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明
【关键词】地下斗争的中央机关报;蒋汪叛变后的党报使命;白色恐怖下的党报
蒋介石“4·12”开始的大屠杀，使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党的报刊或被查封或隐蔽起来，“全党的宣传和鼓动尤其减少，几乎等于零”。[1]一时，人间哀号，万马齐喑，党的声音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八七”会议后党中央从汉口秘密迁入上海，兵戈抢攘的残酷斗争没有阻遏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斗志，相继策划、出版了《布尔塞维克》《上海报》和《红旗日报》等党的地下机关报刊，一直战斗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转移到江西瑞金。对险象环生中党中央机关报的研究，现有成果大都篇章简略，偏重于形式而忽略内容分析，难以再现地下斗争时期党报的艰难历程。但在大量文献、革命回忆录、地方志和其他历史资料中记载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新闻叙事，错综复杂的党内外斗争由于受制于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给后人留下许多曲折、沉痛的记忆。
一、公开发行、秘密出版的中央机关报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追随蒋介石叛变，党中央立刻转入沉寂的秘密工作。藏匿各地的党员和革命群众急切想听到党的声音，盼望中央发出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指示。此时，只有党报才能满足革命群众这个愿望，并迅速聚集力量剪灭国民党的暴虐。为此，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21日在党内发布《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文件，要求开展政治宣传，各地尽快出版机关报，用各种宣传形式回击反动派的诋毁和镇压。
1927年10月22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决定恢复《向导》出版。会上，时任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兼宣传部长的瞿秋白沉思片刻对大家说：“我觉得不必再恢复《向导》了，可以改出一份新的党刊，24开本，有统一的格式，每期可有社论、论文、各地通信和读者来信，还有，就是悼念我们最近牺牲的同志的文章。刊名可以叫《布尔塞维克》。”瞿秋白停顿一下，对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罗绮园说：“我们每个星期开一次编委会，审一下稿，安排下一期文章，常委会精神我也会在编委会上传达。具体印刷发行事务你去落实。”[2]
中共临时中央《关于出版〈布尔塞维克〉的决议》提出，“布尔塞维克报当为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思想之机关，当为反对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思想及一切反动妥协思想之战斗机关。布尔塞维克报并且要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指针——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领导者”。中央临时常委决定，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和郑超麟五人组成编辑委员会，瞿秋白为编辑委员会主任。最初，编辑部设在上海市长宁区愚园路1376弄34号。
编辑人员经过两天的紧张组稿、编辑及排版和印刷，10月24日《布尔塞维克》出版了第一期，到1932年7月停刊，共出版5卷52期。这份公开发行、秘密出版的党报原定为周刊，由于可疑之徒不期而现，有时不能按时编排或付印，后来改为半月刊、月刊和双月刊。“在到处只见反革命派攻击和污蔑本党的宣传和鼓动，而看不见本党的答复，更加谈不上党的主义和政策的宣传和鼓动”的情况下，《布尔塞维克》重新举起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令读者为之欢欣鼓舞。许多工农革命者看见《布尔塞维克》后，胸中积郁很久的沉闷和失望顿消，似乎看到空中出现一盏明灯，暗中“纷纷敬祝布尔塞维克精神的胜利！”[3]据不完全统计，《布尔塞维克》创刊后，全国各级党组织陆续创办的地下编印、公开发行的报刊有《无产青年》《大江报》《中国工人》《群众日报》《河南报》《福州工人》等288种，《布尔塞维克》是当时党中央指导全国革命最权威的机关报。这些报刊的编辑部和印刷点是党的机密，不能向外透露，发行虽然公开，但多采用各种掩护手段保证发行的安全。为促进《布尔塞维克》全面反映各地的革命动态和遇到的问题，扩大发行与阅读范围，1927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又增补蔡和森、张太雷、周以栗、任旭、毛泽东、周恩来等21人为编委。192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地方党组织还要出版一批“灰色报刊”，不刊载党的文件，不暴露与党组织的关系，而以“第三种人”的口气说话，既非国民党也非共产党，只用事实证明国民党的统治与北洋军阀相同。[4]
几乎所有研究论著认为，《布尔塞维克》是当时中央的机关理论刊物。《关于出版〈布尔塞维克〉的决议》确定了《布尔塞维克》的性质（定位）、任务和隶属关系。本文的结论是，这是一张当时党的临时中央机关报，主要根据是，决议原文把《布尔塞维克》称为“报”，没有说它是理论刊物。究竟是“报”还是“理论刊物”，关键要看它登载的内容。《布尔塞维克》第一期除了发刊词和社论，其余篇幅都以新闻为主，比如《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的这篇纪念性文字，介绍了他们同敌人英勇搏斗、慷慨就义的经过，许多细节感人至深，新闻色彩浓厚。《布尔塞维克》登载的对知名革命者的悼文多达几十篇，每期报道一位或几位为革命献出生命的英烈，除了赵世炎、陈延年还有罗敬、施英、萧楚女、向警予、春木、张太雷等被国民党杀害的革命家。从第11期起，专门开辟《我们的死者》栏目，记载那些顽强斗争、不屈不挠的共产党员的壮烈事迹，号召民众“要踏着他们的血路前进”。
《布尔塞维克》刊载的大量文章，都“用事实说话”，让读者认识当时革命形势的严峻性和党的斗争策略。第1期《八一革命之意义与叶贺军队之失败》《革命叛徒的写真》《革命的江苏农民》等文，以记述重要事件为主，重现了蒋汪反共反人民的阴谋嘴脸和党领导的军队、农会干部的顽强反抗，深刻反映了革命的挫折、沉痛的历史教训和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1928年2月20日出版的第18期刊载的重头报道，一桩桩鲜活的新闻叙事令读者震撼。《反动派与海陆丰苏维埃》《最近自发的农民暴动之趋势》《印度的五卅运动》《国民党的御用工会与上海工人》《云南社会与政治概况》《东昌的农民暴动及其发展趋势》等11篇报道与新闻分析，对国内外两个阶级的大搏斗进行了深刻描述，赞颂了被压迫阶级取得的暂时胜利。这一期刊载的主要理论文章有三篇，即《中国革命低落吗？》《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中国土地问题与土地革命》（续），不仅在理论上回答了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发展，而且每篇文章都列举不久前发生的重大事件，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
《布尔塞维克》上的大量报道与新闻分析，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工农革命群众的罪行，让广大群众认识蒋汪的残暴与凶恶。瞿秋白在创刊号的社论《反对南京、武汉的军阀斗争》中指出，国民党和军阀一样“屠杀和压迫工农”，实行惨无人道的白色恐怖，是一群吴佩孚那样的残忍暴徒。“大多数民众愈加要受压迫，兵士群众枉然的做炮灰……都只是加重对于工农的剥削和压迫”。？譺 《布尔塞维克》发表了《惨无人道之中国白色恐怖》《从吴佩孚到国民党的杀人政策——一九二八年的二七纪念》等系列报道，深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累累罪行。作为当时党中央的喉舌，《布尔塞维克》的首要任务是谴责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革命遗嘱的行径，让全国人民认清他们勾结军阀、投靠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敬告读者，现在“民众多看见的国民党，已经不是从前的革命的国民党，而是屠杀工农民众，压迫革命思想，维持地主资本家剥削，滥发钞票紊乱金融，延长乱祸荼毒民生，屈服甚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激励革命者在血泊中站起来，继续点燃革命的烈火。
以上列举的刊载稿件，大部分带有新闻的性质，称其为党中央机关报符合实际。在52期中，《布尔塞维克》共发表了88篇理论文章，占刊文总数的20.23%，将其定性为理论刊物根据不足。正因为如此，1929年中共中央对它提出进一步充实理论宣传的改进意见：“特别要注意使党的理论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的内容充实起来，使经常担负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指导在实际问题中如何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5]1928年11月，《红旗》和《上海报》创刊后主要承担报道新闻的任务，《布尔塞维克》才逐渐转变为党中央的专门理论性机关报，具体时间大体为1931年1月后。因为1931年1月27日中央特别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将《布尔塞维克》的性质规定为“中央理论机关报”。[6]
二、《布尔塞维克》吹响农村暴动的号角
从《布尔塞维克》前两卷的大量报道看，蒋介石一叛变，工农群众就立刻投入武装反抗的洪流。1927年4月25日，广东英德县城及小江乡汇集了五六百人的工农武装，攻打国民党县政府，建立北江地区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失败后北上参加南昌起义）。这一事件让党内一些同志茅塞顿开——中国革命只有采取武装斗争形式，才能打破反动派的残酷统治。6月13日，毛泽东、蔡和森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在武汉接见了逃亡这里的农会干部，听取湖北农民被缴枪、被杀害的申述，发出《临字第四号训令》，要求湖南湖北的国民党省党部保护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动员农民反击土豪劣绅和反动军队的袭击。此后，身为“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的毛泽东在汉口一家旅馆对湖南的农会代表说：“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在毛泽东的启发下，6月29日湘潭西乡和宁乡农军在沩山宣布起义，同安源工人武装会合后掌握了千余条枪，成为秋收起义的先声。7月4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对陈独秀把“农军”改成国民党的“安抚军合法保存”，表达强烈反对的立场，再度提出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实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7月底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又提出，“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定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7]
《布尔塞维克》和其他地方党报报道数月前发生的这些工农武装暴动和毛泽东的意见，尽管是旧闻，却让共产党人看到革命烈火在燃烧。7月26日，湖北发生了潭洞、鸡麻湖和鱼湾暴动，成立了丰霖乡和鱼湾苏维埃政府。8月初，八一南昌起义后，九江德安县召开数千人群众大会痛斥蒋介石、汪精卫，组成一支30人的农民武装，在永丰、木环垄等地活动，两次打退国民党德安县警备队的进犯。南昌起义和中国工农武装起义的消息传到国外，共产国际幡然自悔，不再强调与国民党合作并向其让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1927年8月7日临时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果断纠正和结束了中央执行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明确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8]，第一次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确定湘、鄂、赣、粤四省在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地区举行秋收起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布尔塞维克》刊载了这次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指出，党要继续坚持和发展革命，必须把着眼点转向发动工农，“必须与工会农会建立密切的关系。指导他们，使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这方面去”。《布尔塞维克》多次刊载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著名论断，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罗盘。
《布尔塞维克》从创刊到1929年末，不断向各级党组织发出“武装暴动”的号召，吹响农村武装斗争的号角，陆续报道了各地农民军抗击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对湘西、鄂中天门与沔阳、鄂东的麻城与黄安、皖北的阜阳和皖西六霍等地千人以上的26次暴动，都作了详细介绍，赞扬农民武装斗争的胜利，分析遭受挫折或失败的原因，为后来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指引了方向。《布尔塞维克》用大量篇幅肯定了朱毛红军在井冈山的斗争，把白色政权包围下生存的红色政权，视为世界革命的范例。1928年《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25期刊载的《浙南、浙东、赣西革命势力扩展》一文，记录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打击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解决土地问题的创举，描述了毛泽东在井冈山率领贫雇农打土豪、分田地的轰轰烈烈的场面。《布尔塞维克》在《反动统治的动摇与革命战争的开展》的述评中，评价朱毛红军的胜利对国民党统治区的震动写道：“最著名的自然是朱毛所领导的红军，两年间经过国民党数次的围剿，国民党的报纸也曾无数次宣布其围剿的胜利，但事实终是事实，朱毛的红军直到现在还是日趋发展。三月，朱毛占据了长汀上杭，在闽南一带发动了广大的农村斗争，同时也扩大了自己的武装组织。”
《布尔塞维克》报道工农武装暴动的同时，还发表了多篇研究农村武装斗争的经验和策略的文章，预测了农村武装割据的胜利前景。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强调，建立工农政权是武装斗争的首要目标，“工农的武装暴动并不单是杀人放火。工农武装暴动是工农群众的斗争，是要积极建立工农的政权之斗争”。[9]《布尔塞维克》在《武装暴动的问题》《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两个国内战争》《最近自发的农民暴动之趋势》《一个月来各方革命形势》等文章中，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可能性与历史条件，确定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
三、《布尔塞维克》对“三个战略转折”的宣传
在中国共产党转向武装斗争的历史关头，《布尔塞维克》这盏高悬的明灯不断照亮前进道路，多次引导革命者从曲折的困境中走出来。从1927年夏到1932年初，《布尔塞维克》先后宣传了党的路线的三次转折，既有正确的决定，也有沉痛的教训。这“三次转折”的要点是：（1）把中国革命视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报道中国农村暴动的同时，部分内容转向对世界革命形势和苏联成功经验的思考，引导读者摆脱大革命的失败情绪而转向迎接“革命高潮”;（2）由宣传发动农村暴动转向鼓吹夺取大城市，从批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转向推行“左”倾机会主义;（3）宣传中共中央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的革命方针逐渐转向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的独立领导。
1928年末，《布尔塞维克》开始重视对世界革命形势的报道，拿出一定篇幅介绍苏联的革命经验和建设成就，让中国共产党人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1928年12月，《布尔塞维克》刊载了《十月革命对于中国革命之经验》一文指出：“十月革命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之最后出路，只有暴动起来，夺取政权，建设自己的专政。”“十月革命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一个口头上的理想，它已经在世界上七分之一的土地上，建设了自己的国家。”？譼 1929年6月2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宣传工作决议案》，提出：“以往党对于国际问题的宣传做得很少，中国革命运动在国际间的宣传，更差不多完全没有，反对世界大战的宣传亦非常不普遍，对于反动派诬指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并不能为有力的辩明，甚至许多同志还感觉拥护苏联的口号，有些说不出口。苏联的实际生活，工人农民兵士妇女的状况，经济政治的组织，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我们都没有具体地向广大群众介绍。这样严重的缺点，不但使中国革命不能超出狭隘的民族的范围，并且显然不能号召群众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奸计。”[10]《布尔塞维克》刊载的《苏联十三年建设的成绩》《苏联集体农业运动近况》《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时代》《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等报道和评论，全面介绍了苏联工农业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
《布尔塞维克》在1929年6月集中宣传了中国农民暴动转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世界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布尔塞维克》报道“六大二次会议的宣言”时，配发言论号召中共全体党员带领群众为推翻一切剥削制度而斗争，中国革命正在走向共产主义。《宣言》说：“全世界的统治阶级都处在大革命火山之上了！继续加紧斗争呀！促进这一火山更快的爆发起来，把帝国主义的统治炸毁，使中国民族与全世界被压迫民众都得到彻底的解放，把全世界资本主义吃人的制度，轰成灰烬，造出一个光明灿烂的共产社会！中国革命万岁！共产主义成功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国际万岁！”
发生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起始于美国，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全球大萧条导致各国几千万工人长期失业，动摇了欧美资产阶级的统治，德国纳粹党及法西斯借机上台。全世界到处是反抗的呼声，从1926年起英国市民就拿起武器，组织了民间武装;奥地利出现了“黑色维也纳”与社会民主党的“红色维也纳”的对抗，成立了名为“还乡团”（Heimwehr）的洋枪队。[11]1922年至1936年英国共产党组织了六次“全国饥饿游行”（National Hunger March 1928-1930年规模最大）;奥地利工人从1929年初开始不断上街游行，终于酿成1934年2月12日—17日的自发性武装起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认为世界性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多次对中国共产党下达命令，立即组织城市工人罢工，在大城市夺取政权。《布尔塞维克》从1928年10月开始大量报道上海、苏州、武汉、广州等地的工人斗争，先后发表了《上海邮务罢工的经过与教训》《反动统治的动摇与革命斗争的开展》《上海法租界水电厂工人罢工》等报道，对江南造船厂、华商电车公司、上海大生纱厂罢工等连续宣传鼓动。项英写的《一九二九年“五一”以来的工人斗争》一文还列出表格，对上海1929年5月—12月罢工的次数做了统计。？谫 《布尔塞维克》把报道城市工人斗争作为宣传重点，标志党中央由发动农村暴动向鼓动武装夺取大城市的转折。为了表达支持共产国际的决议，《布尔塞维克》还发表了六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德国及其他各国党内右倾派别的决议》《告柏林无产阶级书》？譿 ，高高举起加入世界革命行列的大旗。
《布尔塞维克》的宣传发生这种转折的同时，也开始由农村暴动向鼓吹夺取大城市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转折。这是一次由革命狂热走向激进失败的转折。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认为，中国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中国共产党立即行动夺取政权，实现一省数省乃至全国胜利的时候到了”。“中央扩大会议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当时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12]1927年11月，瞿秋白及其临时中央的领导制定了推动“以城市为中心”的工农总暴动方针，《布尔塞维克》对“两湖暴动”“广州起义”“上海暴动”接连做了报道，特别是对12月11日的广州起义进行了全面宣传，还出版了两期《广东报道特刊》。瞿秋白在《布尔塞维克》发表了多篇“盲动色彩”浓厚的文章，最典型的一篇是《中国革命低落吗？》，认为“中国革命无疑是在高涨，问题只在革命领导者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力量”。这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和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广州起义就失败了。
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的低潮，夺取大城市的革命战略不可避免地把正在积蓄的革命力量暴露在敌人的枪弹下，给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瞿秋白写的《武装暴动》一文强调，“革命势力的发展，到了有几县，半省，甚至一二省内工农暴动胜利前途的时候，城市自然要成为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读 1928年7月，《布尔塞维克》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决议案的通告》，批判“盲动主义”玩弄暴动的字眼，是小资产阶级式原始农民的急躁情绪，崇尚“烧杀主义，忽视城市工人阶级的倾向”。？讁 “党在这样盲动的策略之下，又受到可怕的损失，如果继续的是这样发展下去，将不可免的要使党走到灭亡的道路。” ？