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当前最重要的通信工具之一，手机以媒介的形式深度介入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手机为留守儿童的家庭构建了情感沟通的云端场域，亲子间的互动弥补了因异地导致的交流缺失，部分实现了家庭生活抚养方面的重塑—再造—融合。基于云端的抚育媒介更新着家庭代际观念，促进成员的自发教育行为。媒介所承载的信息优势补充了教育资源，拓展着家庭教育的边界，也改变着家庭代际权力结构。
【关键词】手机；留守儿童；媒介化抚育
一、引言
每个工作日，家住江苏省如东县某村的李平去上班都要带着一大包电子产品——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两个手机、电话手表等。她在家里安装了摄像头，实时掌控儿子在家的一举一动。但最近，她发现摄像头经常会被窗帘遮住一大半镜头。儿子的回复是：“拉窗帘时不小心碰到了。”[1]李平的情景反映了农村暑期常见的“手机争夺战”。在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儿童无论是留守乡村还是随父母进城，都容易沉迷短视频和网络游戏。伴随改革开放和人口流动，我国现代化与城镇化加速，年轻劳动力大批外出，子女抚育责任多由老人代为承担。2021年全国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已有1199.20万人。[2]国家对乡村电信设施的大力投资使农村互联网普及，农村各类群体包括留守儿童接触使用互联网极为便利，但因互联网使用规范尚不完善和留守儿童的自律性较弱，网络使用的负面效应被放大，留守儿童沉迷手机问题备受关注。然而，值得留意的一幕是，李平借助手机摄像头实时观察孩子，即时关注其动态，使李平得以远程担负起父母的职责，这也成为当前部分留守儿童与打工父母之间相处新形式的缩影。当手机或被质疑成为留守儿童“万恶之源”之际，也应观察到在移动媒介时代留守儿童家庭的媒介化抚育这一新现象。尽管“家”的传统概念被流动性挑战，父母仍可以通过数字媒介维系家庭情感。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远程沟通从书信、电话进化到智能手机等新媒介，数字化抚育模式在云端实现，为留守儿童家庭的完整性提供了支持。
二、研究述评
中国社会由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型中，传统农村家庭结构被重构，成员留守与流动成为常态。数字媒介的普及进一步重塑家庭场域，媒介化抚育成为研究热点。媒介化抚育，亦称媒介化育儿或数字养育，是指数字媒介不仅是育儿工具，还成为主导因素影响育儿实践。[3]包括视频通话、实时聊天、电子监控等方式，智能手机成为其核心，被称为“手机抚育”。[4]媒介不仅增强了远程家庭沟通，还形成亲子关系的新场景，但使用差异可能引发隔阂，甚至导致“社交茧房”。互联网和新兴传播技术进入家庭空间后，以微信为主的社交媒体在农村家庭的传播，实现代际反哺，形成新的交流方式和平台，有利于亲子关系的和谐，但使用习惯差异也可能导致隔阂。[5]社交网络空间的亲子互动是一种能动性的亲密关系，不仅有关新媒介的使用能力，更取决于双方的能动性。[6]海外研究聚焦跨国劳工家庭，探讨互联网如何重建家庭关系。国内则集中于智能手机在留守儿童亲子互动中的双重影响：既促进情感维系和家庭教育时间优化，又成为亲子矛盾点。手机可推动留守儿童情感代偿，通过双向媒介沟通实现祖代合作育儿。媒介化抚育构成“远程代际合作”的重要过程。国内留守儿童家庭传播研究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切入角度，均越来越多元。智能手机在亲子分离关系中提供新的交往情景，但也导致社交封闭困境，使留守儿童的社交呈现“茧房”特征[7]，而手机使用时长和用途是亲子关系的矛盾点。[8]手机也能推动他们向数字世界迁移并获得情感补偿。[9]手机媒介能增加家庭内部互动，通过双向媒介沟通和祖代合作育儿，实现情感陪伴，从而使得家庭关系在媒介沟通中维系。[10]同时，数字媒介改变着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结构，对家庭教育实践起到积极作用。[11]媒介化抚育也是“远程代际合作”过程。[12]由此可见，媒介是留守儿童家庭沟通的重要渠道，尤其手机在维系亲子关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本文聚焦媒介化抚育实践，分析其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与亲子关系的变化。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问题：以河南省S县L村为田野考察点
S县为豫南人口大县，总人口160万，其中乡村人口约119万，常住人口62万，交通以汽运为主，位于淮北平原，土地资源丰富。L村距县城中心20公里，无大型工业园，村民主要依靠农作物种植和农产品加工为生。村庄有“组团外出”务工传统，自进城务工浪潮兴起，代际外出明显，留守多为老人和儿童，村落空心化严重。老人多有外出打工经历，因超龄或患病返乡，其子女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继续外出务工。截至2022年，L村170户712人中，常住人口364人，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光纤网络覆盖率达97.6%，除部分80岁以上老人和儿童外，每户至少有一部手机。L村留守儿童家庭问题显著，在河南省及全国农村具有普遍性，与研究问题高度契合。本研究自2022年8月首次展开两月的参与式观察，掌握留守儿童家庭的情况。2023年春节假期回访，并同返乡家属座谈，以了解家庭的情感氛围，并记录相关媒介化抚育行为。2023年五一假期，研究者访谈留守老人与妇女。同年8月，进驻家庭展开两个月的共同生活。2024年春节第四次开展两月的回访观察。其间，每月同外出父母微信联系，全面获取留守儿童、老人及外出父母三方的媒介化抚育实践行为。研究基于代表性与差异化，选择15组监护情况各异的留守儿童家庭，儿童年龄10至16岁，访谈问题简短，观察其媒介使用，单次访谈约半小时；同时访谈7位年龄32至50岁的外出父母，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访谈时长约2小时。
四、研究发现
（一）缺失与补偿：家庭生活抚养的媒介逻辑
留守儿童家庭因长期分离可能导致儿童心理发育受损，产生焦虑、孤独等负面情绪，甚至发展为心理疾病。媒介技术的发展为这些家庭创造了“云端家庭”，以媒介为中介，如金钱往来和情感沟通，实现家庭生活抚养。父母与留守儿童长期分离，通过数字化呈现虚拟形象，达到情感沟通与互动。而视频通话和智能监控更是让父母在云端在线陪伴孩子。
1.情感沟通的云端交会
在云端家庭中，外出父母与留守儿童的联系不再受现实因素的限制。只要双方配备智能手机或其他媒介，沟通便随时随地实现。“孩子中考后暑假时间长，学习任务也不多，加上疫情好几年没和他爸妈见过面了，（他爸）春节也没有回来，孩子都生气了”（受访者凌风奶奶）。数字媒介连接双方，让家庭在云端重聚，或以视频聊天的互相倾诉，或以监控镜头下的生活呈现。“我会不定时地利用监控观察孩子，因为当孩子奶奶忙于家务而出现无法照看时，监控可以起监管责任，防止孩子的安全出现问题”（受访者大润妈妈）。与视频通话相比，监控画面无处不在。即使在异地，只要父母绑定监控设备，就能实现“云监管”，而且父母掌管着镜头的控制权，他们可选择镜头及转向。智能监控的可视设备多安装在卧室、门口、客厅等不同场所。家长通过手机APP端口便实现了对家庭生活的可视和参与，这也成为他们陪伴和了解孩子的方式。可视化媒介构建出听觉与视觉融合的媒介情境，双方在云端以语音交流和图像传输着家庭角色。在智能监控构筑的情境里，身体的缺席并未影响陪伴。数字媒介延伸父母的职能，在虚拟的场景中展开抚育。以媒介为针，以网络为线，双方汇聚于云端虚拟家庭，通过图像、声音等信号的传输，儿童在媒介化抚育中积累与父母的记忆，家长也利用媒介承担监护职责。
2.数字化的物质补偿
手机支付改变了农村家庭的经济流动方式，其便利性和普及率使得家庭金钱往来比之前更便捷。数字红包或转账等成为父母与孩子间经济往来最主要的方式。凌风父母为满足孩子的要求，以一部手机作为其中考考入当地最好高中的奖励。物质补偿在维系留守儿童家庭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拥有更多手机及其相关媒介衍生产品的孩子，在与同伴交往中具有更高的话语权。具有礼物象征意义的手机，作为情感慰藉，通过物质补偿的形式在家庭抚育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二）润物无声：家庭文化教育的媒介渗透
家庭抚育包含生活、照顾和教育投资三大功能。家庭抚育借助家庭成员间的协作配合完成，而成员关系又决定其生活方式。媒介化抚育实践为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注入新动力，影响着其家庭教育。施蒂格·夏瓦指出，媒介渗透至当今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不应再被视为与文化和社会机制相分离的存在。[13]媒介在家庭中的日常运作以结构性方式联结成员，影响家庭抚育各环节，其影响力不仅限于日常生活，还扩展至思想与文化层面。作为家庭抚育的核心主体，父母既是媒介化抚育的直接实施者，也是受媒介影响最深的成员。数字媒介在满足父母育儿需求的同时，不断更新其教育理念。尤其在隔代抚养中，父母通过媒介实践获得新知识和体验，也成为被教育的一方。
1.从不知到知之：教育理念的自我调适
网络世界中充斥着传达丰富的育儿理念和方法的同时也在散播焦虑。金鸽妈妈描述被网络信息影响的情况，“在抖音上经常刷到初中生特别容易被人欺负，尤其是留守女童，我就生怕孩子也遇到不好的情况，问她多了，孩子不耐烦，我也很焦虑，后来我尽量减少对这些信息的关注”。外出父母在媒介使用中会有意无意地寻找相关育儿知识。海量的媒介信息带动他们育儿心理和观念的变化，更关注孩子的心理发育、习惯养成、性格培养等方面。知识信息更新了外出父母的育儿观，但是鱼龙混杂的网络信息也平添了他们的育儿焦虑。父母的教育理念在媒介中磨合，以期找到最契合自身的教育之路。数字媒介通过图片、文字、短视频等形式向父母和监护人传播知识与方法，促进沟通交流并影响祖辈的育儿观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基于媒介文化的家庭关系。媒介维系的新型家庭关系虽需父辈观念的介入，但有助于关系的稳固。在和谐的云端家庭空间内，媒介抚育实践改变了生活方式与抚育观念，提高了成员间的沟通效率并促进代际关系的亲密。
2.“加入了孩子的家长群”：教育实践的媒介化延伸
在中国家庭中，教育被视为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曾几何时，老师与外出父母的联系几乎中断，而现在，微信、钉钉等手机APP更新了“家校合作”的育儿模式。通过班级微信群，父母实现了家校联合教育方式。云端增加了对子女的教育关注，将家庭教育延伸到学校等其他场域。互联网平台的教育信息和低门槛的准入机制，让儿童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孩子同样的免费教育资源。媒介化教育方式，部分弥补了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的不足及协助祖辈解决课程辅导的难题。初中生优优提及她会利用小猿搜题来解决作业难题，甚至主动做免费练习题。媒介化抚育在文化教育方面深刻影响着留守儿童和外出父母。数字媒介对家庭教育的渗透由内而外，推动了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和抚育实践的共同发展。
（三）勾连：媒介化抚育的溢出效应
1.在场感：亲子互动在云端
智能手机构建出共同的云端交流空间，扩展双方的控制和管理区间，使父母不在场的情况下，可实现同子女的远程监控和远距离沟通。通过智能手机，父母不仅能即时协同监护人了解孩子的日常生活，多主体共同参与其成长抚育中，而且利用家庭监控能第一时间掌握孩子的学习生活和学习动态，远程履行职责。“虽然爸爸妈妈常年不在家，但是对于我和弟弟妹妹的生活非常了解，他们从监控里关注我们。我爸妈上班之前一定会看一下家里情况，有一次我早上没起来，直接电话打给奶奶，一打视频就是问学得怎么样，明明都问过老师了，还要再问我一次，他们人不在但是（我们）都在他们的控制下”（受访者稀罕）。媒介构建的云端家庭带来家庭真实的参与感。父母通过手机参与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其中亲职实践最为明显的仍是母职建设。每位受访母亲都会主动联系老师，交流频次远高于父亲。在视频通话中，母亲也通常更能调动孩子的情绪。金鸽认为“我和弟弟妹妹都更喜欢和妈妈打视频，爸爸也在听我们说话，但都是嗯嗯嗯的，妈妈会回应，还会关心我们吃了什么，是不是长高了，反正就是感觉妈妈更像妈妈了”。
2.平衡感：家庭权力的转移
媒介技术的发展也会导致家庭权力结构的转移。媒介作为新兴事物嵌入留守儿童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年轻一代对新技术、新媒介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有更多的天然优势，获取知识比父辈更容易。正如米德提出的“后喻文化”，留守儿童家庭间的文化反哺改变了传统的家长权威，家长的绝对权力逐渐向子女转移。比如，臭臭的父亲试图了解游戏的吸引力，主动向孩子学习如何打游戏，这打破了传统父辈的权威印象。父母求助的信息主导权力的获得，使得留守儿童在家庭决策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这也有利于情感的互动。在云端家庭中，留守儿童通过与父母使用相同的信息符号进行交流，逐渐获得更多的主动权。这种沟通方式在削弱父辈传统权威的同时，也提升了留守儿童在家庭中的地位，使亲子间形成相对平等的家庭共同体。交流的平缓化和互动的对等性，使家庭内部关系趋于平衡与稳定，为家庭共同体的和谐发展奠定了基础。
3.“我爱你”：亲密关系的在场表达
迈克尔·斯坦格拉强调“互联网的精髓不是科技，不是信息，而是沟通”。[14]中国父母的爱常以沉默的方式呈现，而数字媒介使这种沉默的爱更易通过指尖传递。阳阳妈妈通过表情包表达对孩子的思念，用“我爱你”“比心”等符号或“点赞”表情传递情感，孩子也会回应“妈妈我也爱你”。云端交流使情感表达更加直接和真切。留守儿童家庭借助数字媒介，通过即时或延时的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诉说情感，兼顾视觉与听觉感受。孩子通过数字媒介表达想法，父母则通过社交平台互动，隐性地了解子女心理。多数家庭使用微信视频通话或朋友圈传递情感，家庭A则通过短视频记录有限的亲子互动时光。孩子们会根据父母的价值取向和容忍度选择积极内容在云端交流，减少矛盾，增强亲子关系的和谐与互动。留守儿童利用媒介，选择性地挑选内容展示给父母。这种内容通常是能增加家庭亲密度的话语，从源头避免亲子间意见不一致的产生。
（四）藕断丝连：亲子关系的媒介转换
1.手机沉迷中的秩序失衡
在媒介抚育过程中，留守儿童同智能手机的接触也逐渐增加，手机或游戏沉迷问题日益严重。手机“争夺战”冲击着家庭原有的秩序，易出现对峙冲突、协作调适与亲子协同的互动，从而引发家庭秩序的失衡与重构。[15]“上初中之后他爸爸给了孩子一部旧手机，只要放假回家（孩子）就一直在玩手机，问她作业写完没有，很不耐烦的，成绩也没有小学好了，我说就是玩手机玩的，手机没收了，又吵又闹的，她玩手机我们当爷爷奶奶的根本管不住，只有她爸能管得了，但是她爸又不在家，只能打电话说她两句，她不听，后来只能直接没收了”（受访者优优奶奶）。处于监护角色的留守老人和部分留守父母多是数字难民，家庭间的代际数字鸿沟使他们面对孩子对手机的沉迷，多采用简单的强制干预手段。
2.技术屏障下的无奈选择
借助媒介的家庭抚育在监管、物质补偿和情感融合等方面有效增加了亲子沟通，但情感交流并未因此而变得畅通无阻。信息在媒介中介传递中易被误解，弱化情感表达，导致家庭矛盾和亲子冲突。当观念、价值观和生活习惯等存在分歧和矛盾时，媒介化抚育亦会削弱交流的正向作用。受访者俊熙认为：“每次打视频时，我都觉得很费劲，和我爸妈说一件事情要解释半天，说了好多次，他们还是记不住我说的话。”数字鸿沟导致的割裂感会加剧亲子间的疏远和不信任。智能手机的即时性和虚拟性增加了亲子互动频率，但情感陪伴仍显短暂和间接。代际数字鸿沟也导致父母无法完全理解子女的数字生活方式。
五、结语
手机媒介已成为留守儿童家庭传播的核心工具，构建了情感沟通的云端场域。尽管无法完全替代父母在场的抚育，但媒介化抚育已深刻影响多数留守儿童家庭，弥补了异地交流的缺失，部分实现了家庭生活的重塑与融合，如具身陪伴、数字化物质补偿和情感云端交会。媒介通过信息传递和互动交流更新家庭代际观念，刺激家庭成员的自发教育行为，同时拓展了教育资源和家庭教育的边界。在云端家庭的实践中，媒介化抚育维系了亲子关系，通过代际权力转移、亲职履行和亲子沟通等方式延续亲情。然而，媒介化抚育也存在局限性，如数字鸿沟、手机沉迷和沟通误解等问题，这些隐患可能削弱亲子关系的联结，难以完全取代父母在场的作用。
［本文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媒介接入与农村留守青年劳动转型研究”（2021BXW00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周心怡，王烨捷.农村暑期再度上演“手机争夺战”[EB/OL].http：//zqb.cyol.com/html/2023-07/17/nw.D110000zgqnb_20230717_1-05.htm.
[2]邬志辉，等.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20—2022[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
[3]王继周.媒介与育儿之间：“媒介化育儿”的概念内涵、发生维度与研究进路[J].南京社会科学，2021（12）：154-161.
[4]Madianou，M.amp;Miller，D..MigreationandNewMedia[M].London：Routledge，2012：2-15.
[5]洪杰文，李欣.微信在农村家庭中的“反哺”传播：基于山西省陈区村的考察[J].国际新闻界，2019（10）：50-74.
[6]朱丽丽，李灵琳.基于能动性的数字亲密关系：社交网络空间的亲子互动[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95-104.
[7]郑欣，高倩.社交茧房：智能手机与留守儿童社会交往研究[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75-86.
[8]郭夏.手机媒体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及生活方式影响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9.
[9]王清华，郑欣.数字代偿：智能手机与留守儿童的情感社会化研究[J].新闻界，2022（3）：37-47+94.
[10]王浩.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媒介沟通实践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2022.
[11]曹玥，郑欣.权力的流动：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媒介化及其结构变化[J].当代传播，2023（4）：54-58.
[12]甘雨梅.远程媒介化抚育中的“脚手架”、身体及物质性：以留守儿童与打工父母的视频通话研究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1）：85-102+128.
[13]施蒂格·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M].刘君，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4.
[14]Strangelove，Michael.Redefiningthelimitstothoughtwithinmediaculture：Collectivememory，cyberspaceandthesubversionofmassmedia.UniversityofOttawa.
[15]刘王平，郑欣.手机争夺战：智能设备监管与农村留守家庭秩序研究[J].新闻记者，2022（8）：84-96.
作者简介：严励，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传播学院教授、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开封 475004）；李梦蕊，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开封 475004）。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