间形成的框架内,探究古戏台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

作为戏曲艺术的重要载体,中国古戏台的产生与发展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中国的古戏台与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产生发展密不可分。中国戏曲起源于祭祀神灵的巫歌巫舞,经过了汉、唐到宋、金、元时期才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戏曲艺术,因而若从狭义的角度来看,中国最古老戏台的产生与发展也应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古戏台又经历了近千年的发展,分布在中国各地。改革开放以后,广播、电视、手机等新兴媒介获得了长足发展,古戏台在中国传统村落中的影响力逐渐衰微。但不可否认的是,千百年来乡村古戏台的产生与发展为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物质载体,也为中国传统乡村的文化生活提供了一个物理、文化与社会空间,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一、作为媒介:古戏台的物理属性

传播学界对于媒介的认识主要分为两种视角:一种从传播的文本性出发,将语言、文字、图像等传播符号中蕴含的内容作为媒介研究的重点,这也是一种较为主流的研究取向;另一种则从传播的物质性出发,将电话、广播、电视、电脑、手机等传播的载体作为研究的对象[1]。就一般意义而言,中国的古戏台作为戏曲展演的物质载体而得以产生,因而,相较于作为传播文本的戏曲艺术,古戏台常常被认为是戏曲艺术的附庸,其研究价值也显然容易被低估。

(一)作为媒介的乡村古戏台

电报产生之前,信息的传递多是与道路、交通捆绑在一起,而处于城市边缘的传统村落,因为交通的不便,且无可以机械复制的传播手段,民众之间难以进行快速的信息传递。村落获得信息的渠道与内容则较为单一,是一个较为封闭的群落。因而,戏台在村落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作为一个物质实体,不同于当下的大众媒介,它以客观实物的特性承载着以戏曲为主要内容的信息,向人们传递着某种观念。在乡村的祭祀活动或者其他仪式中,村落话语权的掌控者在特定时期将人们召集在一起,通过戏台这一特殊媒介,来向村落中的受众传递某种劝诫以及某种特定的观念。因而,古戏台在中国传统乡村中作为一个实在的物理空间为戏曲、祭祀以及其他仪式提供了一个展演的场所。在这个场所中,民众之间的表达与交互成为一种可能,它建构并维系了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乡村民众行为的文化世界[2]。作为媒介的古戏台,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乡村民众的生活方式,其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因而对古戏台媒介身份的确认是从传播学角度重新认识其在中国传统乡村文化传播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乡村古戏台本身蕴含着丰富的信息

媒介环境学派著名学者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信息,作为媒介的乡村古戏台本身蕴含着诸多丰富的信息。受到传播文本性研究的影响,在既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多是绕开戏台而较多关注戏曲艺术,亦或者以戏台研究之名行戏曲研究之实,进而忽略掉了古戏台这一媒介实体本身蕴含的讯息。就建筑本身而言,古戏台具备一定的物质性,它是一种“集建筑、木雕、砖雕、彩绘、诗词、书法乃至风水于一体的物象”[3]。戏台中悬挂的匾额以及楹联内容丰富、文字(书法)优美,内容多为光宗耀祖、歌功颂德以及劝诫世人等[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建筑所处地域的风俗与民情,是该地区村民信仰的一种艺术化的显现[5]。除此以外,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建造的戏台在选材以及建筑风格方面存在明显不同,这些不同,从横向上来讲,体现了我国各地的建筑及风俗习惯;从纵向上来说,体现了不同朝代的建筑风貌。因此,古戏台本身是其在被建造时期建筑艺术、审美艺术的一种物质性的显现。从某种层面来讲,具备空间、资金、设备等物质条件的古戏台,是一个可培植的实体和可实现交流的场所,不同时代的人面对蕴含丰富信息的古戏台的过程,也是人与物一次次交流的过程,是物质本身在进行一种无声的传播。

二、建构与认同:古戏台的文化功能

古戏台在中国传统乡村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戏曲展演的重要载体,也是乡村社会中重要仪式的举办场所。除此之外,受传播工具的限制,传统乡村的信息传递也多是利用人际关系网络,将人们聚集在古戏台周围来进行传达。凡此种种,古戏台是乡村社会信息传递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其对于传递中国传统文化,建构集体记忆,凝聚民众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建构集体记忆

记忆是人类的本能,是每个人进行社会活动的前提。与之相对应,集体共享的记忆是每个群体得以凝聚的基本条件。所谓集体记忆,是指一个群体对于过去全部认知的总和,具体包含两种形式:其一是文化实践活动,其二是各种物质形式的存在[6]。在哈布瓦赫看来,任何集体都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个体才能将其思想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可以进行回忆的记忆之流中[7]。古戏台对于闭塞的中国传统乡村而言,是人们获取信息、娱乐、交往的一个重要场所。其在村落中的出现以及存在,基本与各种仪式绑定在了一起,但凡节日中的盛大仪式大多都有古戏台的出现,因而其在村民的记忆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集体记忆是特定历史时空的产物,它的形成是经过漫长时间、特定空间的检验和沉淀,由多种社会记录形式建构及传播,从而成为一个族群区隔于他者的思想资源和价值理念[8]。乡村中的古戏台常常与各种纪念仪式一起出现,民众也常常处于其提供的文化空间之中,它与一直被讲述的故事文本、承载着族群意义的象征符号时时绑定在一起,将内化于人们内心的时代特质以艺术的形式加以显现,因而不断地建构着人们关于自身所处地域与文化的集体记忆。

(二)凝聚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传统的王朝国家渴求创造一个统一的权力机制,这个权力机制的核心不仅要求臣民在身体上受到统治者的控制,而且要在心理上完全效忠于统治者。但对于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而言,传统的乡村社会是古代皇权难以直接抵达的偏远之地,因而其需要建构一套共同的历史经验以及共享的文化符号来实现对国家大一统事业的掌控与维持。相较于媒介信息能够快速到达的城市地区,乡村社会一般地处偏远,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手段在这些地区难以直接发挥作用。这时,带有浓厚说教意味、处处彰显主流价值观的戏曲在古戏台进行的展演,则以一种娱乐的方式让乡村民众在观看演出时产生了某种共情,维系了民众对乡土社会的认同感。除此之外,带有一定宣传教化意味的乡村各类祭祀活动、集会在古戏台的举办,更是为维护乡村秩序、凝聚社会认同发挥了一种认知共情的作用。两种方式相互叠加,达到了一个完整的共情传播的效果。因此,就这个层面而言,古戏台的存在提供了一个输出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价值观的文化空间。乡村一些重要仪式的展演离不开古戏台,在这些仪式展演的过程中,受众认识了一个共有的目标、信息、渴望和知识,在一遍又一遍的仪式展演中,民众对这套共有的事物由了解到认识再到熟悉,进而达到了最终的认同。因此,乡村古戏台在凝聚民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方面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沟通与连接:古戏台的社会属性

古戏台作为中国传统乡村中的一个重要存在,并不只是纯粹的地理空间、文化空间,更多的是蕴含着复杂社会关系的社会空间。乡村的主事人通过建造古戏台,以戏曲展演或者举行仪式的方式,将人们定期召集在戏台周围,为人们营造了一个社会交往的空间。这个空间包含人与人、人与传统文化、人与神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信息传递,通过戏曲与仪式传递出某种特定的价值观,进而让人们对这个社会产生一种共同的认识,这种认识让陌生者得以认同,让认同者得以继续维持。

(一)提供人与传统社会沟通的平台

传统的乡村古戏台建造的目的多为戏曲演出以及满足举办祭祀祖先、神灵的仪式需要。因而古戏台一般位于村落的中心或者村头的位置,戏台前方一般都配备一个开阔的广场,无论是在地域的选择还是空间设置方面,都能够满足乡村内部文化生活的需要。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乡村的一切宗教活动、社会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都依托于一个公共空间而开展。因此,乡村戏台的出现为乡村的民众提供了一个可以与祖先、神灵进行交往的社会空间[9],这个空间连接着过往与当下,给人们带来心理慰藉的同时,也让人产生某种敬畏,建构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进而使人们服膺于“传统”。戏台的设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的渠道,戏曲在这里进行展演,仪式在这里举办,人们通过观看演出、参与仪式,接受戏台背后的权力掌控者传递的那种给定的价值观,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在一代又一代乡村主事人所建构的世界里“在场”。总体而言,乡村民众在古戏台中参与的各种仪式,是一种意义交换和精神互动,是一种当下的人们与传统社会的互动与交往。

(二)提供人际交往的平台

在古代中国,广大的乡村都位于城市的边缘,沟壑纵横、交通不便,这种恶劣的地理环境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也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在这种条件下,乡村民众的娱乐活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但他们在这些方面依然存在着某种强烈的需求,需要一个可以提供交往与交流的社会空间。这时,在乡村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古戏台,成为人们心中最理想的空间场地。在这片空间中,身处乡村的人们可以进行一系列的娱神、娱人的活动。乡村民众在这些活动中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与物理距离,进行着马林诺夫斯基口中所说的关于日常生活的“寒暄性交谈”,因此,乡村社会也得以变为熟人社会。总体而言,因为古戏台的存在,处于传统闭塞的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因为乡村仪式相聚在古戏台所提供的社会空间之中,彼此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社会连接,使相互共处的生活产生了可能。在各式各样的仪式中,在共同的经历中,人们开始自发地进行人际交流,这些交流使信息在这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进而营造出了独属于这个群体的一片共通的意义空间。可以说,中国传统乡村古戏台为村落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社会交往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中,古戏台的社会空间属性得以彰显。

四、结语

古代中国的乡村社会由于其在地缘上的边缘性、血缘上的凝聚性,从本质上讲处于一种“乡土社会”的状态。怎样确保普通民众在个人的价值观念与社会认知层面与大的社会整体保持一致性,是古代当权者需要着重考虑的一个问题。礼治,是乡土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古戏台则是礼治得以施行的一个重要媒介。它因戏曲的需要而产生,却也在乡村文化、社会生活中不断出现,在各种仪式中将乡村普通民众与乡村主事人、传统社会的运行规则相连接。他们共同打造了一片独属于这个群体的意义空间,这个空间是物理意义上的、是文化意义上的,更是社会意义上的。它在观念的传达上具有明显的侧重、强调和偏向,向身处该空间的受众展开在特定空间才可视和可理解的意义,让受众在这些被建构的意义中凝聚对于传统家国的集体记忆,让受众在各种交往活动中提升对于传统家国的认同感。总体而言,乡村古戏台以一种媒介的身份参与其中,其使用者在这些空间中的意义生产和消费则使乡土社会这个更大的空间得以不断维持。

参考文献:

[1]王夏歌,林迅.物质、形式、制度:博物馆媒介身份的确认[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12):48-56.

[2]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18.

[3]申波.大理古戏台的文化学意义[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7(1):56-61.

[4]徐进,张晓颜.民间信仰视阈下的乐平古戏台研究[J].装饰,2015,261(1):83-85.

[5]徐进,张晓颜.简论乐平古戏台之审美价值[J].美术观察,2020,297(5):65-66.

[6]艾娟,汪新建.集体记忆:研究群体认同的新路径[J].新疆社会科学,2011(2):121-126+148.

[7]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9.

[8]胡百精,互联网与集体记忆构建[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3):98-106+159.

[9]张芳,革命战争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古戏台利用述略[J].文化遗产,2022,77(2):116-123.

作者简介:底云飞,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武汉 430074),河北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保定 071000);杨志平,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兰州 730030)。

编校:郑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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